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做有理想的创始人和创业公司
理想，或者说情怀，亦或者说利众的梦想，是创业者绕不开的话题，在我看来有理想的创始人才会打造出有理想的公司，有理想的公司才能对社会，甚至对人类做出卓越的贡献。
乔布斯让大家知道了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从而影响了整个科技圈的创业者都有一种用科技改变世界的情怀，被誉为乔布斯第二的马斯克，为了梦想为了人类的命运，在特斯拉和spaceX最困难的时候，他曾经说：
“我会把最后一分钱都花在公司上，即使我们得搬进贾斯汀（马斯克的妻子）父母的地下室。”
这时候金钱对于马斯克来说已经完全不重要，他要捍卫的是他的梦想，哪怕这个所谓的梦想说出来得到的是所有人的嘲笑，这就是这位天才冒险家的理想和情怀。
任正非先生在接受BBC采访时，他非常真诚的说，一开始创立华为时确实是为了生存，而不是为了理想，但后来脱离了生存阶段后，就是为了理想而奋斗，并带领所有华为人为理想而奋斗。所以当我们访问华为官网，我们看到的第一句话就是：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在面对外媒采访时，任正非先生还透露了一些秘密：
“为什么我们成功了，别的公司不容易成功呢？上市公司要看财务报表，不能投多了，利润少了，股票掉下来了。我们是为了理想而奋斗，我们知道，只要把肥料放到土地里面，土地变肥沃了，最终土地还是我们的，那我们为什么今天要把肥料分了呢？所以，我们进行投资，而且投资强度大于别人，就会领先别人而获得成功。从这点来说，我们区别于上市公司，我们不上市，就不会因为财务报表的波动而担忧。如果我们是上市公司，今天国际社会对我们舆论风波，股票哗哗跌。而今天我们没有什么感觉，继续往前走。”
“首先，华为未来三十年或者更长时间，我们的理想是什么？还是为人类提供信息化服务。我们认为，在人类未来二三十年，一定会发生一场巨大的革命，这场革命就是技术革命，技术革命就是信息社会会智能化，因为人工智能的出现，会推动世界智能化。云化和智能化，信息会像“海啸”一样爆炸，爆炸一定要有东西支撑，要有最先进的联接设备和计算设备支撑。我并不认为5G，也并不认为今天各种传送，会满足人类目标的顶点，我认为人类还有更深刻的需求要解决。所以，今天我们只是在变革的初期，我们也只是跑到这次变革的起点，后面的路还很长，我们努力要做到使人们得到更快、更及时、更准确、更便宜的信息服务。”
“过去三十年，我们给170多个国家、30亿人口提供了信息服务，填平了数字鸿沟，由于信息变得比较便宜，很多穷人都可以在很远的山沟里面看见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这些孩子就会得到很多进步，这些孩子将来就是下一代人类社会的栋梁和骨干。我们为了信息社会给人类提供更美好的未来提供服务。”
“我们对资本不感兴趣，所以就没有研究，西方媒体愿意的话，他们可以去研究，反正我们不会让外面资本进入公司。公司现在的问题是赚钱太多，因为我们不能把价格降低，降低以后，就把所有下面的公司全挤死了，就成为“西楚霸王”，最终也是要灭亡的，所以我们不能在产业中这样做。苹果是榜样，永远是做一把大“伞”，让下面小厂家都能活。如果苹果卖萝卜白菜价，全世界就没有其他手机了。我们钱多，用一部分投入战略，但是不横向扩张，就给大学和科学家给予支持。我们开科学家大会，能把全世界这么多顶尖科学家请来，这也是奇迹。因此，我们不需要资本进来，资本贪婪的本性会破坏我们理想的实现。”
以上任正非先生的话语中透露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关于分配机制、关于理想、关于未来科技趋势、关于社会责任和担当，关于产业的良性发展，关于对科学人才的吸引这些都是值得创业公司的创始人深入思考的，而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最重要的，我认为是要敢于拥有理想，别怕想法太猖狂，如果没有让别人嘲笑的梦想，就不值得全力去实现。
02.单点突破，聚焦歼灭火力
单点突破是一种极致精神，苹果公司的成功，少不了乔布斯对苹果公司注入的“追求极致”的理念和文化。马斯克的第一任妻子贾斯汀曾写过一段被转发上百万次的一句评价他的话：
“极致的成功需要极致的个性，这就要以其他方面的牺牲为代价。那些极端伟大的人物总是强迫自己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去体验这个世界，总能以全新的角度看、找到具有洞见的创意。但是，人们常常认为他们是疯子。”
美国最大的电商网站亚马逊的创始人贝索斯每年都会写信给股东，在信中他曾说：十次冒险可能有九次都失败，但是如果有十分之一的机会获得百倍回报，也要每次都拼尽所有去赌。
美国《财富》杂志评选谷歌拉里佩奇为“2014年度商业人物”，评语是：
“在将近4年的任期内，佩奇向世界证明，他是全球最有胆识的CEO。他倡导的‘登月’项目如今已经形成规律。其中的任何一项都可以改变数十亿人的生活，并帮助谷歌继续稳坐科技之巅。不可思议的是，佩奇在建设这座未来工厂的同时，依然令体量庞大的谷歌高奏凯歌，令该公司在可穿戴设备、联网汽车和联网家居领域占据主导。在这样一个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的时代，佩奇重新定义了偏执狂的无限野心。”
当我们去研究国外的这些科技巨头，我们会发现这些巨头们都疯狂的追求极致，甚至可以说都是偏执狂。而做为全球通讯行业的老大任正非先生，这位华人科技巨头又何尝不是呢？他常常用战争言论来描述华为30年来专注通讯领域的极致追求：
“我们认为，华为持续几十年只做一件事，这件事就获得了成功。”
“一个人如果专心只做一件事是一定会成功的，当然那时我是专心致志做通信的，如果专心致志养猪呢？我可能是养猪的状元；专心致志磨豆腐呢？我可能也是豆腐大王。不幸的是，我专心致志做了通信，通信这个行业太艰难、门槛太高。爱立信CEO曾经问我过一次：“中国这么差的条件下，你怎么敢迈门槛这么高的产业？”，我说：“我不知道这个产业门槛很高，就走进来了，走进来以后，我就退不出去了，退出去我一分钱都没有了，两万多块钱都花光了，退出去我就只有做乞丐了。”所以我们勇敢继续往前走，一步步往前走。”
“我知道我们没有那么多力量，就把力量缩窄，缩到窄窄的一点点，往里面进攻，一点点进攻就开始有成功、有积累，我们觉得这种针尖式的压强原则是有效的，所以我们聚焦在这个口上。这三十年来，我们从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到十八万人，只对准同一个“城墙口”冲锋，对信息传送领域进行冲锋，而且对这个“城墙口”每一年的投资量150到200亿美金左右的力度。”
“所以，我们公司很熟悉一个名词，叫做“范弗里特弹药量”，这是美国将军发明的。我们对准这个口“轰炸”，逐渐在一个窄窄的面开始领先西方，这样我们有了市场基础，就有了资金积累；资金积累以后，我们还是不分散，集中对这个“城墙口”进攻，所以我们逐渐在这个窄窄的面上开始领先了市场。”
“其实所有西方公司都这样做，比如微软只做Windows和Office，Intel只做芯片，亚马逊、Google也只做很窄的领域。美国公司不像中国公司一样办很多企业，但是每个企业都不优秀，美国公司就是在一个窄窄的面上前进，其实我们是向美国公司学习。”
“未来5年我们计划再投入1000亿美金用于重构网络，要把网络做到极简，把网络交易模式做到极简，把网络做到极安全，隐私保护遵从欧洲GDPR标准。达到这四个点，我们就依然会有增长。”
任正非先生的战争言论是他语言风格中最大的特色，在他看来华为的事业也许就如同战争，当我看到华为的誓师大会资料时，就感觉像是将士远征一般的豪迈和热血沸腾，所以华为全球18万人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员工，而是一支有使命的狼性十足的集团军。
在华为人面前似乎从没有所谓的困难，因为他们坚信并一直践行着一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方法论，那就是单点突破，聚焦绝对火力全力歼灭。2004年，当时手机正在兴起，短芯片技术却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一直专注于芯片的何庭波，成为任正非眼中打开局面的人。
任正非对何庭波说:“给你2万人，每年4亿美金的研发经费，一定要站起来！”任正非此话一出，何庭波顿时觉得被“吓坏”了，因为当时整个华为也才只有3万人，研发经费不到10亿美元，一下子给她如此高强度的投入，怎么会不吓到何庭波。
如今事实是何庭波没有辜负使命，在芯片领域10多年的蛰伏，巴龙700、K3V2、麒麟910、麒麟980、天罡等芯片相继问世，华为的芯片工艺直接追平、甚至即将超越美国的高通还有韩国的三星等芯片技术公司，所以华为的聚焦火力，针尖式的压强突破战术是值得创业者们用心体会的。
03.企业在市场上的话语权由科研水平和技术实力决定
1988年9月，邓小平同志根据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现状，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论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和科学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既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特点，也是科学技术发展必然结果。
有关专家认为，根据当代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之间的作用机制，可以将科学技术同生产力各要素的关系，用下列公式表示：生产力=科学技术×（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生产管理），上述公式表明，科学技术的乘法效应，有力地表达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首要地位和作用。
当代产品中的科技含量高度密集，极大地提高了产品的商业价值。资料表明，如果以产品的单位重量价格比来计算，钢材为1，小轿车为5，计算机则为1000。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1972年发射的地球资源卫星，投资总额为2.7亿美元，而第一年就回收了14亿美元。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核心关键词，任正非先生做为新中国改革开放最早一批下海经商的企业家，他深受那个时代的影响，所以任正非先生创立的华为企业一直十分重视科研，重视科学技术和基础科研的战略投入。
“今天大家看到华为有很多成功，其实成功很重要的一点是外国科学家，因为华为工资高于西方公司，所以很多科学家都在华为工作。我们至少有700名数学家、800多名物理学家、120多名化学家、六七千名基础研究的专家、六万多名各种高级工程师，形成这种组合在前进。”
“我们还有一个战略研究院，拿着大量的钱，向全世界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撒胡椒面”，对这些钱我们没有投资回报的概念，而是使用美国“拜杜法案”原则，也就是说，受益的是大学。这样，从我们“喇叭口”延伸出去的科学家就更多了。”
“国家发展工业，过去的方针是砸钱，但钱砸下去不起作用。我们国家修桥、修路、修房子……已经习惯了只要砸钱就行。但是芯片砸钱不行，得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但是我们有几个人在认真读书？博士论文真知灼见有多少呢？这种状况下，完全依靠中国自主创新，很难成功。为什么不跨国创新呢？可以在很多国家中建立创新基地。哪个地方有能力，就到哪个地方去，我们可以在当地去建一个研究所。”
“我们这三十年都对着同一个“城墙口”冲锋，几十人、几百人对着这个“城墙口”，几万人、十几万人还是攻这个“城墙口”，总会把这个“城墙口”攻开的。而且我们炮击这个“城墙口”的“弹药量”，现在是每年200亿美元的研发了，全世界没有一个上市公司敢像我们这样对同一个“城墙口”投入这么多的炮击量。”
“华为在5G上做了很多努力，现在已签订了30多个5G合同，发货25000个基站，2570项5G专利。我们只要把产品做好，总会有人想买的；产品不好，再怎么宣传，别人都不会买。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简化内部管理，让内部集中精力把产品做好，把服务做好，这才是我们真正应对这个变化世界的永不改变的方法。”
“世界上做5G的厂家就那么几家，做微波的厂家也不多。能够把5G基站和最先进的微波技术结合起来，世界上只有华为一家能做到。基站不需要光纤就可以用微波超宽带回传，这是一种非常经济、非常科学的方式。它特别适合地广人稀的农村，不要认为农村就是穷的地方，美国大量的别墅区就是很分散的高档农村，没有光纤的话，它怎么看8K电视？如果不靠华为，它需要非常高的成本才能实现，到时不是这些国家禁止华为的5G，而是求华为把这种5G卖给它。”
“我们的成本比较低，一是因为技术上进步速度比较快，把商品做得成本比较低；另外，我们引进了西方管理，运作成本也比较低，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价格定低了，给西方公司造成了生存困难。我们已经在反思这一点了。现在我们把商品销售价格提起来了，大家也觉得华为贵了，给其他公司留下空间。其中赚多出很多钱，我们不打算分给员工，不打算分给股东，而是打算分给很多大学，分给科学家，去搞研究，去探索未来。这个未来可能跟我们密切有关系，也可能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的标准是，在距离我们目标二十亿光年的地方，投一颗“芝麻”；距离目标两万公里的地方，投一个“苹果”；距离目标几千公里的地方，投一个“西瓜”；距离目标五公里的地方，我们投“范弗里特弹药量”，扑上去、撕开这个口子，纵向发展，横向扩张，产品就领先世界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5G polar码技术不是华为发明的，是土耳其的一位数学教授发明的。Erdal Arikan教授在2008年发表了一篇数学论文，2个月后我们的科学家看见了，花十年时间做成了今天的5G标准。美国认为很厉害的这个标准，是从土耳其教授的一篇数论文转换成的新技术标准。”
“我们未来在这方面的投资还会增大，解决超额利润分配的问题。我们不会分给员工，员工变得肥肥胖胖的，就跑不动了；也不能分给股东，股东太有钱，太重视资本利益，不行，要合理。我们要把钱更多放到前端投入去。”
对于孟晚舟是否会成为华为的接班人，任正非先生面对外媒坚定的回答：
“她这次的磨难，对她个人是很大锻炼，会坚强她的翅膀，她会有更大的作为。但是她是管理者出身，她的横向管理能力很强，而作为领袖是要求纵向的突破能力，要看得见十年、二十年以后的未来，对这种未来的洞察，一定是具有技术背景的人。没有技术背景，他不能洞察十年、二十年后的东西。所以，如果靠管理公司就能进步的话，她是有希望的，但不是。因为她不具备技术背景，所以她不会是接班人。”
“她永生永世不可能做接班人，因为她没有技术背景。我们的接班人一定要有技术洞察能力，一定要有对未来技术和对客户需求的判断能力。她是一个财务背景出身的人，应该说在管理上是优秀的，但是作为领袖“灯塔”一样的指路上是有缺点的，不会作为接班人存在，这是肯定的。”
从以上任正非先生的言论中，我们可以深刻感知到任正非先生所领导的华为公司是何等的重视科研投入和技术，甚至把是否拥有科研技术背景纳入做为接班人的考核标准，可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被华为公司演绎的淋漓尽致。
所以在当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新商业时代，对于想持续性发展并发展壮大的企业，必须重视科研投入去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因为这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命脉，也只有这样，面对市场我们才可以像任正非先生那样霸气的说：“最终我们有很多东西，欧美国家他们非买不可。”
04.把握科技未来的核心在于重视和掌握基础科学研究
基础科学研究不是一般企业可以涉足的，这需要勇气更需要财务实力，但面对现实如果企业不涉足就只有落后和被挨打，所以残酷的市场逼着企业把基础科学研究的接力棒从国家队手里接过来，任正非先生带领的华为从创业开始就一直是这样做的。
“我们为什么要走在前面？新技术进入时代的周期变短了。过去是等到科学家做方程，经过五、六十年，终于发现这些方程有用。从电磁理论，又经过五、六十年，发现电磁理论可以用于无线电；又经过了几十年……。今天已经不可能了，这个过程缩短非常厉害，即使不能叫毫秒级，也是极短级。如果我们还是等着产业分工，不进入基础研究，就有可能落后于时代。”
“正常的传统的做法，这个基础研究会更多对人类未来的探索是应该有大学、科学家他们探索完成了以后告诉我们，我们再进行工业实验，通过工业实验把他们做成一个可能使用的技术诀窍，根据这个技术诀窍我们再去生产产品，这个很长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时代发展太快了，太短了，过去那种产学研这种分工模式不适应现代社会。我们不可能等科学家们按照这个程序做完，所以我们自己培养了大量的科学家，我们公司应该至少是有七百多个数学家，八百多个物理学家，一百二十多个化学家，还有六千多位专门在基础研究的专家，再有六万多工程师构件这么一个研发系统，使我们快速赶上人类时代的进步，抢占更重要的制高点。”
“在技术研究上，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干啥？就是我们向谷歌学习，谷歌的母公司赚了钱就去研究很难实现的东西，还研究长生不老药，它也是为人类社会贡献，把财富转移到探索人类社会的未来去，我们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讲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就是向谷歌学来的。就是把钱投出去，探索人类未来。我们支持给大学教授做基础研究，他就像一个灯塔一样，既可以照亮我们，也照亮别人。但是我们理解比别人快，所以做出的东西比别人快，仅此而已。”
“我们自己在编的15000多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和专家是把金钱变成知识，我们还有60000多应用型人才是开发产品，把知识变成金钱。我们对外面科学家的探索，就是给予适当的支持但是如果公司不做，我们就不能领导或领先这个时代，那我们就不能赚超额的钱，我们就不可能有超额的投资，那我们就变成一个代工厂了。我们为什么能胸有成竹一路领先？在电子上我们已经做出最先进的芯片ARM CPU、AI芯片，在光子的交换上，我们也是世界最领先的。在量子方面，我们在跟随，至少在研究别人的量子计算机出来后，我们怎么用。”
“我们在电子、光子、量子这三者之中，有两者是走在人类社会前面的，在量子计算是跟在后面的。所以开展基础研究，才可能有超额利润，才有钱做战略投入，才能领导社会前进。外面的科学家欢迎我们，因为我们就是把他们当作灯塔，我们不侵犯他们的任何利益。美国有一个拜杜法案，赋予大学和非盈利研究机构对于联邦政府资助的发明创造可以享有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从而产生了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强大动力。我们也按照拜杜法案，我们没有什么私心，但我们不是和学校合作，主要是和教授合作，必须有这个领军人物我才跟你合作。”
“现在海思有大量的基础理论，这个基础理论也是战略研究院在外面撒胡椒面形成的，它没有基础理论它咋能走到这个程度。因为中国在基础理论上不够，这些年好一些了。我曾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了数学的重要性，听说现在数学毕业生比较好分配了。我们有几个人愿意读数学的？我不是学数学的，我曾经说，我退休以后想找一个好大学，学数学。校长问我，学数学干什么？我说，想研究热力学第二定律。他问，研究用来做什么？我说，想研究宇宙起源。他说，我很欢迎你！但是我到现在还不能退休，还去不了。我们那时是工科学生，学的是高等数学，最浅的数学。中国要踏踏实实在数学、物理、化学、神经学、脑科学……各方面努力去改变，我们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能站起来。”
“举一个例子，P30手机的照相就是数学。现在的图像不是照出来的，是数学算出来的。因为人的眼睛相当于有一亿个镜头，相机就一个镜头，我们手机通过一个镜头进来的感光点，用数学的方式分解成几千万个视觉镜头，再重新还原出来。我们公司数学家的口号是“把手机做的比人类眼睛还好”，我还在公司讲话批判过，我觉得没有必要，但是他们顽固不化，没有办法。他们说“手机照月亮，可以照一千公里”，可能是真的，因为它是数学，把微弱的信号可能还原。”
“我去法国尼斯研究所见他们，就说“尼斯的海是蓝的，天是蓝的，数学家的公式为什么也是蓝的？”原来图像偏蓝色基调，现在好像纠正过来了。手机之所以进步这么快，得益于我们的战略“备胎”，因为我们网络建立的战略备胎没有用，就划给了终端，终端一下如鱼得水，每三个月换一代，主要是数学家的贡献，当然还有物理学家做光的三色传感器。”
“西方推行的是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论，产生了物理、化学、数学、几何学……各种学科，所以工业发达，建立了工业社会，占领了全世界。”
“我们战略投入不够，我们战略投入够一点，那我们今天的困难就少一点，总体来说，我们对自己的基础研究评价应该还不够满意，为什么呢？这30年，其实我们真正的突破是数学，手机、系统设备是以数学为中心，但是在物理学、化学、神经学、脑学……其他学科上，我们才刚刚起步，还是落后的，未来的电子科学是融合这些科学的，还没有多少人愿意投奔我们。所以，我们在科学构建未来信息社会的结构过程中，我们还是不够的。”
“只有长期重视基础研究才有工业的强大，只有长期重视。”
05.中国的强国之路在于世界级人才之争和强化基础教育
曾经看过冯仑先生写的一篇文章：我心目中的任正非，文章中冯仑先生谈了一件关于任正非先生的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有一次任正非先生邀请了他和柳传志、还有中关村老领导，有教育部领导，有党工委领导，还有文化人等几十个人到一个院子来帮他的母校想校训。
任正非先生为了给一个学校捐一笔钱，这么大动静，请这么多朋友，花这么多精力，就为了研究学校的办学宗旨、校训，要赋予这个学校一个灵魂。用冯仑先生的话说：“我还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哪怕大学校长，大教育长，在一个校训上花这么大精力。”
由此事我们可以看到任正非先生对于教育的理解是深刻的，所以面对央视采访他有个要求是要谈基础教育，而这都是源自他的内心：“我爱国，爱这个国家，希望这个国家繁荣富强，不要再让人欺负了。”
那么中国如何繁荣昌盛？如何做到不要再让人欺负了？我从任正非先生的采访中总结出来两点：一个是世界级人才之争，还有就是加强基础教育，关于如何争夺世界级人才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国网罗最优秀的人才，比如英国建芯片工厂，我们从德国招博士过去，因为德国博士动手能力很强，我们可以在新西伯利亚大学里面把世界计算机竞赛的冠军，用五六倍的工资招进来，我们在俄罗斯提高了工资待遇，俄罗斯很多博士科学家就争着到我们这来工作。 ”
“因为全世界博士很多，国家这些年也进步了，而且特别是现在大量的人才从国外海外回国，这对我们国家是一次机会。因为有两次人才大转移高峰，第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300万犹太人从苏联转移到以色列，崛起了一个高点。现在美国正在排外，它的科研就受限了。第二个我们可能有一些大量的留学生在国外不能公平就业的话，他可能要回国。这个时候我们国家敞开怀抱，拥抱这些人，让他们到中国来，多挣钱，让他们来为国家多发光。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跟外国人说，你把这个高科技卖给我们吧，你把这个东西卖给我们，当这个东西买回来以后，你把这个蛋一打开，发现这个蛋是中国蛋，是咱们中国鸡跑到美国生了一个蛋，然后卖给我们中国蛋，我们还交了关税，我们还要高价买回来，为什么不能自己的鸡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生？”
“第一次世界人才大转移，是苏联的三百万犹太人转移到以色列，以色列成为了一个科技高地。第二次人才大转移又来了，美国排外，大量人才进入不了机密研究。美国著名媒体写了一篇文章反问美国“中国如果发明了治癌的药物，也危害国家安全吗？”美国癌中心辞退了三个华人科学家，中国人发明的癌症药，难道也危害国家安全了吗？他反问美国。很多科学家在美国丧失了工作信心，为什么不拥抱他们进来呢？他们问“怎么进来？孩子上学难，没户口买不了车，还要缴很高的税收。”应该调整我们的政策，拥抱这个世界。美国两百年前是印第安人的不毛之地，就是政策对了，今天是世界霸主。我们国家有五千年文明，有这么好的基础，应该拿出政策来拥抱世界人才来中国创业。”
“为什么不能让外国的科学家到中国来生蛋？大家也知道，美国有非常多伟大的领袖、政治家、哲学家、科学家，大多出自穷困的东欧，我们为啥不能再把东欧的优秀人才引进到中国来生蛋？让他们有幸福的生活，让他们也感觉到环境，这样中国能大量把世界人才像美国一样把科学家吸纳到中国来，这个国家怎么不能井喷？”
“上周我们召开了世界科学家大会，我没有去现场，通过视频转播到我的会议室。来了一批科学青年给我做技术翻译，都是博士，很厉害，他们给我解释这些论文对未来人类社会有什么意义。我们不断有这种世界性的交流，我们自己吸收能量，他们也吸收了我们的需求，不断滚动传播。”
“西方公司在人才争夺上，比我们看得长远，发现你是人才，就去他们公司实习，专门有人培养你，这不是我们大学毕业找工作的概念。我们扩大了与美国公司争夺人才的机会窗，但我们的实力还不够。对世界各国的优秀大学生，从大二开始，我们就给他们发offer。这些孩子超级聪明，举一个例子，新西伯利亚大学连续六年拿到世界计算机竞赛冠军、亚军，但是所有冠军、亚军都被Google用五、六倍的工资挖走了，从今年开始，我们要开出比Google更高的薪酬挖他们来，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创新，我们要和Google争夺人才。我们支持科学家的创新，对科学家不要求追求成功，失败也是成功，因为他们把人才培养出来了。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源源不断地前进。”
06.中国的强国之路在于强化基础教育
“中国将来和美国竞赛，唯有提高教育，没有其他路。教育手段的商品是另外一个事情，我认为最主要还是要重视教师，因为教师得到被尊重了以后，大家都想做教师。深圳教师得到了尊重，深圳老师挣钱多，253个人竞争一个教师岗位。”
“只有教师的政治地位提升，经济待遇提升了，我认为才可能使得教育得到较大发展。我个人为什么感受很深？我父母是乡村教师，在贵州最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从事乡村教育工作，父母这一辈子做教师的体会对孩子们的教育就是一句话“今生今世不准当老师”，如果老师都不让自己的孩子当老师，国家是后继无人的。我亲身经历了他们政治地位低、受人歧视、经济待遇差的窘境，我们自己跟着他们，也亲身体会了这个苦，所以没有选择去当老师。”
“父母跟我们讲今生今世不准当老师，对我们人生选择，你做啥都不管，但是今生今世不准做老师，我们印象很深刻，果然我们后来都没有做老师的。但是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没有老师这个社会怎么办？问题就要改变对教师的政策。”
“所以我才说再穷不能穷教师，就是说再穷也要对未来投资，就像我们战略投资一样，我们每年给大学那些教授支持的钱数额都是巨大的。说我有实力，是因为我对未来有投资。”
“如果我们国家对教育也是这样，教育也是国家的未来，如果我们的教育像日本一样，像北欧一样，像德国一样，像这一样，那我们国家还担心什么和美国竞争的问题。今年稍微不行，明年就出来几个优秀的人，就领着又冲上上甘岭了。如果说我们教师的待遇不高，孩子们、优秀的人都不愿意去当老师，那只会马太效应，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优秀的人愿意当老师，只会越来越优秀，马太效应就是这个效应。”
“我关心教育不是为了华为而是关心我们的国家。如果不重视教育，我会重返贫穷的。这个社会最终是要走向人工智能的。你可以参观一下我们的生产线，20秒钟一部手机就可以从无到有。未来我们几百条、上千条的生产线完全会是自动化的，而我们的人的文化素质不够。受过大专或者大学以上教育，但专业不好计算机也不好，以后做工人的机会都不存在了。”
“从我们公司的缩影，可以放大看到整个国家，未来国家也要走向这一步，否则这个国家是没有竞争力的。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是什么，比如硬件、铁路、公路、交通设施、城市建设、自来水、各种环境的硬设施。硬设施是没有灵魂的，灵魂在于文化，在于哲学，在于教育。”
“一个国家有硬的基础设施，一定要有软的土壤，没有这些软的土壤任何庄稼不能生长。为什么别人不会提这个问题，我会提这个问题，我们真正在科学技术上是领导这个世界的，我能看见我们科学家的工作状态。”
“我只要一出国，到了任何一个研究所，每个科学家都争着上来讲他的方程。十年、二十年以后这些东西产生的结果，比如他们会演示系统方程给我看，说这个将来毫米波可能会给人类提高一百倍的带宽，但是只增加两倍的钱，你多出两分钱，你就可以获得一百倍的带宽，所以穷人都能消费起了。”
“这些基础的科学走到这一步，如果没有从农村的基础教育抓起，没有从一层层的基础教育抓起，我们国家就不可能在世界这个地方竞争。因此我认为国家要充分看到这一点，国家的未来就是教育。”
关于基础教育，任正非先生还曾动用自己的钱去做国内基础教育的调研，而没有动用公司的钱，他跟记者讲到：
“我跟您讲，我动用公司的钱是集体的钱，这是要有流程和表决的，我动用自己的钱管不着。比如说我最近去了普洱市，它把地方文化搞得很有特色，我那天看了一场一个村庄的演出，我很感慨，我说那我得送点什么呢？我就送你五台钢琴，我就发五台钢琴。我给贵州省的捐献大概有上千台钢琴了，也是我自己捐献的。我希望从青少年开始，就不要单纯就是数理化，应该有全面的思想去发展，奠定一个广阔的文化基础，对吧。”
“我能看到科学家真实的研究，能达到的水平，达到这个水平的难度我知道，我认为要从最基础抓起，要尊师重教，能真正这样子，将来这个国家二三十年、三五十年有希望。这个二三十年，人类一定爆发一场巨大的革命，这个革命的恐怖性人人都看到了，特别是美国看得最清楚。看得最清楚，他们才能打你这个出头鸟。他们没想到我们早就准备消灭不了，他们没想到，他们以为架起几门炮就吓唬一个国家的时代还是那个时代，可能误判了，对吧。因为抓起我们国家一个人就摧毁了我们的意志，这个也误判了。所以我认为我们国家其实从今天抓起，如果我们农村的孩子二三十年以后好多都是博士硕士了，就会为国家在新的创新领域去搏击，争取国家新的前途和命运，这才是未来。”
“这个时代对一个国家来说，重心是要发展教育，而且主要是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的基础教育。没有良好的基础教育，就难有有作为的基础研究。给农村教师多发一点钱，让优秀人才愿意去当教师，优秀的孩子愿意进入师范学校，就如我们老一代革命家毛泽东、粟裕、黄克诚、许光达、恽代英…都出身于师范学校一样，我们就可以实现“用最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
“但现在不是这样，教师待遇低，孩子们看见知识多也挣不到多少钱，所以也不怎么想读书。这样就适应不了未来二、三十年以后的社会，社会就可能分化。完全使用人工智能生产的可能就会重回西方，因为没有了工会问题、社会福利问题、罢工问题……；完全不能人工智能的生产可能会搬到东南亚、拉丁美洲、南欧等人力成本低的国家去了。我们国家面临着这种分化，就应该要把基础教育提到国家的最高纲领，才能迎接未来的革命。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这应是党和国家的主要责任，每个公民的义务。今天满街高楼大厦，过二、三十年就变旧了。如果我们投资教育，二、三十年后这些穷孩子就是博士，开始冲锋，国家就会走向更加繁荣。”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如果变成人才大国，我们与别人的竞争才更加有信心，因此，小学教师应该要得到更多的尊重。当然，今天教师待遇已经比过去好很多了，但还要让教师成为最光荣的职业，国家未来才有希望，才能在世界竞技中获得成功。”
“振兴教育不在房子，在于老师。黄埔军校就是两条绑腿，抗大就是一条小板凳。你们看关于抗大的电影，搬个小板凳，坐在黄土飞扬的土地上，听到mao-z-d没有麦克风的讲话，就建设了新中国。黄埔和抗大怎么不是世界上两所伟大的名校呢？所以，物质不是最主要的，人才是最主要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该得到尊重，这个国家才有希望。”
“我觉得未来二三十年，人类社会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至少是生产方式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工业、农业，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那工业巨大的进步来源于教育和科技的进步。所以我们认为一个国家首先要重视教育，重视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的基础教育。国外有人说过，一个国家的强盛是在小学教师的教室上完成的，同时也讲到教育是最廉价的国防。国防并不一定武器是最厉害的。”
“我认为，社会就是应该有口号“用最优秀的人去培养更优秀的人”，“我们再穷也不能穷老师。”
07.未来可以建议孩子学什么？
教育要面现代化，面向未来，那么从任正非先生的采访中，我们完全可以感知到未来世界，感知到教育的发力点，感知到孩子未来可以学什么？
“我认为，人类社会在未来二、三十年内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都不可想象。就像二、三十年前我们不可能想象今天的信息社会一样，我们今天也不可能想象未来二、三十年的信息社会是什么样子。”
“技术突飞猛进，是人类历史超越几千年的速度在前进，而我们公司能不能赶上这次前进，我们认为是打个问号的。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中，应该说二十多年前，是加拿大的教授提出了人工智能的概念，当然也包括七、八十年前英国的图灵提出了人工智能的概念，但是人类并没有认同。现在由于计算机发达，传送技术先进，人工智能就开始凸显，加拿大是具有很大优势的，三个人工智能之父，都在加拿大。未来社会可能需要很少的人就会产生很大的财富，多数人不能工作。”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观我们的生产线。我们的生产线，比如20秒钟就可以生产一部高档手机，从无到有，但是生产线上没多少人了，以后还可以减少到五、六个人就能完成，甚至两、三人，主要是做维修。当然，我们的生产线上很多人都是博士，不是普通操作工人，说明人工智能在生产上发挥的效率会越来越高。”
“我举个例子，我们在非洲的实验室做了一种简单的人工智能，还不是完全的人工智能，以前我们非洲一个工程师一天能设计4个站点，现在变成一天能设计1200个站点。我们前年减少了一万多个工程师，因为不需要这么多工程师了。所以，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高文化、高素质、各种条件好的这种国家，人口逐渐不是优势了。当人工智能出现升华以后，现在西方国家不能解决的社会福利问题、工会问题、罢工问题，以后是机器人，不会罢工的，只要给电就行了，那么西方这些问题就解决了。真正能实现人工智能，大规模的工业就会转向西方发展；完全不能实现人工智能的生产方式，可能就往东南亚这些人工成本低的国家发展；中国正面临着“夹心饼”中间这一层，中国往何处去，现在是一个极大挑战，不是人口红利就能解决中国未来的发展问题。我们力求在这两者中怎么能生存下来，我们也不知道。”
“这是挡不住的潮流。大家看微软的人工智能软件，我们这个手机上装的软件，两人在对话的时候，同时有50种语言可以直播，同时还可以转成文字稿。这在过去是需要很多人来实现的，现在不需要，这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很多生产慢慢都会转到人工智能，就像我们的手机越来越高端，高端以后的制造精度是10微米，这是人工已经做不到的，必须靠机器，机器还不是靠数字，要靠图像的方法。”
“你讲到命脉了，主席专门讲过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什么？计算机与统计学就是人工智能。我们老说人工智能，中国没有人工智能这门课，计算机与统计学，审计学与统计学。你说我们要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时代干啥？（就是）统计。说明我们国家在数学上面重视不够。第二个在数学中的统计学上，重视不够，大家过去看，多年来好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大多使用的是统计学，所以中科大包校长跟我介绍专业的时候，我每个专业后面加一个统计学……才能带来新时代的突破。”
“我曾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了数学的重要性，听说现在数学毕业生比较好分配了。我们有几个人愿意读数学的？我不是学数学的，我曾经说，我退休以后想找一个好大学，学数学。校长问我，学数学干什么？我说，想研究热力学第二定律。他问，研究用来做什么？我说，想研究宇宙起源。他说，我很欢迎你！但是我到现在还不能退休，还去不了。我们那时是工科学生，学的是高等数学，最浅的数学。中国要踏踏实实在数学、物理、化学、神经学、脑科学……各方面努力去改变，我们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能站起来。”
08.有一种境界叫看破危机
央视记者：这架飞机之所以能够飞回来，是因为要害部位没有受到伤害，例如油箱、发动机，只是机翼非要害部位受到了伤害。有没有可能飞的时候要害部位受到攻击，那怎么飞回来？
任正非：我讲两个故事，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德国因为不投降，最后被炸得片瓦未存，除了波茨坦会议留下准备开会，其余地方全被炸成平地。日本也受到了强烈轰炸，如果不投降，美军也要全部炸平，最终日本采取了妥协的方法，保留天皇，日本投降，没有被完全摧毁，但是大量的工业基础被摧毁了。当时有一个著名的口号“什么都没有了，只要人还在，就可以重整雄风”，没多少年德国就振兴了，所有房子都修复得跟过去一样。日本的经济也快速恢复，得益于他们的人才、得益于他们的教育、得益于他们的基础，这点是最主要的。所有一切失去了、不能失去的是“人”，人的素质、人的技能、人的信心很重要。
CNN记者：在华为未来发展中，哪方面是让您最兴奋的？在所有未来发展中，包括5G和服务器，哪方面是您最期待的？
任正非：我今天最兴奋的是美国对我们的打压。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了三十年，我们这支队伍正在惰怠、衰落之中，很多中、高级干部有了钱，就不愿意努力奋斗了。一位名人说过“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堡垒从外部被加强”，我们这个堡垒的内部正在松散、惰怠之中，美国这样一打压，我们内部受到挤压以后，就更团结，密度更强，更万众一心，下决心一定要把产品做好。我的担子减轻了，他们更努力了，他们叫喊的声音比我强，所以我就可以潇洒一点，对美国更多地赞扬。希望他们不要反美，希望不要引导我们的员工最终有一种狭隘的民族心理反美，也不要有着民粹主义的思想导致最终落后。我们向美国学习先进开放，那么我们将来有一天会先成为发达公司的。
CNN记者：所以您认为目前华为所经历的事情是好事？
任正非：是的。
09.要成事建议多看任正非先生的文章多听他的讲话
任正非先生在接受BBC采访时，面对记者的提问，他说了这样一句十分有价值的话：
“我每天写的文字中，既有规范的，又有诙谐、调皮、活泼的语言。因此，看我的文章，慢慢看，有人就看懂了，可能就上来做骨干了；有人没看懂，就在下面继续活跃。”
所以已经有高手将任正非先生从1994年到2018年写过的文章，还有发表过的演讲整理成了文档，一共有400多篇，795页，值得你我深入研读和学习。
从深圳、中国到东南亚、非洲、欧洲、美洲；从研发、市场、服务到财经、人力资源、战略、内控与公共关系；从交换机、通讯设备、移动终端到人工智能、物联网；从物理学、化学、数学到心理学、哲学；从....到....。
穿越时空看华为大幕如何徐徐展开，观任正非大家成长进化，向优秀学习，与时代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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