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跟人家讲，我上大学的时候，学校在山上，对方第一反应总是“真的假的”，然后便戏谑地说：“那可真是东北山沟沟了。”
比较幸运的是，大一竟和三个浙江妹子分在了一个寝室。
宝莹和阿财是温州人，因为她俩的缘故，我们和隔壁班的大铖、谢妈这两个温州姑娘一直保持了良好的联谊关系，史称“大浙江帝宫”。
帝宫人的昵称差不多都是我起的。本来每个人的称呼都是叠称，红红、财财、莹莹、铖铖、婷婷，以及欢欢。
看过《恶作剧之吻》的人应该都熟悉“阿财”这个名字。阿财姑娘还有个美名叫“土豆财”，因为她每天吃土豆。
大红是因为，我联想到有个很有名的颜色，叫大红。刚开始她是拒绝的，甚至一度给我脸色，但并没有什么用。
大铖嘛，不记得为什么了，大概只是因为这么叫比较好玩吧。
宝莹的这个名字，来的比较凑巧。大一量体做系服时，量体的学姐把她的名字看成了“宝莹”，并且大声地叫了出来，于是我们一路笑回寝室。刚开始她也是排斥这个名字的，还一度装作没有听到我们在叫她，但最终还是屈服了。唉，环境真的很可怕。
貌似只有谢妈不是我起的，为什么这么叫她呢？原因不详，可能是因为她很宜室宜家吧。
至于我么，作为报复，大铖管我叫“大欢”，阿财管我叫“欢猪”。
1
大一英语班，我们六个除了大铖，都被分在了同一个A班。大铖的班也叫A班，但我们是比较好的那个A。
英语老师是个美女，叫宁静。她每节课都会让一个学生上台英文演讲。
我实在不擅长在那么多人面前发言。新生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一再词穷，然后低头“沉思”。
轮到我演讲前，阿财说，你别到时候说不出来，又在台上磕头。
宁静老师给我们讲过一个笑话：她以前平翘舌不分，听别人说“十是十，四是四”这个绕口令很难，她就在心里想，这有什么难的，sí sì sí，sì sì sì。
作为典型的师范院校，学校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妥妥的尼姑庵。大一的时候，每次要出去逛街，都会和室友说：“我要下山化斋去了。”
山脚下有好几个旧书摊，路过的时候，总要装作文化人翻翻看看，问问有没有某位大家的书。
有一回，一个阿姨的摊子上摆了两摞78年版的鲁迅作品单本，看起来简直不要太有沉淀感——不过应该是山寨版的——一时兴奋，挑了十来本抱回山。
阿财和宝莹看到，惊叹说，她们也要买，于是两人一起下山了。回来以后，两人看到我，笑得花枝乱颤。
她们说，那个卖书的阿姨说，刚刚有个矮胖矮胖的小孩买了一大堆鲁迅的书走。
呵呵，因缺斯汀。
2
短发那会儿，最烦的就是去理发店。理发师永远听不懂“不要剪太多”和“稍微再剪一点”的度在哪儿。
一天阿财、大铖、谢妈就说，那我们来帮你剪好了，肯定不会像理发店一样乱剪。
我坐在椅子上，脖子以下裹着床单，她们拿着手工剪、理发剪，在我头上为所欲为。
刚开始，她们让我说一说自己的要求，我还当真了。剪了一半，她们拿镜子给我看，此后，我放弃了挣扎。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不要相信在野党，上台以后都一样。
剪完以后，她们在我身边摆了POSE，让大红给我们拍照，美其名曰“爱情魔发师”。（参考以下《爱情魔发师》剧照）
她们想象中的自己
实际上我的发型
她们好像玩的挺开心的，因为她们好像就是各剪各的，没有什么分工配合，并且没有人注意到我心如死灰的表情。
后来每每提起这件事，阿财始终都沉浸在自己手艺很好的幻觉中，还幻想着以后找不到工作，可以靠这个手艺吃饭。我说，我胆子也是够大的，竟然放心把头交到你们手上，阿财回我：我们剪的不是挺好的吗！
短发有一个好处——干的快。学校电压从来就撑不起吹风机，所以我每次要下山，洗完头就出门了。
入冬后的某一天，我和大红从宿舍楼后的小路下山，才到路口，我发现刚洗完的头发，结！冰！了！一根一根，跟冰锥一样从脑袋上垂下来，酷毙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湿着头发出门过。
3
一直很憧憬夜市摆地摊的生活。
高中毕业的暑假，和同学一起进了100多元的小饰品、手机套，摆了一周地摊，一共卖了十三块钱，其中八块还是表姐捧场的。
正好有段时间，大铖和谢妈买了一堆设备要卖水果茶。她们在篮球场外放了张小桌子，几个泡沫箱，正式营业。
我去光（蹭）顾（吃）了几回。她们生意惨淡，但看起来好有趣，我决定也要重拾“地摊生活”。
我在网上购了一堆小班长、PK脆、蜂蜜小鸡腿、QQ糖、巧克力三角、金味麦片、印尼千层以及棒棒糖。我还自制了账本，列了详细的价目表。
没等出摊，小鸡腿和麦片已经被室友买的差不多了。
囤了满满一箱的货后，我开始以各种理由推迟开张，室友各种嘲笑各种催，而我岿然不动，直到零食被我吃完，地摊体验宣告结束。
这件事告诉我们，做生意最好不要挑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卖。
4
温州妹子长到那么大，在家都没见过几次雪。
2013年冬季的第一场雪，恰逢周末，早上十点，大铖婷婷很兴奋地把我们叫起来，要去玩雪，宝莹永远的睡神，没有加入我们。
红色橡胶跑道，绿色塑料草地，全都覆上了一寸厚的雪。室外几乎没有人，我们跑进操场，留下一串脚印。
虽然我和大红不像她们三个这么没见过世面，但是要疯，也就一起疯了。五个傻子尖叫欢呼，挨个仰倒在地上印人形坑，然后打雪仗，堆雪人。
然而，我们对北方的雪的兴趣，仅仅维持了一场雪。再以后，便就习惯了，再以后，便开始厌烦。
“怎么又下雪了。”
别看雪景很美，雪化时分简直就是噩梦。
几寸厚的雪几天内是不可能是化尽的，人来人往把积雪踩实了，成了冰，一不小心就会滑倒。学校会组织学生铲雪，但是铲不干净，总会有一层薄薄的冰留在地面。等到一周左右，冰终于快化完时，一场雪又回到了解放前。大一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均摔过至少两次，姿态各异。
我们偷懒，经常抄小路去上课。“小路”要穿过篮球场，篮球场外面有个小滑坡，结了冰以后难走到爆炸，每次我们至少要两两相扶才敢走。
有一回，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忘记相互搀扶了，大红滑了一跤，脸朝地面趴倒。大红的姿势实在好笑，但那时大家还不是特别熟，我只能忍着，忍到内伤。
不过再难走的路也阻挡不了我们的懒，直到学校因为安全隐患把那条路封了，我们才乖乖走大路。
那一年生日，她们想给我一个惊喜，就让大红缠着我，她们先回宿舍布置。后来，宝莹她们说，经过食堂外面的小树林的时候，因为走太急，阿财又屁股着地滑倒了，她坐在地上，一面很焦急地到处摸索，一面嘴里喊着“我的眼镜呢我的眼镜呢”，宝莹说：“你眼镜不是在你头顶吗？”原来是落地太用力，把眼镜弹到脑袋上了。
我们南方人大概自带摔倒属性。东北同学走在冰上如履平地，有时候走着走着还能滑一小段，潇洒的很。这个技能，直到毕业我都没学会。
5
大一期末分了新寝室，我们四个和四个东北同学成了室友。
分寝后辅导员给我们开大会。
我们的辅导员是个絮叨油腻的中年男子，十分官僚作风，每次开大会，总要让两百多号人等他半小时，讲话风格呢，可以参考《西游记后传》里的武打动作。
那天，大教室坐满了大一年段学生，导员在台上翻来覆去讲些陈词滥调，我和大红听着听着就开始开小差——好吧，其实根本就没有在听。
刚开始还只是小幅度地打来打去，慢慢演变成了推搡。两人都觉得很好玩，一瞬间忘了此时是在开会，一边打闹一边咧着嘴笑。突然，听到导员厉声喊道：“你们两个上来。”
我俩起初装作不知情的样子，正襟危坐，以为这样导员会作罢，但他不依不饶把我俩拎上去了。
我和大红在整个教室——全院大一学生的目光下，站在讲台旁边。我俩莫名还是很想笑，于是导员叫大红站到讲台另一边去。
“我早就看到你俩了，我倒想看看你们能玩到啥时候……她都这么打你了，你还跟她玩？”
这种万人瞩目的场景，实在很难不笑，再加上我俩一左一右，跟门神似的，想想就可乐。但是众目睽睽下，导员又在训话，好像再笑就太挑衅了，于是我瘪着嘴，控制自己不要笑出声。
我俩就这么站到大会结束。
回寝室后，大红说：“都怪你哪，一直打我干嘛！”
新室友惊讶地说，她们一直以为导员说的被打的人是我，因为我全程一副委屈兮兮的可怜样。
好吧，其实我才是蔫儿坏的那个。
东北室友，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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