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5月,那是一个夏天,感谢妈妈!我降生于世。
那是个穷困潦倒的时期,家里能有隔夜粮的就属于富户人家了。当时我爸是响当当的贫农,八辈儿的,是所谓根正苗红的杰出代表。
我的姐姐端午节的前一天我像一个病秧子一样出生了,妈妈说,刚生下来的孩子都丑,但真没见过我这么丑的,瘦的皮包骨,核桃大小般的脸上都是褶子,若不是因为是个带把的,我估计都够呛能活。
那时的姐姐已经学会了走路,在那个少吃没穿走路都得扶墙的年代,姐姐的生命力不可谓不顽强。妈妈说那时的姐姐也是面黄肌瘦的,可看见瘦的像个小老头的我,她的小脸上带着甜甜的笑。我想她是在高兴自己有了个弟弟,可她肯定没想到从此以后她身后会多一个“”拖油瓶”吧?
当时已经开始了计划生育,我家一儿一女是标准的幸福家庭,不像有的人家为了生儿子,担惊受怕,东躲西藏的。爸妈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生产生活上了,因为包产到户,家家都有了自留地。我的监护人就变成了姐姐。那时不论干什么,姐姐的一只手里总是拉着我,妈妈说,一群孩子在一起跑的玩,我们总是最后一个,她拉着我的小手在后面追,但从来没有丢下过我。
后来我上了小学,我和姐姐在一个学校,那时学校也是个“”拼哥”的地方,受了气都叫哥哥给出头,有一个哥都不好意思往出叫,可我就一个姐,愣是没受到欺负,我估计姐的口才好,肯定是那时候练出来的,那小嘴叭巴的,谁也说不过她。
我的姐姐姐姐的学习特别好,是我们学校唯一的一个三道杠---大队长。那也是我在学校里扬眉吐气的一段风光岁月,尤其是姐姐考上当时县里重点高中的时候,那是轰动四邻八乡的一件大事了,我们校长带领全校师生敲锣打鼓绕着公社走了整整一个上午。姐姐带着大红花走在最前头,我也心花怒放的在队伍后面跟着走。那个场景不知道姐姐忘没忘,我直到现在都历历在目。
三十年前考大学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时代,那时的大学学历还是块金字招牌,足金里的千足金。因为国家是包分配工作的,就是说毕业后直接可以就业,上班赚钱。
命运有时玩劣的像个孩子,让人生气而又无奈。姐姐的大学通知书在开学半个月后才姗姗来到,是我们县里的大学,距离我家不到一公里。可那时姐姐已经在北京的一所自费大学开始上课了,而且读的是她最喜欢的外语学院,怎么办?
这边是最普通的大学,但它对一个农村人来说有一个致命的诱惑,就是包分配,落城市户口,而且学费低。尽管当时的分配已有了鸡肋之嫌,但仍然不失吸引力。爸妈进行了短暂的交流,说这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应该让姐姐自己来决定,可当时读高一的我还是读懂了父母话里的意思。我花了一个小时给姐姐写了一封长信,信封后面写了三个急字儿还画了一根鸡毛。信里我劝姐姐一定要留在北京,不要回来,因为我的潜意识告诉自己,在那个被称作国家心脏的地方,以姐姐的才华一定会迸射出璀璨的光芒。
靠着姐姐的一封家书,只有小学文化的妈妈愣是从茫茫人海中精准的找到了姐姐,在天安门前拍了照片后,姐姐也“欣然”的回来就读她的大学。
在看到姐姐的那一刻我问她是否收到了我的信?姐姐点了点头,笑着说她的弟弟长大了。我当时对姐姐发怒了,那是我人生第一次那么凶的对她。姐姐没有辩解,只是在那里沉默着,我知道了她的不甘,我太知道所谓的自主决定权了,里面会有多少自主的成分。我也知道我紧随其后成长的步步紧逼,给姐姐的自由选择带来了多么大的阻力,毕竟当时我们的家庭还是贫寒的,从农村搬到县城,借了一堆外债才有个属于自己的立锥之地,承受不了那么大的经济压力呀!
一晃都三十年了,现在的姐姐已经有了一个和睦的家庭,靠着自己的打拼,在寸土寸金的广州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买了车子,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姐姐说她很知足,过的很幸福。
人生没有重来,我们也没有看透未来的眼睛,但我总觉得生活怠慢了我的姐姐,那一次的选择,她一定失去了些什么,也许就是一场富贵,也许是另一段精彩的人生。
听见汽车在大门口鸣笛,我知道分别一年的姐姐回来了。
我的姐姐拉开门我看到英俊潇洒,高大挺拔的姐夫下了车,兴奋无比的外甥女遥下玻璃露出头,高声喊着姥姥和姥爷。随后我从玻璃上看到了笑颜如花的姐姐,那一瞬我的心彻底的舒展开了。
失去什么都不重要了,哪怕是失去了一个世界。抓住的才是自己的,得到的才值得珍惜,最重要的是,此时的姐姐是幸福的,因为我看到她眼角细细的皱纹也开成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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