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段雪生推介的第三本书，主标题叫做“帝国的回忆”，副标题是“《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这是一部藏于一份大洋彼岸故纸堆中的历史，由一篇篇精细、郑重的报道写就，这部历史始于1854年，讫于1911年，但是这只是本书辑录的部分，我相信还要更为巨量、翔实的资料依旧安睡在大洋彼端的角落，等待故人来阅取。而故人，重又换了几度衣冠了……
纽约时报创刊号发表于1851年，也就是说它尚在哺乳期，就已经在关注一个衰老大帝国的点滴新变化了。我们后人有幸能够读到这么真实、细致的材料，真得感谢这个当时的“孩子”，如今，它已经活了一个半世纪了。我要向《纽约时报》致以敬意。
匆匆浏览一遍本书的部分目录，也许就能激起你阅读的欲望：
“1854年的上海：自由港”
“1877年的上海：火轮信使”
“1886年的上海：租界见闻”
“1908年的上海：对美贸易出口”
“光绪皇帝学英语”
“清国铁腕袁世凯采访录”
“李鸿章访问纽约记”
“孙逸仙博士被清国驻英使馆绑架”
“孙中山贷款闹革命，秘密计划曝光”
一些文字，能让我们能清晰感受到清国面对列强的屈辱。
“如果一个政府变得软弱，以致于无法行使它的行政职能，那么，‘它的权利’与它的行政能力也就一同消失了。”
“吴健彰宣称他奉命回到上海，将依据老规则征收关税，要求领事‘授权予他’。英国领事的答复是，除非清国收复上海，重建海关，否则免谈关税。”清国派遣官员商谈征收海关税，英方直截了当地答复免谈，除非你能收复上海。这也就是第一段文字所展现的意思：没有能力，意味着丧失主权。
尽管清方建立起收税的机构，试图表示强硬的态度，但是结果也只是：
“10月，有一艘奥地利商船进港，装卸完货物后启锚离开。这艘商船既没有申报也没有结税，逃避了所有的海关责任。但离港后，也未遇到来自清国当局或其他外国政府的任何阻碍。”
这是1854年的清国，当时太平天国的内乱正在最顶峰的时候，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即将到来。
再看1877年的清国——上海，上海在太平天国的内乱中，成为乱世中的一块飞地，大量人口聚集此处，经济因此腾飞，在这之前，它并没有什么起眼之处。在1877年的美国人报道中，我们也看到上海已经铺设了铁路和电报线，但是清国的原住民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铁路和电报线对当地的清国人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它们经常被人为地中断，尤其是电报线。天朝的人民无法理解电报的工作原理，他们认为是洋人雇用了机敏而无形的鬼神，在线路内来回穿梭，传递信息。”结果“有一次，因电报线附近某个人生病，一夜之间，一英里长的电报线就被毁坏了。”
“从这里到吴淞口，有一段试验性质的铁路，尽管只有十英里远，但列车总是拥挤不堪。这条铁路在商业上是一次成功，但当路旁的茅草屋和干草堆几次失火后，清国民众疾呼抗议。大清政府最终买下了这条铁路，将其运往台湾。”
“他们将几次茅屋的失火归咎于铁路。”
“他们责怪电缆打扰了他们安葬在地下的祖先们休息。”
这说明在当时，清国的民众对外来新鲜事物还很难接受，传统的观念尚未打破。
这也体现在一些其他的方面，比如对船只的装饰：
“在许多小划子和平底帆船的船首，画有人的眼睛，它们就像肯塔基州大钟乳石洞里那些著名的鱼一样。据说，如果有这样的图案，船只就能看清前途。清国人会用严肃的口吻解释道，如果没有这些眼睛，一定会发生许多的事故。”
可是这些旧习俗、旧观念也渐渐地被打破了，清国人同样会渐渐接受新的东西：
“但清国人也不像先前那样看重这个水上人家的习俗了，现在的许多小划子和平底帆船上就找不到眼睛了。”
这给我的启发是，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并没有本质区别，并非外星物种，给他们时间，他们也能融入世界潮流之中的。这也反过来证明，变革过于猛烈，或者说变革之前并未普及好变革的相关内容和意义，前期工作做得不好，是很难成功的。这就需要上层建筑对广大民众的宣传、关照，不要将变革视作自己一家一朝的一个阶级的内部事情，就像现在习主席说的：要和百姓同呼吸，共命运。
这些翔实的报道给今天的人们打开了一扇敞亮的窗户，让我们从外面可以窥见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历程。
比如那时的外滩是怎么样的呢？说起来定会让现在的中国人心痒难挠，因为当时的地价会让你嫉妒。
“临江的那条街道名为‘外滩’。外滩上，有一排宏伟的西式建筑，有些楼房修了好几层高。豪华夸张的建筑风格向世人展示，在这个城市兴建之初，它的土地是多么廉价啊，没有人会在意占地面积是多少。”
那个时候的上海，是可以做到宾至如归的。
“早先的惯例，洋人来到上海，可将行李留在船上，自个儿先走下船来，然后按照介绍信标明的地址，前往事先指定的酒店。仔细检查过他的介绍信后，当地人会提供一个房间给他。然后，一名侍者会立即出发，去船上取回客人的行李。接下来，他愿意在上海住多久就可以住多久，食宿费全免。”
但后来外国人越来越多，这种好事就没了。住酒店你就得结账，本来也天经地义对不对？早先的免费很可能是一种欢迎来贸易的额外恩惠，后来酒店本身也成了一门利润丰富的产业。
有意思的是，那时的上海住完酒店账单计算的方法和如今还真是如出一辙。
“如果客人是头天中午入住酒店的，于次日傍晚离开，他会惊讶地发现，自己被索要了两天的房费。他抗议道，自己只在房间住了30个小时，至多也只需支付一天半的房钱。但酒店经理会打断他的话说：‘根据惯例，我们把不足一天当做一天计算。你住了两个不足一天的时间，所以你需要支付两天的房费。’”
可是在1877年的上海大街，你还是会看到古老的发明——独轮车，当时这是清国一种载人的交通工具，推车的也就是当时的人力车夫。可以想象，推独轮车比黄包车可能更为艰辛，而且坐在上面的人也不会感到舒适。记者说“坐这种手推车的乘客几乎都是清国人”，言下之意：清国挺不讲人道的。
当时的上海赛马业已经相当发达。
但是最有变革意义的变化恐怕是对蒸汽船的运用，这是工业革命的果实带来的变化。
“使用蒸汽快轮的惟一目的，就是要将新加坡和香港的市场行情尽快带到上海。当时，一些最激动人心的快船比赛就发生在相互竞争的商行之间。一方如果比其他商行早一天知道茶叶、大米和棉花的行情，它就能抢占先机。当所有人都知道实际交易价格时，它已经独霸市场。在许多年里，宝顺洋行和旗昌洋行就是以这种方式来竞争经营的。”
蒸汽快轮为国际间的远途商业行为带来变革，它用以传送行情，最先获得行情的人就抢占了市场。用得起蒸汽快轮的商人只可能是凤毛麟角，因为来回跑一趟的花费上数十万美元，因此就形成了当时的商业垄断。
可是这种垄断又被更新的技术革命轻易打破了，这就是电报的出现。
“现在，任何人只花一点美元就可获知伦敦、纽约、巴黎或圣彼得堡当天的行情，再没有人可能比别人有更多的信息优势。电报出现前，所有贸易都操控在少数人的手中，小人物没有任何机会。”
美国人毫不讳言英国鸦片贸易的罪行：
“鸦片每年将成千上万的清国人送入坟墓。如世人所知，清国政府早就希望能禁止鸦片贸易，但英国用大炮和军舰强迫清国政府将他们的子民推向堕落的生活，致使他们一批批地走向死亡的深渊。”
美国对英国的吐槽真的挺不少，比如，他们讽刺英国伪造美国商标，贴在一些曼彻斯特生产的劣质产品上面，严重污损了“美国制造”的名声。
1886年的报道之中，美国人形容上海是“远东第一商埠和东方的一颗明珠”。
上海租界为英法美三国分管，“租界之内，三国享有独立的行政权力。美国和英国的租界联合起来，成立了类似于市政府的工部局，还有由纳税人选举产生的议会。法租界则有法国人建立的公董局。”
根据《南京条约》，这些土地为三国永远占有，每年只须向清政府支付每亩725美元的租金。
租界内居住了4000名洋人与20万清国人，旧城区则居住了50万清国人。
当时的上海已经建立起现代供水系统，有过滤用的巨大储水池，有供应高楼用水和消防的巨大水塔。
当时的上海警察是个多国联合部队，由欧洲人、印度人、清国人组成，服装也各不相同，那风景定是相当奇异。
点灯也已经在城区使用了，郊区使用的是汽灯。
上海当时的街道以平整的碎石铺成。
记者在上海还亲眼见到清国政府的案件审判过程，这在文化上可能是对外国人最具备冲突感的地方了。
“前不久他们还依照清国习俗，要求出庭人一律下跪，直到最近这一要求才被废止。”
“庭审中，辩护律师一次都没有出现。主审法官神色庄严地告诉我，律师很少出庭辩护，在上海也没有律师协会。”
当时残酷的刑法并未废止。
“几个月前，上海郊区一名清国抢劫犯被裁决“站笼处死”，即把他关进站笼中，头伸出笼外，卡在一个洞中，不能动弹。然后，每天从其站立的石头堆中取走一枚石子，至到其颈项被笼口勒紧，窒息而死。”
而且，大清国也远未到对精神病有认识的地步，从他们被呼为“疯子”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
“据说，在大清国，如果哪家出了疯子，通常做法是将他捆绑起来或用重石缚在堂屋里。曾经有个广东女人被这样捆了15年。最近，还有一位，颈、手、脚都被捆绑，送到了传教士创设的避难所。这人在悉心照料下得以康复，但锁链长时间的束缚，已使他一只手的肌肉萎缩了。”
其实直到如今，这种现象在中国也并不十分罕见。可见世纪的巨轮疯狂驶过两座大关隘，许多变化地覆天翻，许多事情几乎可说依旧停在原地。
报道还说道当时的巫医习俗：
“巫师的疗法，就是用棍棒猛击患者的头部和身体”
“匪夷所思的是，这名巫师并未受到起诉，而冰小姐（被巫师棒打的病人）反而受到指控。”
来自美国人的报道，理所当然会关注清国与美国的关系，其中最明显的一层可能就是贸易关系。
据美国人的统计，1876年的上海进口贸易总额是4700万两白银，折合6000多万美元，美国占据其中的100美元，只能算是小头。记者的口吻也显得颇为不甘
：“显然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可是到了1908年，这一情形已经全然改观了：1908年的上海对美贸易出口总额达到1055万美元。
“1908年，美国从清国进口茶叶总价值达1954891美元。”
“1908年出口到美国的皮毛制品价值575000美元。此外，从清国进口的羊毛价值410000美元。”“草编织物……有价值407000美元的这类货物运往美国。”
美国记者对袁世凯进行过面对面的采访，篇幅不短，美国人对袁世凯的认识也很深刻，可是这里我不想谈，我更想分享本书最长篇幅的一部分：李鸿章访问纽约。
李鸿章的来访使当时的纽约万人空巷，其实这个成语还无法形容这一壮观。
“河岸码头十分拥挤，以致从西街到维思街都挤满了人，而且大家都喜气洋洋，像过节一样。在人群嘈杂的闲聊中，还听到有人提出放假的建议。人们互相打听着李的富有和权势，对这个人物充满着无限的好奇。”
“曼哈顿西街挤满了人，有许多人清晨就开始赶来。到中午时分，黑压压的人群已挤满美国航运公司码头附近的两个街区，并排在通往炮台公园的道路两边。码头内所有货柜、米袋和一切能越过人群占有望优势的突出物上，都挤满了汗流浃背等候多时的人们。人要穿过街区是很不容易的，街上汽车的行驶也极为困难。”
“据统计，大约有50万人观看了此次游行。”
李鸿章即便再新式，身上也带着帝国的强烈烙印，从他身上可以窥见衰朽帝国的许多传统和内在。
比如他在纽约总会问一些名流有多少钱，多大年纪了，住得离纽约有多远，这其中的意味也就是用权力和财富来衡量一个人的地位。虽说意在恭维对方，但是这些讯息确是无法否认的。这种文化，很不巧，现在的中国依然流行。当时翻译只能频频向被提问的人解释：“这在清国被视为礼貌的问题。”
“他手里总是拿着一只小银杯，因为他不时要咳痰。他总是不断地吸烟，而且不分场合，甚至在女士船舱也吸，这是被法律禁止的，但对李似乎例外。”
他还在接受记者访问的场合抽大烟。“过一会儿，他脱掉披肩，取下了圆帽，并给随从一个暗示。他们马上退下，但很快地带回来一个红钵，里面插了些纸巾。李在钵里拍打几下，算是洗了手，随从即将钵拿出去了。另一名随从拿进来一根长长的烟杆，把烟嘴放到总督唇边，并用燃着的纸捻点烟。总督深深地吸了几口，烟杆便被拿走了。”这道程序走完，他才正式开始接受采访。
显然李鸿章的一些举动震撼了美国人的内心，但是同样李鸿章也受到了来自西方文化零距离的冲击。
“据说有一个高大的西方人非要拍他的背，并叫他‘老头子’时，他显出了不满的神情。他倒也没有对这种亲密表示愤恨。”
对美国多党的情形他很是担忧。“只有一件事让我吃惊或失望。那就是在你们国家有形形色色的政党存在，而我只对其中一部分有所了解。其他政党会不会使国家出现混乱呢？你们的报纸能不能为了国家利益将各个政党联合起来呢？”
但是李鸿章同样具备了许多结实的新观念、新价值。当谈到在美华工遭到的不公正待遇时，他以西方民主权利的观念来批评那些虐待华工、不给予他们应有权利的行为，并非常雄辩地分析给予华工合法权益反而会带来的好处，呼吁废除对华工不公的《格力法》。
他竟然义正词严地说道：“不要把我看成大清国的什么高官，而要看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做达官贵人，而要当做大清国或世界其他国家一名普通公民。”也许我们都无法想象这是李鸿章说过的话。
李鸿章与当时已逝的格兰特总统有过一段交往，这次来访，他特意拜谒了格兰特总统的墓地。
“当尊贵的清国宾客进入将军安息地时，场面非常感人。李在用铆钉铆成的铁制灵柩上敬送了月桂花圈以表达他对将军的敬意，这位贵宾的举动非常令人感动，他很虔诚地站直了身体，用极其悲伤的声音低吟道：‘别了。’他的思绪回到17年前与将军亲切会晤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他的这一告别仪式使他的随从人员和美方陪同人员始料不及。然而这却是饱含敬意的最真诚的悼词和最意味深长的告别：‘别了，我的兄弟！’”
李鸿章的意外举动打动了许多美国人的热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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