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如前文介绍，齐国在近支公族取代远支公族方面走得相对顺利，但是面临的挑战也最多。一方面，同样参与“己亥尝祭”兵变并且出力的陈、鲍始终试图与 “二惠” 分一杯羹，另一方面，由于齐国自身独特的体制，导致始终存在国、高二族世袭名义上的上卿而与 “三宰” 形成双头政治。
譬如在崔、庆弑齐后庄公并分列右、左相而掌控齐国大权之后的次年（前547），晋国一度因为卫献公擅自复辟并且攻击已经投靠晋国的孙是氏而将其拘押，为此齐景公、郑简公纷纷前往晋国斡旋：
……秋七月，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兼享之。晋侯赋《嘉乐》。国景子相齐侯，赋《蓼萧》。子展相郑伯，赋《缁衣》……（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如果按照对等的身份，国弱（景子）应当对应陪同郑伯的公孙舍之（子展），而当年公孙舍之确实就是郑国 “三命” 的上卿：
……郑伯赏入陈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赐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因此国弱在齐国的地位确实也是宗法意义上的最高者：
国景子相齐景公如晋之年齐六卿格局
这样国、高其实就和崔、庆存在着本质上的竞争关系。当崔、庆执政期间，可以暂时认为国、高在职序上高于前者，而在卿序之上屈居其后，这样双方刚好打了个平手。但是当崔、庆陆续灭亡之后，就面临着一个现实问题，也即国、高无论从任何标准上地位都高于新晋执政之 “二惠”：
“二惠” 执政后齐国六卿格局
为了化解这个尴尬，有一个可以考虑的非常手段就是迫使国、高流亡而改立其后代继任，这样新任家主在卿序的排位上就可能由于辈分或者入卿时间上的劣势而排在惠高、惠栾之后。这种时候就要看谁先犯错误出局。此从晋人动员诸侯城杞一事即可看出端倪：
……齐高子容与宋司徒见知伯……司马侯言于知伯曰：“……子容专，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对曰：“专则速及，侈将以其力毙，专则人实毙之，将及矣。”……（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也即女齐发现高止（子容）在行为上显得过分专横、强势，这样的人将首先遭到别人的反对，而且这个恐怕祸难迫在眉睫。晋司马的评价当然并非单纯从两人的举止言行出发，而是基于对齐、宋两国的内政格局已经危机四伏有了充分了解才做出的判断。高止的专横很可能还表现在处理齐国内部事务时与掌权的 “二惠” 早就多有龃龉，于是很快地在这一年晚些时候：
……秋九月，齐公孙虿、公孙灶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乙未，出。书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为功，且专，故难及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子尾、子雅驱逐高止的直接原因说得很清楚，就是其 “好以事自为功”，也即没摆正位置，还真以为自己是齐国的 “二卿士” 之一，所以自己制造很多事端以作为揽功劳的理由。这就触及了 “二惠” 的根本利益，因为功劳也就意味着对资源的分配权。在齐国近支公族掌权的大局之下，世袭 “三官” 是无法真正染指这个权力的，所以高止遭到放逐是 “三官” 与 “三宰” 之间结构性矛盾积累的必然结局。不过子尾和子雅流放高止的逻辑也不是很充分，毕竟国、高的法理地位其实仍然高于 “二惠”，所以不甘心屈服的高止之子高竖据守其宗邑卢起兵叛乱：
……为高氏之难故，高竖以卢叛。十月庚寅，闾丘婴帅师围卢……（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由于局面混乱，很可能高竖的叛乱仍有隐藏在齐国都城的内应，因此子尾、子雅精明地派出曾经流亡鲁国而此时已经回国担任司马的原齐后庄公宠臣闾丘婴帅师讨伐高竖，诸卿则继续镇守临淄以避免调虎离山。孤立无援的高竖见孤掌难鸣，于是以自己流亡晋国为代价换取由高傒（敬仲）的旁支后裔高郾出任高氏家主：
……高竖曰：“苟使高氏有后，请致邑。”齐人立敬仲之曾孙酀，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竖致卢而出奔晋，晋人城绵而置旃……（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这样高偃由于入卿顺序低于 “二惠” 而不再成为威胁，不过老谋深算、深藏不露的国弱（景子）仍然作为事实上的上卿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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