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十八芳华——与武汉同行》引出的同学佳话

作者：罗时汉    侵权必究，授权转载见文尾。

幼稚 单纯 真挚 热情

半个世纪的飞翔

由《十八芳华——与武汉同行》引出的同学佳话

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本世纪唯一的芳华之年。

一部城市简史和市民自传集合的编年史正在武汉民间众筹之中。

逾二百人来稿来图，纪录从1949年的十八岁到2018年的十八岁。

他们中有刘政德、管用和、夏菊花、胡照洲、刘富道、何祚欢、郑举选、

冯天瑜、严昌洪、黎笙、余启新、董宏猷、刘谦定、罗建华、樊星、李乃蔚；

也有宋晓丹、洪烛、丁援、夏青玲、郭海燕、王恒绩、撒贝宁、沈嘉柯、王荔、刘亦菲、邹超颖……其中不乏历届政******协委员和21世纪“新武汉人”。

每个人的回忆都打下了时代的烙印，都是城市前行的鲜活见证。

还有大量珍贵照片和物证资料，反映城市匆匆身影和生活情节。

书中展现的人世万象和城市风景，是一个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斑斓世界，是一道跨越七十年的历史长廊，是一部鲜活形象的市民履历表和生动深刻的武汉城市史。

似乎每个人的十八岁都是青涩的。他们或许不一定都置身那些城市事件，但历史——武汉文化的生成史，就是每一个体生活的土壤和根基、精神的家园和乡愁。

组稿是艰辛的，过程中有许多故事。其中引发出这样一段佳话。

汉口老通城曾家第三代曾宪德先生较早响应来稿，写他1961年十八岁时经历：饥饿年月挺过难关。

按照主编的要求，他寄来了几张当年照片。

一张是50年前在武昌实验中学养猪场的大合影。

这些师生都是谁？曾宪德发动不下十个同学大讨论，2019年1月13日反复考证出结果:

猪场劳动照片是1959年12月底或60开年，因有个同学即最后一个李必中（孤儿，平时没穿过袜子）学期末就休学没来了。

全体人员名单：

第一排 何允辉、李上智、张明星、曾宪德、田腊珍、姚水兰、任修明、刘业琪、余启宪、陈文韶、詹莲；

第二排 翟光辉、毕师傅、侯治玉（一班班主任）、黎老师（代理班主任）、陈瑛（生物）、舒老师（生物）、蒋萍洋、盛竟成、林鹏飞、李汉才；

第三排  李永进、杨哲、宋克非、王汉明、张继斌、刘松柯、刘守元、邹用文、杨志明、王炎章、张默佳、徐琼华、徐银珍、方鑫；

第四排  马涨龙、曹启全、汪石揆、郑月康、孙宝璋、严智庆、刘有满、刘保焱、陈昌瑶、张益慰、夏兰菊、梁家栋、李必中。

如此精准的考证，一个不拉地罗列出来，这是多么深刻的记忆，又是多么深厚的感情啊！

该书主编罗时汉发出上述感叹，非常羡慕这份同学情份，认为这是宝贵的史料。

曾宪德与罗时汉2006年相识，在他的鼓励下，于2016年创作出版了《汉口老通城曾家》史实三部曲，写出了汉阳曾家的百年创业史，同时也展开了城市历史演变和人文风俗的画卷，是家史，也是城史。

有感于这一份交情，曾宪德非常理解这本书的创意，极力配合。就第二张在长江大桥下大合影的说明文字于3月26日向罗时汉发来如下信息：

我们班也因您的启发在自编班级回忆。他们都知道我尊您为师。

中学同学王汉明1960年参军离开学校前，我在他的练习本上即兴写下……当时不满18岁。

我们49年后重聚，念诗时，几次哽咽断读。

王汉明同学参军入伍时，有38位同学给他题了＂临别赠言＂。我给您发来，有兴趣就看看，每个人当年的题词增加了当年照和近照。

此专题相册已做成。赠言很有时代特色，很感人。但由于时间久远，大家自己写的什么已经遗忘。今特把诸友所写发于群中，大家回顾一下自己59年前的文字还是很有一些情趣的……

王汉明发来了他的自述：

1960年6月初，武汉市飞行员选调，经过反复体检和审查，学校终于通知我被录取了，我感到无比的自豪。

同学们听说我即将进航校，个个替我高兴，都说“这是你的光荣，也是我们四班共同的光荣”。纷纷给我题“离别赠言”。徐琼华挥笔写道：“心中万语无从起，一句话先给你：愿你为祖国、为人民建奇勋，看燕上布满红星。”刘业祺更向我挑战“看谁先RU*****党”；陈文韶也鼓励我：“在不同的岗位上共同进步，为我们伟大的DANG献出毕生力量。”  

我一遍遍地读同学们热情洋溢的留言，心潮澎湃，热泪盈眶！心中暗下决心，在部队，一定要好好学习了，掌握本领，绝不辜负同学们的期望！

但令我终生遗憾的是，我没能驾驶银鹰飞上蓝天，原因是中苏关系生变，拒供飞机、航空器材、油料及飞机制造技术，致使许多飞行学员无缘登机。

附 曾宪德文章：饥饿年月挺过难关。

（载《十八芳华——与武汉同行》前卷）

1961年，我在武昌实验中学高三理科毕业班，是住读生。我家住在宝积庵武汉师范学院三区的宿舍。每到周日傍晚就要回学校，步行出发第一个目标是“三角路”，走过相邻的机关后，房子就很少了。泥土的公路旁，是一大片延绵到沙湖边的农田。步行不到半小时，就到了著名的“三层楼”。

半年前，“自由市场”获准开放，小摊小担如同天降迅速摆满三层楼街口，这里一下繁荣火爆起来。特别到傍晚，从公汽11路三层楼起点站开始直到三角路，整个街面就都成了集贸市场。花样好多好多：一块钱三斤的红萝卜、一块钱一节的蒸藕（拳头大）、一块钱两个（如小孩拳头大）的炕红苕……吸引着一纱厂、裕华纱厂、天一印染厂的工人和附近的居民。而一角钱三根的野篙芭、一角五一碗的稗子粥，尽管分量太少，却受到我们这些身上只有几毛钱又正在长身体的中学生的欢迎。

如何度过这“自然灾害”的荒年？我和同学业琪在学校后园包下一块双人床大的菜地，最终享受了一次苋菜丰收，每人分得了一书包菜，高高兴兴背回家。

学校还组织我们喂猪自救。我被分去学兽医，如同专业那样狠下功夫，还学会了注射和解剖。一天下午，已经到了放学时间，猪群被确定出现了瘟疫。我接到紧急任务，一个人到近二十多里外的白沙洲农场去取回急需的药，没有公汽，步行！到达农场时天已全黑，幸好有热心工作人员帮助，我取到了药。然后独自一人步行在恐怖漆黑的田间道路，离八铺街剩下两公里路时搭上了一辆拖垃圾的马车，后半夜才回到学校。

病死的猪，我们负责解剖，除去有害部分后交给食堂，从没有人偷分过猪肉。在凤凰山脚下的养猪棚外，切苞菜煮猪食，同学们也从不偷吃。有次获准把垃圾中的苞菜兜子煮来吃时，我们高兴得像过节一般。

在“武昌机床附件厂”劳动时，铣工徐师傅开始有些嫌我笨手笨脚的，挖苦话很多。可有次下班时他把两斤粮票掉到了机床边地上（这是我们五顿饭的定量啊），被我拾到。第二天上班时交给他，他大为感动，以后我们相处极好。

饥饿还在继续，每周末回家时，看到的是憔悴的父母、饥肠辘辘的弟弟和妹妹。尽管我们家比一般人家经济上相对宽松，读小学的弟弟还是因缺乏营养患上了浮肿，可因此有了三斤黄豆配给，他高兴得不可一世

。父亲也因长期吃不饱已经得了浮肿病。他46岁生日那天，我们两兄妹（不要弟弟小妹参加）便凑了一斤多粮票，在武师食堂打了一斤米饭（扣除杂粮后的主粮——大学主粮比例较高），要父亲吃一顿饱饭。父亲看着桌子凝视了半晌，使劲笑了一笑，装着无事般、三下五去二就把一大盆饭轻松刨光了。然后还笑眯眯地看着我们问：“再来一碗，有吗？”

父亲是武汉汽轮机厂的工程师，儒雅、风度翩翩。曾经受老家农村的侄儿之邀，星期天到东西湖去挖野藕。他挖回的藕又小又瘦，好像尽是梢子和梗子，完全没有自由市场买的好吃。回家时还满腿是泥。父亲为了让我们多少补一点，便每周六从自由市场买些藕、苕回来给我们加餐。

我们虽不能尽兴，但也能称得上打牙祭了。也不知父亲哪来那么多钱，直到上大学我钟情于音乐时，才知道父亲卖掉了解放前为母亲买的那部钢琴，一千多元，全部用在了补充我们的伙食。

另一个在拼命设法让我们吃饱的是母亲，这位富家生长的大小姐一辈子都没干过什么体力活，可冠以“华贵”一词概之。她笨拙地在师院三区开出了一分多荒地，种上了恐怕是世界上亩产最低的蔬菜。

1961年，政府给了她“高知”待遇，每月有半斤甜饼，不过这实际都成了我们弟妹的待遇。有次母亲欢欢喜喜去商店买出点心、捧在手上时，后面飞过来一个人“噗”地一下飞夺过去，一边跑还一边往口里塞，很快不见踪影。母亲当时吓呆了。

暑假期间，母亲在学校组织下到农村劳动。此时农村开始有自留地和包产到户，情况已比城里强得多。一个月后劳动结束，她得到农民的慷慨应允，获准买了一担南瓜。母亲如同获得大奖般，用七八个大线网把它们装了起来。然后千辛万苦、艰苦卓绝地拖到几公里外的候车处……

这时我已高考落榜在家，粮食定量一下减了6斤。正长身体的18岁，还真靠吃南瓜挺过了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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