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3日至27日，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华美协进社等机构共同主办的“郭秉文与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和中美教育交流——纪念郭秉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100周年国际研讨会”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隆重召开，郭秉文的名字再一次从沉睡的历史中向我们走来。
郭秉文曾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先驱者之一，也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最为活跃的教育家，在二十世纪20年代，他曾连续三次作为中国政府的首席代表出席世界教育会议，并连续三次当选世界教育学会副会长，他的这一历史殊荣，无人能出其右，既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
郭秉文也是一位被岁月湮没的杰出教育家，他曾是二十年代中国最为著名的大学校长之一，被誉为“东南大学之父”，在国立东南大学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郭秉文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当时的国立东南大学被世界教育界称之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大学”，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当时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现代大学。
国立东南大学坐落于历史古城南京，这是一所不事张扬的重点大学，但其厚重的历史却是相当的悠久和复杂，现在的东南大学与历史上的东南大学虽然存在着一定历史渊源关系，但此东南大学已经非彼东南大学了，倒是同城的南京大学与历史上的国立东南大学渊源更深更密切一些。
国立东南大学于1921年6月6日正式建立，与国立北京大学是当时中国仅有的两所国立大学，1927年7月被更名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2月又改称江苏大学，却引发校名风潮，同年4月24日，又被确定为国立中央大学，成为中华民国时期的最高学府，1949年后则更名为南京大学。而现在的东南大学则是于1988年5月由南京工学院升格大学改称而来的。而南京工学院则是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以南京大学工科为主组建的，校址为原国立中央大学四牌楼校址，而南京大学则以原金陵大学鼓楼校址为校本部。但东南大学和南京大学都源自于1902年创建的三江师范学堂及后来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而当时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声誉甚至可以比肩北京大学，在教育界和民众之中素有“南高”和“北大”之称，“北大”以“文史著称”，而“南高”则以“科学明世”，这两所大学是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两大支柱，如同现在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无论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还是国立东南大学，都与郭秉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南高”和“东大”之所以业绩辉煌和声名远播，都与执掌“南高”和“东大”校政的郭秉文密不可分，郭秉文担任这两所著名大学校长达10年之久。我们以现代人的目光审视郭秉文的学历背景，郭秉文绝对是从事行政教育的科班出身，1914年就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是中国学人中第一个获得教育学博士的人，其博士论文为《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当为中国教育制度史上的开山之作，这在当时的中国绝对是绝无仅有的，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博士，但蒋梦麟与郭秉文相比，则是晚了三年，蒋梦麟应该是郭秉文的学弟。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是全美最著名的教育学院，成立于1887年，实验主义教育大师杜威、著名教育家孟禄等一批教育名家，都曾云集哥大的教育学院，除了郭秉文和蒋梦麟之外，胡适和陶行知也都曾在哥大学习，后来也都成为中国教育界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
郭秉文（1880—1969）字鸿声，江苏江浦人，1880年出生于上海青浦，其父亲是一个在上海行医的医生。1896年，郭秉文毕业于上海清心书院，上海清心书院是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和夫人于1860年2月在上海创办的教会学校，郭秉文在这所教会学校里受到了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和英语的全面训练，毕业时留校任教一年，之后郭秉文又在上海邮电和海关等涉外场所工作了10余年，对中国的社会状况有了一定的体验和了解，其视野也逐渐开阔起来，毅然放弃了收入不菲的职位，于1908年赴美国留学，此时的郭秉文已经28岁，与所有留美学子所不同的是，郭秉文是一个具有10多年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的年轻人，进入具有长老会背景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学习理科，以图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当时也曾在这所学校读机电工程专业，但梅贻琦是1910年入校的，是郭秉文的学弟，1911年，郭秉文获得伍斯特理工学院理学学士。
1911年，郭秉文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攻读教育学，这次专业领域的转换，也是郭秉文思想转换的结果，他把自己的远大理想和抱负，定位在教育救国上，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美丽的校园里，亲历西方科学民主的沐浴，亲耳聆听众多学界大师的教诲，不仅在学术上收获颇丰，而且在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都受到了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影响，他潜心学习和研究教育学理论，同时思考未来中国的教育问题。
郭秉文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深得导师杜威和孟禄的亲授和青睐，并与之建立起良好的师生关系，若干年后杜威和孟禄来华访问和讲学，郭秉文都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郭秉文在攻读博士学位之余，还充分展示了其过人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能，鉴于郭秉文在留美学生当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他被推举为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主席，全面负责留美学生的组织与服务工作，而郭秉文也得益于这一职务的责任和便利，为他全面了解美国各大学中国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以及广泛结交留美学生提供了便利条件。
郭秉文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求学经历，进一步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构建了他独特的中西合璧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在杜威和孟禄等导师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熏陶、教诲和影响之下，建立起西方教育模式和教育体系的框架，为他能在中国进行高等教育实践和改革，在教育理念、知识结构、组织能力和人脉关系等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4年，郭秉文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尚未拿到博士文凭，就收到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江谦的聘书，邀请郭秉文出任教务主任一职，并请他代为在美国的留美学生当中延揽师资。中华民国成立时，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第一任教育总长，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教育的主张，江苏的有识之士呼吁在南京筹建高等师范学校，以培养中等学校的师资，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两江师范学堂的基础上成立了，并于1915年8月11日正式招生。
1915年1月，郭秉文拿到学位之后立即回国，积极协助校长江谦筹备建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谦年长郭秉文四岁，时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教育行家，国学功底深厚，而郭秉文通晓西方现代教育，二人珠联璧合，配合默契，学校发展迅速，很快就在中国有了相当高的知名度。
1918年3月，校长江谦因病长期修养，由郭秉文代理校长，1919年9月1日，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委任郭秉文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此时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在时代大潮的裹挟和推动之下，郭秉文对“南高”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首提开放“女禁”，积极倡导男女同校，为了冲破社会各阶层的阻力，郭秉文与执掌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蒋梦麟和胡适等人商定，“南师”和“北大”一致行动，共同开放“女禁”，“南高”从1920年暑期招生时开始招收女生，并录取了8名女生，50多名旁听生。消息一经披露，立即引起朝野和舆论哗然，甚至连南高的老校长江谦都极力反对，可见这项改革措施的阻力之大，但开放“女禁”这一功在千秋的历史功绩，郭秉文是功不可没，从此之后，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崭新的一页。
1920年4月，郭秉文在“南高”校务会议上正式提出建立国立东南大学的建议和主张，经过与教育部沟通，同意以“南高”的教育、农、工、商等四个专修科改建为国立东南大学，各本科仍由“南高”继续办学，经过一个时期的筹备，1921年9月，国立东南大学正式挂牌成立，郭秉文担任校长。这样，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国立东南大学实际上是双轨制运行，只是两所学校都由郭秉文出任校长，经过一个阶段的磨合，郭秉文又积极推动两校的合并，1923年6月，“南高”正式并入国立东南大学，学校办学规模迅速扩大，全校共设5科31系，教职员工300余人，在校学生1500余人。郭秉文模仿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学体系，终于在中国首次将师范教育纳入综合性大学之中，而国立东南大学也从此具备了现代综合性大学的一切特征，学科覆盖面之宽，居全国大学之首，很快就在社会上声誉鹊起，成为国内一流的大学，能够在当时社会动荡、学潮不断、经费短缺的历史条件下，国立东南大学能够快速崛起，这不能不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
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教育方式开始由私塾向学堂发展，而学堂的所需的中小学教师则由专门的师范院校培养，这一模式竟一直延续至今，现在中国的综合性大学几乎都不设师范学院了，而当时郭秉文的教育理念是“寓师范教育于大学之中”，郭秉文留美多年，哥伦比亚大学就是综合大学办师范教育的成功典范，郭秉文对此推崇备至，他认为中学以上的教师必须有宽厚的基础知识，必须是双料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在学科单一的师范院校里，很难从根本上提高教师的质量和水平，而在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大学里，能够很好地协调通才与专才的关系，通才不致空疏，专才不致狭隘，综合性大学的优秀人才，经过一定的师范教育和训练，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
郭秉文的这一教育理念，至今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目前中国师范教育确实存在着许多可商榷之处，首先是高水平的师范大学非常少，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低水平的师范院校却又大量存在，导致所培养的师资水平很低，而师范院校的入学门槛要比综合性大学低很多，由于单一的师范类院校层级不高，社会影响力不大，许多优秀学子都竞相报考综合性的著名大学，报考师范类院校的学生都是一些低层次的考生，进而形成恶性循环，致使我国的师范教育始终处于一个低水平状态，现在的师范教育甚至远不如民国时期的师范教育，这也是制约中国教育水平提高的重大问题，应该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晚清以来，中国大学的办学模式主要模仿日本，而日本却是学习和效法欧美等国家，甚至中国早期的留学生都是前往日本留学，直到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老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才在中国掀起了留学美国的热潮，自1909年起，每年都有一批官费生赴美留学，自费留学美国的学子也不在少数，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才渐渐开始影响中国。郭秉文是将美国大学模式引入中国的第一人，而且是将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模式引入东南大学的办学之中，可谓是起点甚高。东南大学实行的选科制、评议会、董事会，处处可见美国大学模式的痕迹，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设置学校董事会，在大学的职能定位上——面向社会，服务社会。
让我们认识和了解一下东南大学董事会的作用吧，《国立东南大学董事会简章》规定：“董事会决定学校大政方针，审核学校预算决算，推选校长于教育当局，决定学校科系之增加或废止、变更，保管私人所捐之财产，决议学校其他之重要事项，董事会是全校立法和决策机构，地位与校长并列甚至更高。”国立东南大学这种领导体制在中国国立、公立大学中当是首次建立。在东南大学正式成立前，就组成了东南大学董事会，遴选聘任的董事阵容十分强大，让国人十分震撼。当时东南大学董事会成员如下：张謇、蔡元培、王正廷、袁希涛、聂云台、穆藕初、陈光浦、余日章、严家炽、江谦、蒋梦麟、荣宗敬等人。当时的报纸评论道：“此次所举诸董事或为耆德硕学，或为教育名家，或为实业巨子，于社会事业均极热心。东南大学得此助力，此发达之速可预卜矣。”国立东南大学董事会不仅加强了学校与政府、教育与社会的广泛联系，也极大提高了国立东南大学的社会知名度，而且为学校在解决资金、物资供给以及与地方融洽相处等各方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国立东南大学筹建之初，郭秉文就借鉴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建立经验，积极倡导社会捐资助建，若有人独资捐建，图书馆就以其别号命名；若有人集资兴建，就将其芳名刻于铜牌，悬挂在图书馆内正厅。现在国内许多大学都建有逸夫图书馆或以“逸夫”命名的教学设施，这些都是由香港大亨邵逸夫捐资兴建的，并以“逸夫”冠名，这种捐资方式就来自于美国传统的影响，邵逸夫先生一生慈善济世，不愧为是中国最伟大的慈善家。
郭秉文曾亲自游说江苏都督齐燮元，劝他独资捐建东南大学图书馆，齐燮元以其父亲的名义捐资15万元，建了“孟芳图书馆”，以后又陆续筹资17000余元，图书近3000余种，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也大大改善了东大学生的学习条件。校董之一的穆藕初独资兴建了东大农学院的房舍，并捐资66000两白银，资助东大教师出国进修深造。东大生物馆也是校董筹集资金兴建的。郭秉文在国立东南大学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做法，也被其他大学所效法，对整个近代中国大学的管理体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立东南大学的所谓面向社会，就是办学资金必须从社会上筹集，尽管东南大学是国立大学，但政府的教育拨款入不敷出，不足以支撑一个大学的正常运转，向社会募集资金是美国大学的通行做法，也是一个大学校长最主要的职责之一，如果大学和校长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不够的话，是很难募集到社会各阶层的捐助，办学资金也就很难得到保证，郭秉文以期个人的人格魅力和行资办学的影响力，在社会上广募资金，确保了国立东南大学的建设和发展。郭秉文一向主张办学经费需要“政府和社会合力并筹”，“非资群策群力不足以立”。学校建筑项目都是通过社会筹集和赞助来实现的，而政府的教育经费只能保证教职员的薪水开支。学校的系科设置都是根据社会需求来设置和调整，此为面向社会也。
所谓服务社会，就是让大学生走出象牙塔，使大学除了承担传授和研究学问的基本职能之外，还要服务社会的职能，这是现代大学的一个显著特征，郭秉文在办学中，积极遵循和倡导这一原则，并做出了一定的成绩。郭秉文还在全国率先开办了暑期学校，邀请著名学者前来授课和讲学，甚至连美国的杜威、孟禄，德国的杜里舒等国际著名大师都应邀前来讲学。
国立东南大学成立之前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以“科学明世”著称，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科学社”的整体进驻，中国科学社是任鸿隽、杨杏佛、赵元任、胡明复、周仁等9人于1914年6月在康奈尔大学发起成立的，并创办月刊《科学》杂志，向中国国内介绍和传播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后来又都转到哈佛大学，正在哈佛大学的竺可桢也成为其中重要成员之一，当郭秉文执掌“南高”和“东大”期间，中国科学社的许多成员都应郭秉文之邀回国任教，中国科学社也于1918年迁回国内，总部就设在南京，因此“南高”和“东大”成为中国科学社骨干成员的云集之所，郭秉文广揽天下英才，聘请了一大批各学科领域的精英，中国教育界遂有“孔雀东南飞”之说，这里录下这些教授的名单，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百度搜索这些杰出教授的生平和学术成就。
文理科（中文、历史、哲学、外语、政治、经济、数学、物理、化学、地学等系）：刘伯明、柳诒徵、王伯沆、张士一、楼光来、梅光迪、吴宓、吴梅、顾实、王易、蒋维乔、汤用彤、孙本文、林天兰、萧纯锦、周鲠生、朱君毅、李玛、凌冰、陈中凡、罗家伦、梁实秋、陈衡哲、任鸿隽、胡刚复、熊正理、竺可桢、孙洪芬、张子高、王琎、何鲁、熊庆来、叶企孙、段调元。
教育科（教育、艺术、心理学）：陶行知、陈鹤琴、徐养秋、汪懋祖、吕凤子、李叔同、程其保、郑晓沧、孟宪承、陆志伟、廖世承。
农科（生物、农艺、园艺、畜牧等系）：秉志、邹秉文、胡先骕。
工科（机械、土木、电机工程）：茅以升、涂羽卿、沈祖玮。
商科（普通商业、工商管理、会计、银行理财、国际运输各系）：杨杏佛、马寅初、潘序伦、李道南、沈兰青、胡明复、陈长桐、瞿季安、林振彬。
体育：卢颂恩、张信孚、麦克乐。
从这些著名教授名单中就可以看出，“南高”的文史也丝毫不逊色于北京大学，除了云集大批著名的文史教授之外，还有“学衡派”的形成。1922年1月，《学衡》杂志创刊号由中华书局出版，至1933年停刊，存世11年，共出刊79期，由梅光迪等人发起，吴宓担任主编。《学衡》的宗旨在于“阐扬旧学、灌输新知”颇与新文化运动有一点格格不入的味道，但这一学派却又都是积极倡导科学的，这种格局也充分体现了郭秉文倡导的人文与科学平衡的精神。
正当郭秉文在国立东南大学校长任上干的风生水起的时候，1925年1月6日，郭秉文突然被北洋政府教育部解除了国立东南大学校长的职务，郭秉文事先并不知情，他自己也是在7日由沪返宁的火车上，从报纸上获知这一消息的，感觉颇为突然，甚至还有些莫名其妙。北洋政府如此急不可耐地宣布免除一位大学校长之职，这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还鲜有先例。
郭秉文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大学校长，而且在国内外都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郭秉文到底触动了谁的“奶酪”，必欲除之而后快。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问题，且流传多种说法，一说受直系军阀齐燮元的影响，一说汪精卫欲染指东南大学校长，种种传说不一而足，有待学者进行深入的探究这一历史事件。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割据时期，政局动荡不安，各种派系林立，彼此讨伐，互相倾扎，政客之间的尔虞我诈，殃及到一所无辜的大学和他的校长，自此，国立东南大学进入动荡和萧条时期，许多知名教授都在此间离开了国立东南大学，任鸿隽去了四川大学，竺可桢去了浙江大学，陆志伟则去了燕京大学，这三位东南大学的骨干，后来都来都成为这三所大学的掌门人。东南大学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校长，导致东南大学的整体实力遭到严重的削弱，一直到蒋介石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罗家伦出任由东南大学变更为中央大学首任校长时，这所知名的国立大学才渐渐恢复元气，并焕发了勃勃生机，成为中国第一高等学府。由此看来，一所大学的校长是多么的重要，而遴选一位称职的校长也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郭秉文从此退出中国教育的舞台，再也没有机会执掌大学，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遗憾。
郭秉文所创立的国立东南大学，完全是效仿美国大学体系建立的，他所聘请的的教授，也都是具有游历欧美顶级大学经历且学有专长的学者，国立东南大学的办学模式，对中国高等教育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南高时期”，还是“东大时期”，其中许多师生都成为中国教育界的翘楚，更有多人执掌著名大学的校长。诸如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北洋大学、交通大学校长茅以升、重庆大学校长何鲁、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中山大学校长胡先骕、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校长吴有训、燕京大学陆志伟、圣约翰大学校长涂羽卿、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清华大学校长叶企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严济慈等等。
在郭秉文、陶行知等人的倡导和推动之下，南高和东大的附属学校的教育模式也成为标杆和效法的对象，从而促成了中国整个现代基础教育体系的形成，开创了中国“六三三学制”中小学学制的建立。而由陈鹤琴主持的“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实验幼稚园”的鼓楼幼稚园，也在全国得到推广，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的幼稚教育事业，所有这一切，都源自于郭秉文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基础。
郭秉文深知政治之险恶，不愿身陷其中，也担心东大师生受到伤害，挂冠之后悄然离开学校，赴美游历考察教育，并在芝加哥大学担任讲座教授，期间又到英国参加世界教育会议。
郭秉文的去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国立东南大学也长时间陷入易长风波之中，郭秉文执掌南高和东大时期，党派之争还没有形成气候，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还缺少一定的话语权，南高和东大的执掌者及学校的教师，大都是留学欧美的，深受西方文明的熏陶，也颇具民主思想，因此学校包容各种思想和主张，成为自由思想的堡垒，学者和教授治校也成为必然。
然而随着中国国民党取得执政地位，党化教育开始渗透到大学中，并逐渐形成一种趋势和气候，甚至规定非国民党党员不能出任大学校长，从此中国的大学不在是学术自由的净土，而大学学术自由与党化教育之争，也一直成为中国大学的主要问题，并且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1926年5月，郭秉文、胡适与他们的老师——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禄在纽约共同发起创办了“华美协进社”，这是美国第一个以美国社会为对象，专为美国人开设有关中国课程的教育机构，也是一个非营利的民间文化机构，旨在通过各项教育与宣传活动，来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与文明，以此增进美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郭秉文出任首任社长，一直到今天，“华美协进社”依然存在，并在中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郭秉文一生中还有过两次出任国民政府官员的经历，这两次任职经历都与孔祥熙有关，1931年，孔祥熙出任工商部长时，郭秉文出任工商部国际贸易局局长，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时，郭秉文于1941年3月出任财政部次长兼中央贸易协会主任。
郭秉文还曾在四十年代初担任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兼秘书长一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是一个福利性质的机构，这个国际组织的任务是负责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害国家的善后救济工作，于1943年11月在美国华盛顿成立，发起人为美国总统罗斯福，当时有48个国家参加。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中受害最为严重，是最需帮助的国家之一，而施予帮助的国家，主要是美国、英国和加拿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的联合国，与1945年在旧金山成立的联合国，不是一个概念，而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的参战国家，因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成立时，还没有联合国这一国际组织。
1958年，已是78岁高龄的郭秉文倡导成了“中美文化教育协会”，由美国著名汉学家恒慕义博士担任主席，郭秉文担任副主席，曹文彦任执行秘书。恒慕义是一个著名的传教士，曾在燕京大学任教，是一个中国通，其子恒安石曾于1981年至1985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这个学会的活动主要依托台湾驻美国大使馆文化参事处，经常举办各种文化活动，郭秉文经常事必躬亲，策划安排周详，每逢活动都亲自出席，与大家见面，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奔波忙碌。1969年8月29日，郭秉文在美国逝世，享年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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