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端午节,陪儿子去图书馆,从书架上抽出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毕飞宇的文集,坐在方形的椅子上,于圆桌边略略地翻,周围聚集着写作业的少年,看绘本的孩子,偶尔有软软的小女孩的声音和清脆的小男孩的声音交汇,也没有破坏图书室的宁静。

读着读着,泪流了出来,笑也露了出来,虽然南方和北方的农村有极大的不同,但是,在毕飞宇的文字里,我却寻到了一股浓浓的熟悉的味道。
2
在《汤圆》这一篇小文里,作者写了某次机缘巧合自己吃了八个汤圆,结果被母亲认为“他吃了八个圆子,他爱吃圆子”,只有作者自己明白,“吃伤了”。
看到“吃伤了”这几个字,忽然就想起来年少时自己的故事。
我在整个少年时期,不仅是普通普通的猪肉,连过年过节才能打打牙祭的羊肉也不吃,不仅仅是不吃,连看到肥猪肉熬成的白白的猪油,猪油上面漂浮着的那层黑红色的干干的肉渣,都会极度不舒服,当然,闻到羊肉的膻味也都不舒服到想吐。
我母亲常常忧心忡忡,“这个小妮子,一点肉都不吃,真是没治呀!”
其实,母亲只是忘记了,我最初并不是不吃肉的,却反而是因为吃过了太多的肉,以至于“吃伤了”。
我能清楚地记得那次事故。
在腊月临近过年的时节,我家每年都会请人来杀一口猪过年。平时还算稀罕物的猪肉,唯有在杀猪的那一天,可以敞开了肚皮尽情地吃。
院子里聚集了一堆人,热闹的谈笑声,混合着猪肉汤的香味,在上空盘旋缠绕,透出一股浓浓的喜庆。
等到人群散去,小院恢复了平静之时,母亲才发现了我的异样。
我蔫蔫的,仿佛放搁了好几天的蔬菜,没有了水分的滋润,无精打采。我跟母亲自述,“老觉得怪难受,想吐。”
父亲闻声走过来,摸了摸我的额头说,“不热呀,没发烧。”
母亲大约经验更多一点,忙急急地问我,“你吃了多少猪肉?”
我摇了摇头,记不清楚了,光想到每次大锅里盛出来热乎乎的东西,猪肉也好,猪肝也罢,甚至是骨头汤,母亲总是给我盛到碗里,疼爱地说,“趁热多吃点。”而我也就默默地都吃下去了,并没有判断吃了多少,光知道“很好吃!很香!”
母亲一边慢慢给我揉肚子一边安慰我道,“不要紧,就是吃肉吃多了,降(读音xiang,汉字是哪个并不晓得)着了,消化消化食就好了。”
但是,那次仿佛并不是“降着了”那么简单,应该用“吃伤了”更为妥帖,因为从此以后,我整个少年时期都一直无法吃肉,甚至看到闻到都受不了,以至于过起了和尚尼姑般的“素食”生活。
3
在《补丁》这篇小文里,作者提到了“布票”一词,说在那个年代,倘若想买布却没有“布票”,那就会寸“布”难行。
这与我的记忆不谋而合。
在我的记忆里,“布票”类似于现在的公交车票,薄薄的长方形纸片,上面印着各种数值,每次买布料做衣服,不是说“多少钱一米布”,而是说“多少钱一尺”。

那时人们买成衣的少,都是在集市上买了布,然后找裁缝去做,布料颜色以暗淡为主,灰色,青色,蓝色,军绿色居多,制成的衣服也总不合体,最初是肥肥大大,一段时间就是瘦瘦小小,肥大的时候感觉衣服里还能装进去个人,每次穿衣服,袖子都得挽着,瘦小的时候,肩膀窄窄的,连抬胳膊都困难。
最有意思的是那时男女的裤子样式不同,男的裤子是前面开口,女的裤子是右侧开口。我记得那时穿的裤子右侧开口的地方,里面会缝上一个硕大的口袋,手绢之类的就盛在里面,还有纽扣,就是没用松紧带,必须用腰带。
腰带的样式也五花八门,小学时候的腰带就是做衣服的边角料做成的长条,当然也不叫“腰带”,直接就是“束腰绳子”,花花绿绿的,满可爱,美中不足的是如果系了个死扣,又着急上厕所,却又解不开,那就只能在厕所的地板上猴急猴急地上窜下跳了,最后解决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找人用硬硬的指甲撕开,或者用尖尖的牙齿咬开。倘若这两种办法都无效,就只好采取第二种办法,就是简单粗暴地直接用剪刀或者刀子割断了。
等到上了初中,也算半个大人了,为了面子起见,大人们就会花上块儿八毛的从集市上给买来一条线腰带,虽然与后来出现的皮带相比,还算丑小鸭,但是总归是有了卡子,不至于出现因为系了死扣而在厕所里上窜下跳的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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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童年的记忆还有很多很多,都不需要回忆,就这样鲜活地冒出来,宛如一窝刚刚孵化出来的小鸡,叽叽喳喳地,令人忍不住捧起来,东瞅瞅西望望,着实可爱,心下也便跟着欢喜起来,也不管这小鸡吃了食之后会弄的身上脏兮兮,臭烘烘的,只记得它们欢天喜地地叽叽喳喳,很是令人喜欢,以至于想拿起笔,记录下它们的美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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