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一直以为纳尔纳是千杯不醉的海量，工地上向来流传着无数关于纳尔纳到底能喝多少的传说：有人说纳尔纳喝下十瓶Guinness非洲特别版黑啤面不改色，也有人说纳尔纳大瓶伏特加喝下一公斤方有微醺，但从来没有人真的见过纳尔纳喝酒。作为司机，纳尔纳每个礼拜有六天要上班，不得饮酒。大家只知道，每逢礼拜日，纳尔纳的手机是不会有人接的。

喝酒的行家是瞧不起啤酒的。啤酒200肯先令一瓶，一天薪水也就喝个三四瓶，且醉得太慢，不如伏特加来的直接。小妹开始拿了瓶Smirnoff，结果纳尔纳说，这个不好太贵了，退了回去。他最喜欢的伏特加牌子叫做K.C.，歪歪斜斜的标签有两个角已经剥落下来，上面粗糙地印着两行字：Kenya Cane（肯尼亚之杖）。这个名字取的也是绝妙之反讽——我立刻联想起附近村庄稀稀拉拉的金合欢树下，烂醉的酒鬼躺在土包上，手边的一饮而尽的“肯尼亚之杖”，便是辛苦一周之后的唯一的、卑微的享受。

纳尔纳又要了瓶苏打水，他说不想让我多破费，KC就已是极好的酒。其实我今天本来没有请纳尔纳来，是文尼在过来的路上偶遇纳尔纳。纳尔纳听说上个礼拜我们去喝酒吃烤羊肉，都没叫他，这一听说有喝酒此等好事，自然是黏了过来。我之前还一直在头疼惹上了这么个千杯不醉的大佬，不晓得到底要多少酒才能见底，想不到他倒是这般客气。

纳尔纳是喝了酒出来的，一路上过来，他逮着人就说话。在坐马塔图(matatu)过来的路上，他就一直在大声嚷嚷：

“一个人30，我们4个人，总共多少？”

“120”，我说。

“我们是不是一起？”

“是啊，”我以为他说的是我们是不是一起付钱。

“谢谢。”然后他有如表演完落幕的话剧演员一下，环视一车人致谢。

后来我才明白过来，其实纳尔纳说“我们是不是一起”的意思是问我有没有跟上他的思路。

姆旺基、纳尔纳和文尼

他们要让我跟不上思路也很简单。电视里在放斯瓦希里语的新闻，一个政客在演讲。纳尔纳，姆旺基和文尼开始用斯瓦希里语讨论了起来，然后我用英语问他们到底是什么，姆旺基跟我解释，说是ODM（Orange Democratic Movement，橙子民主运动，为什不是橙色民主运动呢？因为他们的党标真的就是个橙子……），也就是肯尼亚的一个反对党，又在造势闹腾。纳尔纳接着说，这些人都是乌干达来的，没脑子，不想搞好国家的就业，就想反对，我们是不是还在一起？

我还在手机上查看ODM的维基百科，纳尔纳也顾不上我有没有还在一起，话峰急转讲道他听一个中国人说，中国没有反对党，所以是独裁。我说不是这样的，中国的最高元首并不世袭，党内各种政治力量也相互制衡。纳尔纳却不同意，他却坚持说，没有反对党就是独裁，不能投票就是专制，仿佛忘记了刚才自己刚反对过ODM。我还在想怎么用简单朴实的语言告诉他，政党只是表象，一个国家形式上的反对党并不一定真的能够促进一国的稳定和发展。

姆旺基这时候插话进来：“纳尔纳，你看看肯国政府腐败，这些政客都是收了人钱，然后来收买选票的，你觉得你可以自由的投票，你投文尼看看啊，你看他能当总统吗？”

纳尔纳一听似有道理，推翻自己之前说的：“对对对，腐败，政治，肮脏。”然后又问了我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你饿（愤怒）吗？”——hungry从他嘴里说出来h不发音，和angry难以区分，变成了个奇妙的双关。

二

让纳尔纳hangry（饿/愤怒）的事情有很多，比如我上次没有请他去喝酒吃烤羊腿。他说：“Mr橙，这是你的不对，别人说你对黑人好，你却从来没有送过酒给我。”

“只有米高好，所有的中国人，只有他给我买过酒。到超市里，米高让我随便挑，他请。我拿了瓶KC，他说太次了，给我拿了瓶Johnnie Walker。其他人都看不起黑人，都看不见黑人。”

我不知道如何帮其他人作答。

“还有就是安经理是个好人，他现在是boss了，当年还是我教他开车的呢，自动档的车，安经理一倒车就撞到柱子了。那个时候就安经理和大老板两个人住在这上头一个房子里，有钱人住的地方。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大老板是大老板，我们三个经常在一起吃饭，有时候还有茂经理。茂后来回中国了，现在安也要走了。”

这对于我来说无异于史前的历史，今天这酒钱也算值了。我突然想起来文尼一直说茂经理也是个好人，一个和我一样看得起他们这些黑人的好人。茂甚至还留给了文尼他在中国的电话。据文尼说，他打过几次这个电话，茂还接了，虽然我不知道隔了这许多时空，他们能聊些什么话题。

文尼来自肯尼亚西部一个小村子Bomet，跑到内罗毕来打工，经过熟人打听，来到了茂经理的项目门口等待招工。后来，茂经理的项目做完了，回国之前把文尼推荐到现在的项目上。眼下，新的项目又快要完工了，这次却没有人还记得举荐他了。

姆旺基从村子里进城之后，第一份工作是酒吧的服务生，薪水太低，做了一周之后他就另外找工作了。人高马大的他第二份工作是当地一家著名保安公司的保安，算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然后又因为表现可靠，被留下来在工地的生活区做直属的夜班保安，用意大概是制衡其他各个公司的保安们。他虽然不精通中国人的制衡之术，但骑驴找马的本事倒是普世共有的。他领着这份钱，也在积极寻找其他薪水更高的工作——毕竟刚刚结婚生子，都是需要钱的。

这些沉重的烦恼在酒精的作用下都蒸发得无影无踪。纳尔纳这个时候又叫服务员过来，想再要一瓶伏特加，大概是想要借“肯尼亚之杖”放倒自己。我们想叫服务员小妹不要拿过来了，可是好酒之人到了七分醉的时候，想要讨酒喝也是拦不住。我开始劝他把那瓶退回去，要一瓶啤酒都好，他抓着酒瓶子好像到手的宝贝怎么都不肯放手。于是我只好退而求其次，劝他今天不要喝了，明天要上班也不能喝，带回去下个礼拜喝。

纳尔纳一听我松口了，急忙保证今天不喝了。他随即满意地把那瓶“肯尼亚之杖”揣在裤子口袋里，露出一个金色的瓶盖。

三

杯中酒饮尽，我们准备找个地方打几局桌球。只是纳尔纳愈发喋喋不休，已经开始不知所云地捍卫各种没有关联的东西：“我会保护你，有谁敢碰你一下，纳尔纳我就会去杀了他。就在此时就在此地。”

我已经知道他醉了，也不就搭理他。

“我们国家下一代人，不会再受政府的剥削。收了税，却不办事。我纳尔纳就要杀了他们，就在此时就在此地。”

“我纳尔纳虽然喜欢喝酒，但是上班从来没有喝过酒，开车从来没有出过事。就在此时，就在此地……”

文尼和我商量，要把这个“行李”先丢下来，姆旺基说他知道应该怎么把“行李”丢在哪里。

我们来到马塔图云集的车站，试图把纳尔纳塞进一辆马上就要出发的马塔图里，然后我们三个一转身就消失不见。纳尔纳碰到这茬却精明得很，一看我们不上车，马上就跳下来，也不说话就跟着我们。

几番尝试之后，纳尔纳也不过来跟我们说话，就保持几米的距离跟着我们。我们试图躲到一辆马塔图后，本以为已经摆脱了纳尔纳，想不到他竟然从我们背后走了出来。

我们只好无奈地继续走。在一个街口，纳尔纳突然跟一组路人攀谈了起来，这给了我和文尼拐进街旁一个小饭馆藏身的机会。然后我们从窗缝里看见纳尔纳和姆旺基走了过去，然后我们出门朝反方向走，然后拐了个弯，彻底甩开了距离，这才打电话给姆旺基。姆旺基一看电话心领神会，几个转弯甩掉了纳尔纳，再打电话过来问我们在哪里。

我起初有点担心纳尔纳，但文尼和姆旺基说纳尔纳是本地人，这片熟悉得很，又是白天，回家完全没问题。我想想有他跟着也实在是讨厌，也就随着文尼和姆旺基转移去另一个镇子，以免纳尔纳又突然从哪个地方窜出来。

我们也不能回车站去坐马塔图，好在废弃的铁轨旁就是整个东非最为先进的高速公路——Thika路。由内罗毕通往北部重镇Thika的这段高速在2012年由一家中国工程企业建成，不知道是最初设计原因还是最后的资金问题，这个双向8车道的高速路上竟有多处连续减速带，之间画上斑马线供行人横穿高速。每天高峰时期，这几段减速带之前就要因此堵上长长的车流。此处既然有天桥，我就真的不是很明白为什么在因为减速带而严重拥堵的路段，政府不能够另外拨款建一座天桥。我问过许多司机，他们的答案倒是出奇的一致：“这就是肯尼亚。”

高速公路旁，废弃的铁路

四

坐上马塔图颠了一阵子，酒没有醒反而加速了吸收进血液的进程。上车的时候，售票员给我发了块木板，于是我坐在两边座位中间过道拿一块小木板架起来的加座上晕晕乎乎。好在车程不长，只是去邻近的镇子。一下车，就看到高速公路架起的涵洞里无穷无尽的摊贩，地摊上摆着各种杂牌日用百货服饰，竟有一种穿越时空回到十年前的中国的感觉。

在万般嘈杂的叫卖声和讨价还价声中，还有几个戏台，表演着各种节目，大多是跳舞和脱口秀。姆旺基轻车熟路，转了几个弯进了个小巷子，窄窄的木楼梯，二楼的酒吧几乎坐满了人，巨大的电视屏幕在放曼联对谁的比赛，外接的功放大概把音量调满了。伊布拉希莫维奇禁区外一脚凌空抽射，不知道偏到哪里去了，电视转播里的巨响和酒吧里球迷发出震耳欲聋的嘘声。

在造成永久性听力损伤之前，我急忙逃了出来，问姆旺基有没有稍微不那么吵的地方。他想了一下，说我们还得去高速路对面的镇子。于是我们从这头的44号镇穿过无数摊贩、穿过涵洞到了对面的45号镇。数字编号的镇子有种莫名的身处科幻小说里银河边陲无法无天的感觉。

无法无天的感觉

寻觅了一番之后，终于来到一家有两张台球桌的酒吧里——有两张轮到我们打的概率总比一张大。但有一张的俩哥们在打赌钱的局，输家总是不服，然后他们又互有输赢，计分板上的钱来来去去，一把接一把。他们的规则也很有趣，1号球16分，2号球17分，其它球按球面分数记，按得分差来算钱。开球的时候，所有球都分开贴边而不是放在一起，使得连杆很困难。

又等了一瓶啤酒的功夫，另外一张台子的人打完了，于是我们屁颠屁颠跑过去抢台子。其实我倒是更喜欢在旁边观察姆旺基和文尼打球：打进了球高兴地扭起舞来，打不进也不以为意。有一局，姆旺基眼看就要赢了，却误把黑球触入袋，输了下来换我。我打了几杆，转头一眼瞥见他又问服务员要了瓶啤酒，他倒有些不好意思，说他刚才那瓶喝完了，想要再来一瓶，但是我在打球比较远，没能征得我同意，如果有问题的话他可以退回去。其实也没打算说他，毕竟也就200先令，也是这么多年偶有的机会，大家图个尽兴。然后文尼问我，他可不可以也再来一瓶？这时候我想起自己能为他们做的如此之少；我想起每次文尼说起生活无望只图活下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安慰文尼说一切都会好，他总是轻轻地反问我具体什么时候；我想起姆旺基曾经借朋友的摩托车给我骑，后来他的朋友被杀了，姆旺基请假去参加葬礼，我想了想还是扣了他半天工资。

姆旺基坚持要帮我找出租，我说我可以坐Uber，回去也就800先令吧。他们怕我被乱开价，我跟他们解释这个Uber很科学，保证按距离算，司机绕不了路，我在内罗毕用了很多次了没问题的。他们执意要送我上车。傍晚，车在路口堵了起来，小摊小贩还在无边地喊叫。姆旺基远远望见我叫的车，招手叫我过去。我拉开车门，准备上车。文尼很不好意思地开口了：“Mr橙，其实，我们没有回去的路费了。”我拿出钱夹子，先是摸出一张500，一下子看到旁边有张100的，就把100的那张抽了出来，递给他们。文尼大概也有几分醉了，说那张也挺好的。我一下子有点不高兴了，不是说舍不得500先令，只是我最不愿意我的大方，到头来却让我的朋友对我也产生那种“你们中国人好东西多就应该分给我们一些”的理所当然来。

我坚持，说100足够了——足够他们车费和今晚在村庄里简单吃一顿。他们也不以为忤欣然接受，仿佛刚才这一切只有在我心中才激起了水花。他们笑着朝我挥手，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他们越来越远。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我这样做到底对吗？我付了些许微不足道的酒肉钱，就如同剪羊毛一样从他们身上剪下故事，拼贴到我自己的作品里，产生写作的快感、被人认同的快感，可我又留给他们什么，我又有什么资格来检视他们的动机。

直到晚上，文尼给我发来一条这样的短信：

好梦哥们你是这么好的一个伙计我希望有一天如果上帝让我变得有钱了我什么时候想去就会去中国看你然后给你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我做很多祷告啊哥们）???… ma night poa mtu wangu!!! asante sana.（斯瓦希里语，前半句意义不明，后半句为“谢谢”）

我想了很多，但是只给他回了几个字：“晚安我的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