1、毛泽东此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并写了这一篇报告。
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而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
他们的错误，主要是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
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
一九二七年春夏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叛变，发动“清党运动”和反人民的战争，主要就是乘了共产党的这个弱点。
2、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路和方法在此文中可以管中窥豹，比如
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从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为什么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说的是完全相反的结论呢？
是因为：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
变了天地，还是变了人间。那些城里的绅士总是要维护自己的利益，总是要表现一下自己的与众不同和高明。
地主阶级、特权阶层可以压迫农民，可以把农民打入另册，可以捉农民游乡，这都不过分。
一旦农民这样对待地主，就有一帮子说过分，说未免太不成话了。
当年农会没有成立，农民饱受压迫的时候，这群说公道话的人在干什么？当时也没有听他们出来放一个屁？
3、现在还是如此，一些公知，一些专家，动不动就靠着一张大嘴胡说八道，为外国的行为洗地，为卖国行为辩护。动不动摆出一副高高在上，公道的嘴脸，不知道那里来的自信去评价别人。
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这种议论，在长沙颇盛行。我跑到乡下，听见绅士们说：“农民协会可以办，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这种议论，和右派的话是一个意思，都是说农运可做（因农民运动已起来，无人敢说不可做），但是现在做农运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都是些“痞子”。
当年就是如此，屁股决定脑袋。
农会夺走了他们的特权，他们又不敢明目张胆的反对，职能这样说一些风凉话。
想问的是，谁给他们评判农民和农会工作的权利，他们有啥资格说这些话。
回头来到现实，那些包藏祸心，不参加一线抗疫行动的人，总是有机会，有场合夸夸其谈，造谣传谣。这种人在任何时代的都不会缺席，只不过是改变了样貌和方式而已。
以前是在报纸上说，现在是在微博上，或者在日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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