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学历史,还是学文学,王安石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一方面,他是北宋最富争议的政治家,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人生前位极人臣,却被旧党广泛仇视,死后千年间又被世人误解、唾骂,即便不算千古第一人,也相差无几了。那么,真实的王安石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还是简单说下王安石吧,不然就没办法帮助大家了解他。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中国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王安石在庆历年间中进士后,起先在地方任职,政绩卓著。在北宋仁宗皇帝末年,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但未被采纳。神宗皇帝继位后,任翰林学士,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继续阐述变法主张,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陆续制定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后拜相,主持历史上赫赫有名也极具争议的熙宁变法。后因保守派(即旧党)和变法派(即新党)之间的争斗,以及变法派内部的分裂,再加王安石与神宗皇帝二人的分歧,王安石先后两度罢相,最终退隐于南京,直至终老。
从生平上看,王安石此人简直就是为了变法而生。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都在准备变法或主持变法。早年在仁宗手底下干活的时候,仁宗性格懦弱,没办法撑起变法这伟大的事业(看看庆历新政就知道,守旧派一发威,仁宗就把范仲淹等人贬斥了),后来得遇神宗,终于遇到知音,并最终得以施展自己的才华。然而,在整个变法过程中,却又遇到了极其强大的阻力。
一是保守派的阻挠,众所周知,任何变法在一个国家中都是很难实现的,就拿商鞅变法来说,如果没有秦孝公的支持以及后继者秦惠文王的坚持,那么结局注定是失败的,当然商鞅本人的下场并不怎么样。而后如唐朝的王叔文变法、北宋的庆历新政、清末的戊戌变法均以失败告终,甚至很多人为此付出生命。主要原因就是保守派的阻力。保守派们大多采取祖宗法度不可变、不配合、诬陷攻击、在民间散布于变法不利的谣言等方法攻击阻挠变法,意图最终摧毁变法。而这些,在王安石变法中都遇到了。当时,社会主流士大夫绝大部分都采取抵制新法的态度,这就使得王安石很长时间无人可用,只能找一些有才无德的人来。而诬陷攻击、散布谣言更是家常便饭。记得冯梦龙《警世通言》中有一篇《拗相公饮恨半山堂》,讲的就是这事。
如果说保守派属于外部问题还能通过排除异己来解决,那么,新法自身出现的问题可就没那么好解决了。缘何如此?这主要是因为王安石的性格问题。世人称之为“拗相公”,为何?就是说他性格执拗,认准一条路,十头牛也拉不回来,遇见错误不肯改正,又容不得别人批评。我一度怀疑,是不是因为他的性格,才导致保守派不愿意配合他的。在新法制定时没有好好做调研,新法实施发现问题后又不可能改正,加之新法实施监督不到位,本来立意很好的新法在实施过程中逐渐变了味道,反而引得老百姓怨声载道。最终上面不支持,下面不喜欢,又怎么变得好这个法。而到了变法后期,王安石任用的如吕惠卿之流更是利用变法排除异己,乃至连王安石自己都被打击,实在可悲。
其实,王安石的变法是有必要的。当时,北宋立国百年左右,已经开始出现历朝历代都会遇到的问题,如土地兼并、利益集团庞大、官僚体系臃肿。如果不变法,早晚得如其他王朝一般最终被农民起义推翻。然而,有先见之明的王安石看到了这一点,神宗皇帝同样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君臣二人一拍即合,决定变法。但两人在变法的道路上,只知要变,却不知如何变,怎样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而是采用冒进的方式一味蛮干,最终反而把整个国家搞的党争不断,进而混乱不堪,加快了衰败的速度。如果,王安石在变法时,摒弃掉自己执拗的那一面,能够和司马光所代表的保守派讲通道理,使朝廷上下一心,那么变法未必不能成功。毕竟,北宋一代的士大夫,还是很有使命感的,像司马光,虽然保守,但这个人决计不是为了个人利益阻止变法,只是这个老大爷对变法不那么理解,有疑虑,认为轻易变法会伤国本而已。
如果把司马光和王安石综合一下,估计变法也就成了。其实当时不是没有,但是太少了,就好比苏轼,也是历尽民间疾苦后才知道变法的必要性,只可惜东坡先生明白的太晚,空有才华,却被后来那帮只知党争的家伙打压打压再打压,一直打压到了海南岛。
最后用王安石的一生之敌司马光的评价作为结尾,毕竟最了解你的人就是你的对手: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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