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几乎可以成为所有艺术的初步划分，诗词亦莫能外。而中国古诗在这两个方面均存在明确的源头，即风骚。
诗歌发展以盛唐为高峰，而站在峰巅上的两人自然是李白、杜甫，他们两个无可争议地成为浪漫与现实的两面旗帜。这种区别主要是题材与立意造成的，纵观李白之诗，少有忧国忧民者，即便有，也多半带有吹比的特征；杜甫则不然，其诗少有不忧国忧民者，及其地健康向上。
就意境来说，唐诗有两大影响深远的流派，分别是以王孟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和以高岑为代表的边塞诗派。
山水田园诗源远流长，上可追溯到陶渊明、谢灵运，若将山水田园的概念稍加扩张，便可将正常生活中的意境全部囊括其中，因此在唐朝，若是没写过几首山水田园诗，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个诗人。例如孤篇横绝的《春江花月夜》，首句便是“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山水田园可也。
边塞诗亦可上溯六朝，至高适、岑参为顶峰，至今似乎很难再有发展。其意境多以大漠、黄河、高山、孤城、羌笛、胡琴、骏马等，其心境多为思乡、离愁、报国、闺怨等，其情景则为离别、咏古、功名、饮酒等，可谓硬汉必读之诗作。
边塞诗在盛唐极为盛行，以山水田园诗著称的王孟二人，各有边塞作品，例如王维的“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孟浩然的“胡地迢迢三万里，那堪马上送明君”，均属边塞诗作。
所以，边塞、田园乃是依据意境和主题的划分方式，而非创作团体，亦非创作风格。只不过但凡提到边塞，必难清新秀丽，而易豪迈悲慨而已。
而李杜之后，唐诗的创作空间、创作规律已经几乎被摸了透彻之后，才有白居易开创了新乐府运动，这才是具备创作主张的诗派，具体说来便是在精神上学习杜甫，但格律上不拘于律诗，内容上以写实事为主。至白居易、元稹时期，明确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念。
从创作难度上来说，是不如杜律的，也更适合今人学习。
若是反推当时诗人们的心态，庸俗地讲，或许也是为了避开与老杜在律诗上争锋，又无大李那信口吹比的才气，也只能选择这种稳妥的方式发展自己的主张。
而韩孟诗派则走了另一条道路，即刻意追求立意奇绝，从而脱离李杜盛唐时代的窠臼，算是杜甫精神的另一延伸，即“语不惊人死不休”，对这种精神贯彻到底的当属鬼才李贺。
李贺与李白的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天马行空，然而太白诗让人看了觉得很自然，而长吉之诗，让人觉得不知道该从哪里看。单一句“黑云压城城欲摧”，请问李贺是在城楼上、城楼下还是半空中？
讲到这里，我们对唐诗流派便有了大概的认识。如果主张写律诗，且诗中多有忧国忧民的情绪，那显然在学习诗圣；如果诗写的很现实，但格律并不规范，那学的便是元白；如果为诗清新绮丽，以身边意象为主，心无大志，那多半学的王孟；如果用韵奇诡，意象也奇诡，那学的便是李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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