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

我的恩师郑春山

(一)

我在《童年轶事》里，用了很大的篇幅写了我与志愿军家属崔老师的师生情谊。从上小学开始，一直到上中专，我和老师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特殊感情，有人说，这可能和你的星宿有关。使我最难忘记是我在吉林省财政金融学校念书时结识並在以后四十年相处交往的郑春山老师。

        郑春山，字笑如，一九一一年农历七月初十出生在辽宁彰武哈尔套农民家廷，

1964年春，我们财会五班开学的苐一课，便是他的《会计原理》课，那时他都快六十岁的人了，讲课声音宏亮，板书工整，课堂活跃，善于互动，对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总是那样循序善诱，笑容可鞠，从来没看到他发脾气。

在这隨后的一年半学习生活中，彼此互相了解，我们师生之间谈笑风生，无拘无束，感情逐步加深。

1965年春夏之交，我班在毕业前的实习中，由他和徐老师带队，带领我们到辽源市属十几家工业企业的财务部门实习，我被分配到辽源重型机器厂财务科实习，临结束时，郑老师给我出了一道与财会专业不相干的课题，他叫我三十一号(叫惯了学号就不叫我的名字了)，咱们班在实习结束时准备与辽源市各实习单位搞一次联欢，请咱校领导和辽源市政府、财政局、工业局的领导参加，我和徐老师商量一下，想让你帮五号(付庆年文娱委员)组织一下，首先定一下节目单，咱班女生午蹈《洗衣歌》《丰收歌》这两个获奨节目必保，再穿挿五号的《乌苏里船歌》，你的口琴独奏。你动一下笔给主持人写好串场的台词，少喊一些口号，多点浪漫和抒情，考虑联欢会的整体效果，你还得麻烦一点，编几个小快板，三句半啥的，也可以用老曲套点新词，我想你还是有这个能力完成这个任务的，现在的问题就是时间紧点，你俩尽量安排一下吧。我说那我俩就照量照量吧，郑老师说，争取一稿就成，给排练节目多留出一点时间。

这次经过我们组织和策划的在辽源市政府礼堂举办的两个半小时联欢会，我们班的同学各显其才，都做了尽兴的表演，达到预期目的，很成功。

毕业分配时，是他老人家和徐振国老师向校长进谏，力主我和周国栋留校教课，其理由是,前几年留校的不是唱歌跳舞的就是打球吹号的,我们学校应该是以培养财会人才为主,留校学生要重点培养专业课师资力量,因此,校长采纳了他俩的意见,从当年留校名单中換下两个篮球中锋(一个是我班的杨敬涛,另一个是四班的李维第)换上我们两个专业课学习成绩好一点,对专业课有兴趣,有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的财务和会计课科代表,于是,我们这两个书呆子,从原定的辽源重型机械厂和省经委蛟河保密厂的名单中调换了过来,留到学校,这个情况是几年后我们通过人保科的同事了解到的.当时我俩真是做梦都想不到我们能夠留到学校，结果呢?是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好事变了坏事,留校第二年,文革来了,正当春风得意的我们这两个书呆子,一夜间成为校黑党委留下的修正主义苗子,是个保皇小丒，郑老师和徐老师也在数难逃,成为苏联凯洛夫式修正主义反动学术权威，我的郑老师更惨，每当斗争走资派时,就得陪斗.（在长春解放前夕，老师的一个同学为了拿空头饷，瞒着他给他挂名挂个国民党建军少校的头衔,郑老师本人不知道,是造反派在敌伪档案馆翻到的）。

1969年春，长春市一哄声的搞个什么"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郑老师全家被下放农村，实际是大马路街道的委主任,相中了老师家这套房子,便找了这个机会,把他们家撵下乡.师娘当时不服气，跟他们辩论说,共产党不是讲自愿吗?你们还能用绳子给我们拴着下去咋的?这个委主任,脑羞成怒，专程到学校找军宣队,说什么如果老郑家不下去就会影响整个街道的下乡进度,来到学校，找到当时的军代表赵昌林，赵这个人当时是什么红七连的指导员,(一个杠三个花)，四十多岁,文化水儿不高,一身匪气,脸上尽是横肉丝子,他把郑老师叫到办公室，没等开口，先把自已帽子拽下来，捲把捲把摔在桌子上，一开口唾沬星子就飞出来了：听街道的人说，你们不下乡，要影响街道下乡走五七道路的大方向，你啥身份知不知道?今天你给我说个痛快话，你是光荣地下还是强制地下?郑老师连忙说，请军宣队领导放心，我们现在就下!就是这样，这街道和军宣队这么一吓虎，连说话的机会都不给，就给撵下乡去了。

再说这位军代表赵昌林，正在春风得意的他，却在我们学校翻了船:一是在全校两派师生大联合会上领头呼喊“谁反对刘少奇就打倒谁"的口号，说实话，他当时一激动喊错了,当我们跟着喊完"谁反对"三个字以后,全场顿时鸦雀无声,三四秒钟以后全场人才反映过来,把刘少奇换成毛主席;二是让我校一个挺有姿色并有点骚味的语文课女教师给洗脚丫子，找她打扑克时还用脚蹬这女人的大腿根子,这个女人本来是造反派黑司令的姘妇,黑司令连憋气带窝火给支左部队首长打了报告,于是乎，赵被上司薅下帽徽,拽下领章，转业到九台西北部一个叫什么其塔木的偏远农村供销社赶毛驴车当采买员。

青年时代的郑老师 解放初曾任长春银行经理

这年端午节前，郑老师点名让我送他们全家下乡,他说,军宣队让我在学校选一个人,我想,就是你跟我最亲近。就辛苦你趟吧，论公事这算你出差，论私事是你帮助老师一把。我很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街道和学校出车,我先帮他们装车,真是破家值万贯,仅煤炭就装了两汽车,把他们全家送到柳河县向阳公社东南的八宝屯安顿下来。

笫二天我便和老师一同到公社五、七办报到，我向他们郑重地强调：郑老师是我们学校德高望重的老教师，都这么大岁数了，过不了几年就要离退休了，但他依然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坚持走"五,七"道路，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以后，公社有些公益活动别忘了邀请他老人家参加。虽然年令大点，但身体  还挺好，是革命事业的主力，他最擅长的就是搞清产核资和查帐。当时，我主要考虑通过当了五七干部，起码在农村可以转变一下身份，可以挺起腰杆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不能让别人总揪着这点历史问题没完没了。

端午节那天我和他的孩子们带着干粮，一起登上柳河县最高的大顶子山，据山下的老乡讲,这些年，他们村里人,绝大部分人从未登上过此山,65年四清时,社教工作队登上过.我们登顶后，确实发现了社教工作队在树上用水果刀刻下的痕迹,这时阳历都六月份了,山顶上依然积雪未化，郑老师九个孩子这次登顶来了六个，比老二文治大的哥哥姐姐都工作了,比他小的文毅到德惠县下乡,他为了陪老妹到扶余县三井子下乡,(这几个孩子来回办事路过三岔河都到过我家.)，他们身下还有个小四和带着红领巾背着书包准备在农村小学继续上学的小五。郑老师和师娘已经六十来岁的人了,下不了农田了,按理讲,这样的家庭本来就不应该下乡,多么大的雨点也淋(轮)不到他家,可那个时候,一是没有政策,二是也不讲政策,就是一阵风都轰下去.他们面对这个老的老，小的小的大家庭突然走向这种地步，前途莫测，相拥而泣，我劝他们都别哭了，以后慢慢会好起来的，现在山上太冷，大家穿的又少，要保存体力,抓紧时间下山。

下山时,三姐文媛由于心情不好,加之有点胖,行动不灵活,脚下一滑，翻滚几个筋斗,摔下山,被一棵小树挡住,我和文治冒险冲下去将她掺扶起来,好在没有受伤,只划破点皮.回家后谁也没跟老师说。

72年郑老师返城后，分配到大马路一家集体所有制的豆制品厂，把家安置在西三道街九圣祠胡同一座平房。这期间我经常到老师家，我妈有病在等待住院和排号放化疗的日子，郑老师说，你们那也别去，就住我家。

70年代末，由于他们家的地下煤气管道老化破裂，引起爆炸，把中间小房间炸成废墟，幸亏郑老师和师娘那天不在此屋,免遭一劫,此事第二天就上了城市晚报,我见报以后,吓的心突突跳,这个房间我很熟悉,因为每次在他家住时,老师都安排我住这屋,于是,我赶紧到长春探望老师。为了安慰他老人家，我说"没伤到人挺好的，火烧旺运，老师你这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老师苦笑着说,这山河易改,秉性难移,你呀,还象念书时那样顽皮，那样逗乐......

老师和师娘的幸福晚年

(二)

文革时，当时的校长被斗的很惨,挂着用铁丝拴着的牌子,跪在四楼女儿墙上,嘴还得叼着个蛤蟆......文革后学校恢复,有人问他办公桌放到那里,校长说,文革前放在那,现在还放在那.在请老师归队时,他吩咐人事科，在文革中造反的，斗过他的一个也不要，1978年春他聘郑老师回校讲课。

1978年夏,老师到扶余招生，顺便到商业局找我，想传达老校长要我返校的意图,遗憾的是，我当时在百里之遥的伊家店搞三分之一（基本路线教育），加之交通不便，通讯条件又差，没有见到老师的面,错失了这次返校的机会。后来我每次到长春去老师家或学校看望老师时,老师都埋怨我，说我对返校不积极。我说算了，在哪干都一样是敎学，拖家带口的折腾一次也不容易。从1987年我归队当扶余财校校长以后，老师家从西三道街搬到南湖,后又搬到三角广场,每年春节我都到长春看望他老人家，给他拜年，这期间我的二女儿考上长春的吉林工大，郑老师从南湖顶风冒雪到南岭给孩子送去英雄牌金笔；每次我去他家，老人家不愿意让我走，我就在他家住上一宿，老人家嗓音洪亮，侃侃而谈，善于回顾往事。每次见到我这个与他有近四十年交往的学子，他都感到非常欣慰。老人家有九个孩子（五男四女），清一色研究生、大学生，就这五个儿子来说，老大是研究火箭和导弹的；老二是大学教授；老三是医院主任医师；老四在建筑设计规划院当处长；老五原是副省长的秘书，后调国家农业部任经营管理司司长，退休前是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退休后被聘任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我每次到他家看望郑老师时，他最常说的一席话是：咱们两家都一样，你家八个孩子，我家比你家多个闺女，九个。我不信鬼也不信神，我信的是大自然的规律，相信传统的道德理念，咱们穷也罢，富也罢，千万不能忘了本，不能丢了根，要清请白白为官，老老实实做事，堂堂正正做人。因为人在做，天在看。老天终是会有报应的。(老师所说的天，我的理解就是大自然)许多年来，老师这段格言不仅始终在我的头脑中萦绕着，而且在漫长的生活的岁月中品味着、检验着，成为我人生的座右铭。郑老师晚年依旧保持着良好的学习态度和生活习惯。即便在九十多岁高龄，还坚持每天一笔一划记日记。读报、看书更不可少。不仅《参考消息》、《吉林日报》、《吉林经贸新闻》、《长春日报》、《城市时报》等报刊每日必读。连香港出版的《人物传记》、《镜报》也爱不释手。

郑老师晚年患了小脑蒌缩影响进食，为了补充营养，只有釆取鼻飼法来延长生命，但老师认为靠外力延续生命是没有尊严的，是对圣洁的生命的亵读，因此当医护人员或孩子们费了很大劲给他插好的鼻饲管，被他一把就褥了出来，坚强刚毅的老师就是用这种断然的举动来维护自己生命的尊严。

慈祥、睿智、饱经沧桑的郑老师于2006年七月二十一日，农历六月二十六日午时，在三角广场的省政府宿舍安然的驾鹤西去，享年九十六岁。

晩年的郑老师

(三)

六九年六月，我送郑老师下乡，在帮助装车时,发现了一个修鞋的铁脚(钉拐子),我问老师,这东西没啥用了,当废铁卖给收破烂的吧,老师说那可不行,我下乡以后还得继续给孩子们掌鞋用呢,于是便纸包纸裹的放到车上.到了柳河向阳公社以后,老师从书箱里掏出两本精装的<资本论>(一,二册),递给我说,这两本书送给你留作纪念吧,我这还有第三册的购书证,以后大批发行时,没有它书店不单卖,后来我买了这一册,整齐的放到书架上,虽然没有机会字字句句通读,但也有时当工具书翻开找点资料或典故,现在我每看见这套书,就仿佛看见郑老师的音容笑貌，他那慈祥的面孔，使我历历在目.。

郑老师在世时,经常对他的孩子们讲,在我这一辈子教过的学生中,就数你薛大哥有情有义,你们到什么时候也别忘了他,他可不像有的人,在文化大革命这特殊年代,跟我相远,躲躲闪闪,后来干脆就划清了界限了,在那个年月还有情可原,但文化大革命过去了,一切都拨乱反正了,他怕影响升官,还一直跟我划清界限,不但连门都不登.就连个电话也没有,这样的人,以后你们不要搭理他。

郑老师不沾烟酒,每当我到南湖或三角广场的家中,他都打电话给老二或老三，让他们回来陪我喝两盅,(老二喝酒不行,老三还可以)这酒劲一上来,孩子们跟我透漏了真情,问我:大哥你知道我爸说的那个人是谁吗?我摇摇头说不知道,咳!就是你们学校的小老段呗,你认识祁大夫吧?他是祁大娘的亲外甥，老家在辽阳，由于患了肺结核没考上大学，在家流浪，无所事事，祁大娘找到我爸，我爸当时在长春银行当经理，先是给安排在银行学校代课，由于没有户口不能转正，我爸就托人帮助落了长春户口，办了转正，段从小失去父母,爸妈看他很可怜,凭我们家和祁家这世纪交情，便对他像自己家的孩子一样，格外进行关照，但以后这个人却忘恩负义，文革特殊年代你躲躲闪闪怕影响你前途还说得出，但他下乡返城后,当上了政府官员。按理说，文革这一篇己经翻过去了，你忘了自己的苦出身,忘了关怀扶助你的有恩之人，那就说不出了，你想想,咱们现在家家的生活都好了;社会地位`也都提高了，我们也不想挂拉着你什么，你躲啥?对于"情义"这俩字,你是忘了?丢了?还是压根就没有?

段的姥姥听说后骂他，这小兎崽子，真没良心，要是没有你郑叔，你还能活到现在?早就喂狗了。

现在，这个小老段可能早就退休了,也不知道你会不会上网,能否看见这篇文章,也许你会编出一百个理由忽悠我们，不管你咋说,情理只有一个,现在不都讲道德底线吗?讲感恩吗?你就是有一千个舌头也不能自圆其说。也许至此你的良心会有一点点发现,那就忏悔吧，阿门！

老寿星2006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