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书| 文/邱 林
“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清代剧作家孔尚任在《桃花扇》中的最后一句唱词，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个消逝的时代留在历史舞台最后的身影。除了使无数观众掬得几捧清泪的士大夫侯方域与才女李香君爱恨离合以及前朝遗民的故国之思，晚明的历史之变已经成为了一种属于中国文化的“记忆之场”。
著名历史学家李孝悌撰写的《恋恋红尘：明清江南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一书用了一章的篇幅论述《桃花扇》。他写道，“旧院与秦淮的欢乐转头成空，个人和南京的颓废，却因为朝代的衰亡，意外地得到道德的救赎，而显得格外的沉痛、悲凉。这种逸乐与政治交织，颓废与兴亡与共的巨大落差，经由《桃花扇》一剧艺术性的锤炼，像史诗一样流传于后世。”
在阅读《恋恋红尘》之前，我以为李孝悌想说的是那种讲士大夫抛开世俗的烦恼，纵情山水，享受生活，讲他们的风流雅事的一本书。但等看到这本书时，粗略翻了一下，发现居然是李孝悌撰写的九篇论文（书中分为九个章节）组成，我犹豫是否再看下去。好在我没有放弃阅读，结果真正打开读的时候，却觉得出奇的好读。
我看这本书，最大的收获是关于冒襄、王士禛、袁枚和郑板桥这几个士大夫生活的全貌。以往看这几个人的相关介绍基本都是从他们从政或者是作为文人方面的一些知识，而这本书是直接从他们的生活出发，从生活中的细节去研究这些明未清初士大夫喜欢与才女交往的人生经历。
作者对冒襄、王士禛、袁枚和郑板桥的“生活史”挖掘得淋漓尽致。正是从看似琐碎的生活细节入手，对士大夫、普通民众特别是妇女的情感动向进行大胆的描述和复原，去还原更加饱满的几个人物形象、更加完整的江南城市市民生活。
例如冒襄，这个被武侠小说家梁羽生写进《七剑下天山》的传奇人物。由明入清，“忠臣不事二主”观念根深蒂固的士大夫群体，要么以死殉明，要么改节事清，或者过着捉襟见肘的退隐生活，而冒襄却“能同时保有遗民的气节和精致的文化生活”，是一个很突出的特例。
朝代兴亡，虽然切断了冒襄的仕途之路和经世宏图，却也让他能全心全意享受生活，经营出一个充满雅致、逸乐气息的世外桃源。冒襄与才女董小宛在水绘园的生活中，充满了雅趣，不论文辞书画，还是饮食器用，冒董二人的家居生活，都将明清人士与秦淮风流女子的闲雅文化发挥到极致。
在朝廷思想趋于严格的十八世纪，我们仍然能够透过一些性质特殊的数据，体会到士大夫喜欢与才女交往的款款深情，那么在道德意识松动的其他时代，我们当然更有理由期盼看到和18世纪类同的城市的气节和精致的文化状态。对于我们在探索情欲这片微澜之水时，就有了可以上下回旋的坐标。
从袁枚的私生活到对“自由”的思考便是极为精彩的一例。比之于冒襄“水绘园”世界的逍遥，袁枚的“随园”生活显得更加任性。发现自己无法适应官场生活之后，袁枚买下随园，过上了“完全依照自己意志、喜好、节奏”的生活，或是与宾客宴饮唱和，或是四处玩乐纵情山水，并留下了大量的记录。
在袁枚的记录中，“情欲、美食和狂野的宗教想象，都是醒目的题旨”，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才女的颂扬，朋友总结他一生所好，乃是“临水登山，寻花问柳”八个字。《恋恋红尘》将袁枚的生活和才女情歌放在一起，一针见血地进行总结：“袁枚淋漓尽致的演出，再加上民间情歌丰富多端的情欲类型，让我们更加相信，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其实存在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私密领域，没有礼教的侵扰和钳制。”
冒襄、袁枚等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他们与才女交往的方面，相对于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对于文本和师承谱系的研究。这种生活史其实弥补了这些典型人物日常的一面。我们看《恋恋红尘》不难发现，士大夫阶层这种享乐其实也是一种思想和观念的表达。
明未清初还有一个表象是，“淫词戏曲”和通俗小说十分流行。例如《霓裳续谱》《白雪遗音》以及《缀白裘》中的曲文。这些或委婉含蓄或直白火辣的歌曲大多出自才女之手。当然也有例外。有些曲文并不是出自女性，而其传播，靠的多半是四处流动的商旅和精通琴棋书画的才女。
《恋恋红尘》对士大夫们生活史的研究看似细琐，却往往能够提供一个完整的横切面和统合点，来重新架构一套具有特色的传统文化风貌。当“士大夫文化”一词被广泛、普遍的使用，却鲜少愿意停下来，想一想士大夫文化中的“文化“究竟指的是什么时，我们对士大夫日常生活中细节的描述，也许就有更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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