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我的旅游计划都会有90%的部分是泡汤的，剩下的10%就是例如我打算去一趟比萨结果到了佛罗伦萨，好歹总在一个国家里面的意思。每次我被戴望舒感动到说走就走的时候，周庄，或者西塘，就会以连续一周的晴天来庆祝，而同时千里之外的凤凰古城不甘示弱，全城被水淹了。这种打击不是一次两次，我随便说两件，说得多了没准以后世界上会多一个针对我的慈善机构。一件是我大清早五点钟在巴黎某郊区赶火车前往机场，在那个不用电脑特效就是《寂静岭》场景的早上，全城罢工了。我花了一个半小时才拦到一辆警车，用破碎的法语单词恳求他让我和警犬一起挤在后座，带去能打到车的地方。第二件事情我说得简洁些，2013年的大年夜打算做飞机回家，到机场后飞机取消了，第二年才回到家。
因此我对旅游有一种莫名的感觉。那种感觉就像，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和平爱好者，牺牲自己的兴致来保证世界安全。这半年来我就做过一次旅游的规划，然后那个目的地现在正在爆发可怕的病毒“埃博拉”。但这一次的规划是与众不同的，首先，我是被人怂恿的，其次，为了它我休学了。
说到怂恿我的那个人，由于他在当地小有名气，爆一个名字首字母都担心能够被顺藤摸出来，我还是少作点孽。按照惯例，这个时候都要进行一些外貌描述，但肤浅的人才看外表，而且我相信就算让乔治马丁来写，也能把他老人家难倒——一般来说，胖子比瘦子好描述多了，一个梨形写尽天下中年发福患者。而我这里要写的是一个像梨核的瘦子，在上学的时候，每个班上总会有那么一两个人，坐在靠前的位置，每次考试的时候都是盲区，因此连作弊被抓的新奇刺激感也被剥夺了。在那个以是否参加户外运动来划分知名度的学生年代里，这种一个球就能砸出三秒区的豆芽身材真的很难引起重视。
就是这么一个人，为了方便区分我下文就用绿豆来指代他，不仅仅因为他的脑袋就如绿豆一般圆润，更是因为第一次见面时他以洪钟般的普通话询问身边经过的香港服务员：“这儿有绿豆粥么？给我来一碗！”
我觉得那可怜的服务员当场就紊乱了。在香港那种食物的名称叫做“绿豆沙”，我当时特别担心那服务员不明就里端一碗白粥兑绿豆上来，但我忽略了他们的专业素养，那服务员干脆地说：“没有！”
于是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绿豆先生都带着受挫的声音和我们谈论非洲的大好风光。如果我听不太懂中文的话，我会以为他在谈论当地某官员的葬礼。因为他用一种介于安东尼笔下的小王子和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之间的柔柔的语调，说着他们与联合国千年计划合作的事情，间中暗蹙一下眉，又幽幽地说起有人赞助了他们一栋楼等细节问题。
这时候事件出现了转机，绿豆先生咬了一口叉烧包，说：“如果你今年九月过来的话，我们那栋楼可以提供你们免费的住宿。同时，你们可以看到动物大迁徙。”
我感觉到坐我旁边的搭档卷毛猛地颤了一下。
对于我们这种生活在社会主义阳光下的少男少女而言，动物大迁徙，一直是一个遥远朦胧的梦。伴随着赵忠祥老师缓慢绵长的声音，坐在电视机前的年幼的我们目不转睛盯着屏幕里健美的豹子和轻盈的羚羊，若是播放到捕猎这种紧张刺激的画面，还会双手握拳张大嘴巴——一副很想让现在的我们踹上一脚的样子。在那个家长们会在男女亲密的时候遮住我们眼睛的年龄里，动物世界，简直是可以完整观看的良心作品。
所以当我看到卷毛发光的双眼的时候，我完全可以猜到他在想什么，动物大迁徙，对于我们绝对是个诱惑。
随后卷毛说了他那顿饭的第一句话：“真的有住的地方提供么？”
对于卷毛这个人物，就算让雷蒙德·卡佛这样的极简懒汉来写，都可能活活累死。纵观文史恐怕也就莎士比亚能够写出他复杂诡异的外表和内心活动。对于我这种水平的，“文艺青年般微卷的长发底下是一双湿漉漉的眼睛，看上去温顺而又无害，在沉默的时候紧抿的双唇让人联想到阳光下的金毛寻回犬。”写到一半就会被自己恶心死。当时的我剃了一个类似邓紫棋的阴阳头，从绿豆先生的角度来看，我的头发比卷毛都短，如果被他得知我称呼卷毛为卷毛的话，他八成要叫我板寸。
正想着，卷毛和绿豆已经兴致勃勃地聊到是否要带被褥前往的细节了。热辣辣的眼神交错，桌上的菜都重新冒出了热气。我又重新有了食欲。
吃饭事件太过遥远，已经是大半年前的事情了。我除了记得那天我们吃了两笼叉烧包一笼流沙包还有虾饺和烧麦这种无关痛痒的细节外，其余的对话都记不太清了。就记得当时我兴奋无比，兴奋到刚和绿豆先生分开就冲回宿舍起草我的休学意愿书，同时兴奋到把休学二字打成了退学，接到我意愿书的学校职员直接惊呆了，我在接下来的半年收到了好几封免费看心理医生的邮件。
一般来说，休学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得病了，二是经济困难无法负担学费。所以当商学院部门的头头审核我的休学申请的时候，反复询问我到底为什么休学。在确认我身体无大碍和家里没破产之后，他婉转地建议我去看看医院的精神科，但最后因为公立医院挂号挂到2015年而告终。由于在学校里属于史无前例的休学，替我办理手续的职员一边开着Google一边替我填写表格，从积极乐观的角度来说，这一次的旅游计划好歹提升了学校的整体办公水平。就在我和卷毛拿到了休学确认书的那一天，埃博拉病毒爆发了。
最开始，我们还没有太把这件事情当一回事。其实对于我这种迟钝的人来说，一直没有把那些H几N几们分清楚过。往往我还没有记住那些数字的时候，新的数字又冒出来了，那感觉就像初中的时候背的数学公式，还没记住我就毕业了一样。但这次病毒异常顽强，顽强到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占据着各大头条。当时我和卷毛都慌了，无比担心绿豆同学，但是每次发出的消息都要隔上半天才能收到绿豆的回复，给我们一种他在硝烟中艰难生存的感觉，一度让我们更加担心。但后来发现这是时差问题，遂决定在半夜发消息给他，果然药到病除。
我一生中有两次手足无措的经历，当然是指前二十年里，一次就是拿着休学确认书被扫出学校宿舍不知何去何从的那天，另一次在我大二的暑假里。当时受邀去参加浙江大学文化中国的一次学生计时演讲，那是2013年的夏天，香港政府刚刚颁发了限奶令，然后我记得演讲完关于青年力量的主题后下面的评审老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总觉得应该问我点什么不让我那么尴尬，于是一个女教授就站起来了。大约年过四十，烫了一头和善的卷发，事后我才知道她是浙大一位知名的国学教授，用我浅显的文字去描述她应该是种不敬，我就不多描述了。
那位国学大前辈问我：“能不能用国学的角度，替我们分析一下香港为什么只能携带两罐奶粉过关？”
我当时就在台上吓到入定了。那种尴尬简直无以言表，因为我搜肠刮肚，脑子里只有“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和“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这种小学背诵水平的古文，那种无助的感觉终于在那天拎着大行李箱站在宿舍楼下的时候得到了共鸣。
其实这是我半年来唯一的一次旅行计划，因为这个计划我筹备了半年。就在我连旅行专用袜子都准备好的时候，计划正式宣布告吹。这并没有让我太难过，反而对我生活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由于全学校基本都知道我要去非洲呆半年，而学校又非常善意地每周群发一次“请勿前往埃博拉高危地区”的邮件，大家见了后又纷纷转发给我，导致手机耗电变得异常之快。可以这么说，这是人生中第一个100%告吹的旅游计划。这座不可逾越的高峰使我坚信未来一片光明。
相比于我，卷毛就是个旅游成就可以完成200%的奇葩。例如他看上了城东的摊位，第二天能顺便把城西的也尝尝——有时候上帝就是那么气人，不仅仅分配不均，还让俩天赋分配不均的人相知相遇。
但半年的假期还是如期而至，我和卷毛垂头丧气地重新开始制定计划。但很快我发现中国大陆里我们俩都没有去过的地方只剩下珠穆朗玛峰了，这也意味着一个人必须要做出让步。之后我俩的谈判极其冗长乏味，相比重温一遍我宁可去看十遍《妇女闲聊录》，或者背一遍《战争与和平》的人物关系表。反正最后我成功说服了卷毛，新的计划目的地就是往云南那方向走，两个GAP year的学生将在那里度过半年。
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绿豆还在遥远的埃博拉高危地泰然地做着他的公益梦，他对我们的临阵变怂也没有一句的抱怨，今年情况这么危难，也不知道他那幢楼到底住进了多少人。我和卷毛收拾行装准备离开香港，在走之前我们一脸政治不正确地重新逛了一圈校园，如果当时我们自带背景音乐的话那一定是《好汉歌》。我们就这样望着校园里来来往往面色匆匆的学生，坐了好久，卷毛突然对我说了一句感觉像从《还珠格格》里面抄来的话：
“我们正在享受大多数人渴望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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