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3年旧历2月在哈尔滨出生，当时小曰本鬼子还没倒台，爸爸虽然有照快相的手艺，但在哈尔滨却生活不下去了。转过年，我们举家搬迁到离哈尔滨以南一百多公里的小镇—三岔河维持生活。我五、六岁刚有点记事儿时（47—48年），就赶上土改斗争。听妈妈说，土改时我们家定为城市贫民（小手工业者），是个翻身户。
流血斗争
关于土改，对于我这个不懂事的小孩子来说，当时朦朦胧胧地，就知道拽着妈妈上街看热闹，今天看敲锣打鼓的，明天看地主游街的。一次，农会通知翻身户都到东南街穿心店大院开斗争恶霸地主大会，并且要带个应手的家什。妈妈对我说，看来今天又要搞流血斗争了，你还小不懂事，乖乖地留在家，我哭着喊着非要去不可，妈妈拿我实在没办法，就领着我去了，并叮嘱我，如果看见打老地主，你可别害怕！我说不怕，妈妈前几天领我看活报剧，看到打地主我还鼓掌呢。
斗争大会开始了，先是控诉地主的罪行，然后农会主任在台上喊：“现在是我们穷人翻身的时候了，大家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话音刚落，呼啦一下子就上去一帮人，拿着棍棒铁齿都往这老地主的脑袋上销，只听到噼里啪啦几下子，把这老地主打的四仰八叉，七窍流血—死了。看到这个情节，我顿时吓的哇哇大哭，并让妈妈赶快领我回家，妈妈哄着我说，你不是说不害怕吗？咱现在还不能走，人家农会不让！我说，那咱们上后边，我不看不看！妈妈抱着我好不容易从人群里挤了出来，你说巧不巧？又碰上农会的人用马把这个死鬼地主往城壕外拖，正拖在我们面前，只见得这老地主满脸是血，脑袋肿的像个大葫芦，我吓得趴在妈妈肩上一动也不敢动。这时，我听到里屋跟我家很要好的杜娘数落我妈：“他三嫂，你可也真是！把孩子领来干啥？吓着咋整？
这天晚上，我梦见用马拖的老地主，穿着一个破黑棉袍子，被拴着两只脚，就穿着一只鞋，他挣扎着抬起头，用手抓着我妈妈的脚，喊着救命......我又大哭起来……妈妈一边摸着我的脑袋，一边问我咋的啦？我说，死地主...抓妈妈的脚！妈说，傻孩子，别害怕，人死了啥也不能动弹了，他要抓我，我踹他！哎呀！你的脑袋咋这么烫呀？
以后，妈妈是咋样抱我上医院，我是啥时候好的，就不记得了，只记得以后妈妈经常叨咕，不应该带我去开斗争会，把孩子吓了一场大病。
胜利果实
斗完地主，东南街农会开始给翻身户分配土地、房屋、车马和浮财（不属于固定资产的金银、物品），农业户优先分土地、车马、房屋；对于城市手工业者、城市贫民主要是分配一部分浮财。
一天，爸爸用一个小板车拉回三、四个大包裹，高兴地对妈妈说，这是咱家分得的胜利果实，搬到屋里一看，赫！都是一些富人、官宦人家用的珍贵东西，有锦缎衣物、中式旗袍、狐狸皮袄、马球牌的洋座钟、还有一些铜镜、银首饰……按理说对于我们几辈子都受穷的人家来讲，一时间得到这些东西，连做梦都不敢想，应该高兴坏了，可是妈妈一点笑容也没有。我一个小孩子不知咋回事，只是高兴地翻弄里面的东西玩，看啥都很新鲜。妈对爸说，你咋整回来这些东西呢？咋不要点钱，要点粮食？这些东西你能穿得出、摆得上吗？明晃晃的太扎眼了，万一中央军（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打回来，地主和还乡团都回来反把倒算，咱不得掉脑袋呀！你也太傻了！你看人家里屋的杜大哥多聪明，人家要钱，买了马，又栓上了一挂车，咱要是有点钱，置办一套室内照慢像器材，省得你风里来雨里去在外面瞎游荡，咱也能过上一个安稳的日子。你把这些东西送回去，少换点钱也行；爸说，我去的时候，钱和粮就分没了，现在已经送不回去了；妈说，送不回去那咱就扔到哪，咱啥也不要了！你还不知道呢，咱前院老陈家的老爷们儿，昨天戴着分得的貉皮帽子上街得瑟，都叫地主家的孩子认出来了。你说，我要是穿上这旗袍，你再穿上狐狸皮袄，让人家认出来，你黑天出门，人家不拿大砖头子削你才怪呢，依我看，这些玩意不是什么好东西，到头来都是惹祸的根苗，咱有能耐自己挣，买件衣服穿上也舒坦……。
爸妈在外屋说话，在里屋住的杜大爷、杜娘笑呵呵地走出来，说，你们公母俩说话我们都听到了，送啥送？我们看看都有啥？你们实在不敢要，就先放到我们这，我们的这口大柜还空着呢，我们两口子啥也不怕！八路军过来咱就跟着八路军，中央军过来咱就跟着中央军，你得随年吃饭，随年穿衣，到啥时候说啥话，听剌剌咕叫你还不种黄豆了？等过几年消停消停，没啥动静了，你喜欢啥就在我这里拿啥，反正咱们两家处和的比亲兄弟还亲！爸妈当即答应，杜家两口子连忙动手把这些东西往他家柜里倒动。我当时在包里掏出一个“麒麟送子”的银首饰玩耍，那顶上拴着一些小狗、小猪、小聚宝盆，稀里哗啦可好玩了，不愿撒手。妈硬从我手里夺过去也递给他们。说，这玩意咱家有，你小的时候有病，姥姥家给你打的，等哪天我给你找出来玩。我伤心地哭了。妈骂我，我怎么养活这么一个小财迷，你没看见？头些日子打死那个老地主，他就是一个老财迷！你再不听话，我就先打死你，省得叫别人打！
老式座钟
拿到最后，还剩下那个一打点就像弹钢琴嗡嗡响的座钟，杜大爷有点不好意思再拿了，说，弟妹，这件东西还是留给你们外屋吧！妈说：不用，不用！在你们里屋我听得到打点，正好；在我们外屋夜深人静时声音太大，怕孩子睡不好觉。
杜家被斗
土改那一年，爸爸在三岔河十字街口东南角租了三间门市房，在门口照快相，冷的时候在屋里洗相。爸爸很有经济头脑，他把这三间很宽绰的房子间壁成几个小间，转租给修表、刻字、卖布和镶牙的。杜大爷是赶载客马车的，（前面两小轮，后面两大轮）没事时，就到爸爸的门市房里坐着等活，与爸爸闲聊，帮修表师傅擦座钟的油泥，久而久之，两个人成了好朋友。我们家租的住房是两间半，里屋还闲着一间，在和杜大爷闲聊中，爸爸听说他们两口子还没有住处，就让杜大爷他们搬了进来，我们两家使用外屋地上的一个锅灶，他们两口子结婚五六年没有小孩，非常喜欢我，我呢？也真没客气，哪屋有好吃的，我就在哪屋吃，有时还在里屋跟他们睡，一样的饭菜也觉得他们家的香。特别是自从把我家分得东西送给他们以后，这两口子认我干儿子，杜大爷每次收车回来，都在街里买回水果、落花生、冰糖葫芦，包子馒头等一些吃的，妈妈说我属狗的，记吃不记打。
这一年（1946）除夕夜，在半夜发纸时，杜大爷要给天地老爷送个油灯，我也跟着他看个究竟，杜大爷把自己用小碗做的油灯点着，虔诚地放到天地牌位上，做了一个揖，刚一回身，这油灯就从牌位上滑落下来，油洒落在我的脖子上，小瓷碗掉在地上摔碎了，杜大爷当时觉得非常晦气，连忙问我烫没烫着？我说没事，就是有点热乎燎的，回到屋里，杜大爷跟自己生闷气，年夜饭也不吃了，没精打采的在他们里屋头冲里就躺下了。妈听说这回事以后，说，没事没事！岁岁（碎碎）平安！我一听说没事，又跑到外面看别人家放鞭炮，一直到妈妈喊我回家吃饺子。妈妈一边给我擦身上的灯油，一边叨咕着，岁岁平安，岁岁平安，求求老天爷保佑这爷儿俩平平安安，别出啥说道。
我们前院老陈家，原来和杜大爷在一起倒卖过马，两人在一起无话不谈，也不知啥原因，自从土改以后，两家成了仇家。
这一年秋天，农会动员群众揭发检举漏网的地主，清查阶级异己分子，杜大爷当时是组长，为了表现积极，他召集全组人开会，要联名到农会举报陈家在土改前不但给地主通风报信，而且还一车一车往江南送逃亡大地主，用大罗卜刻戳子造假路条，蒙骗八路军哨卡。岂不知，这陈家和农会主任是磕头拜把子弟兄，结果，老陈家得知消息先下了手，到农会告发，农会派人把开会的人都抓了起来，妈妈也在数难逃，我到柜上找爸爸，爸到农会找主任，才把妈放出来。杜大爷开始不服气，一顿子皮鞭子抽的啥也不敢说了。陈麻子反而咬杜大爷一口，说你杜小手（杜大爷外号）是伪满尹街长（刚解放时被解放区政府镇压）的狗腿子，伪满时他赶着马车拉着尹街长到处坑害老百姓，给小鬼子当汉奸。有一次尹街长下馆子，小手在外面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尹街长喝醉了，他还往车上背……
杜家被斗了，一天，农会带着杜娘回家起赃，除了把他家的车马、衣物、粮食、被褥充公以外，还把我们家给他们的“胜利果实”，又一次当成胜利品缴了回去，农会的人一边装车一边说，咱穷人家，谁家能有这些东西？看来杜小手真是一个汉奸。当一个人抱起柜盖上的洋座钟时，杜娘说了一句话，那是人家老薛家分的果实，他们家孩子怕声响，放到我们屋的。农会的人还挺讲理，把这钟给我们留下了。其他的东西杜娘没敢说，我妈也没敢要。
我跟着马车后面，和其他孩子们一起，来到农会大院，这是伪满道德会的大青砖瓦房，窗户用土坯砌起来，比我大一点的孩子，能攀上去看，我小，只好趴在门缝往里看：看见杜大爷被吊在樑柁上，脱光了膀子，农会有个叫大王双子的，拿着皮鞭子往他身上抽，那动静不是啪啪的，而是扑哧扑哧的，每抽一下，杜大爷就哎呀一声，只听见杜大爷喊：别打了，别打了！我家炕洞子里还有一个聚宝盆！
农会派小王双子领几个人，到了我们家二话没说，上里屋就开始刨炕，刨出来的原来是我们家分的那个银质的“麒麟送子”，这小王双子说，这哪里是聚宝盆？这不是给小孩子带的银符吗？咱回去再狠狠收拾这杜小手！妈妈在一旁说，这是叫聚宝盆，不信你们看看，这下面拴的除了小狗小猪以外还有个聚宝盆，这帮人拿着东西要走，我妈说，你们留下两个人，帮我把炕修一下，不然我在外屋烧火，里屋冒烟，炝着孩子咋办？这个小王双子指着一个叫闵大肚子的人，你留下，这位老薛三嫂也是咱翻身户，不是外人，你给好好修一下。
这闵大肚子干活挺麻利，不大一会就把炕给抹好了。我悄声问妈妈，这个人肚子也不大呀？妈妈让我看她的手指肚子，呀！原来是个六指，他这第六个手指特别大。
妈问我，你刚才到农会去看了？
“去了”；
“你杜大爷挨揍没有”？
“用皮鞭子抽”；
“你杜娘呢？”
“没看见”；
“你杜娘还戴着我的一副银手镯，到那里人家非给她撸下来不可，咱也别吱声了，行啊，破了财，免了灾”；
“他们啥时候才能出来呀”？
“你爸正在托大区武装部的朋友，去说说情，让他们破破手，一个穷赶马车的，咋也沾不上汉奸的边，用不了几天就能出来。”
“咱八路军不是斗地主吗？咋把贫农也斗了？”
“孩子，你不懂，这叫斗人缘，即在矮檐下，你怎敢不低头？农会的人可得罪不起呀！”
“他们把咱家的东西拉走了，你咋不要呢？”
“傻孩子，以后可千万不要说是咱家的！其实，那些东西本来就不是咱家的！”
没过几天，杜大爷杜娘被放出来了。在这期间，妈让我给他们送几次饭，只是交给农会把门的，也没看见他们。听农会的人说，杜小手的事，不算完，也就是大区里的有人说话了，这叫取保候审，让他们回去以后得继续交代问题，不许出远门，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回到家后，他俩里屋啥铺盖也没有了，弄些草，连铺带盖，晚上妈妈给他们扔过去一床被，听见外面狗咬他们赶紧又扔回来。我有时不听话，妈妈就小声喝斥我，你不是愿意跟着他们睡吗？你去呀！有一次，我不知从哪来的一股虎劲，我抱着枕头到里屋，钻到他们的草窝里。妈生气地说，你去就去呗，还拿枕头干啥？我就把枕头扔过去。
过了一个阶段，农会也不找了，杜大爷没有车了，他就做烧鸡、香肠，挎着筐上街里卖，妈妈不让我吃他们的东西，说竟是老母猪、米参子（豆猪）肉灌的肠子。一次，杜大爷给我一串鸡杂，说，干儿子，赶快吃吧，吃完了擦擦嘴，别让你妈看见。结果回去以后,几句话就被妈妈套了出来，妈妈举起扫帚疙瘩要打我，我调皮的喊了起来：别打了，别打了，我家还有个聚宝盆呢！妈妈扑哧一声笑了，放下扫帚疙瘩，小声对我说，这话可千万别让你杜大爷听到!
1948年秋天，前院老陈家，失了一把大火，烧得他家片瓦不留，陈家的孩子就怀疑是老杜家干的，但没有证据，因此，天天在大门口骂杂儿(指桑骂槐）。杜大爷杜娘一看这样的生存环境，不能在三岔河呆下去了，就搬到哈尔滨，在黑龙江日报社附近住，杜大爷在南岗社会福利厂工作，杜娘在哈尔滨工具厂工作。他俩四十岁那年，才生了个男孩儿，取名小黑。
淘气包子
解放前，我爸爸照快像，这快像匣子是一个即有照相机又有洗像箱的总承，虽然苦点累点，但能解决温饱的问题。听妈妈说，爸爸的罪没少遭，特别是一到数九寒冬，像匣子里的显影药水、定影药水不大一会儿就冻了，还得升一个炭火炉子，坐到一个热水盆里加温，（药水不能直接用火烤），你爸爸的手经常沾着水，再一冻，这小拇指就冻烂了，漏出了骨头，到医院把小指骨第一节锯掉了。这件事我渺渺茫茫有点印象，在记忆中曾看见爸爸右手用纱布包着，用左手干活。我也曾经问过爸爸，屋里暖和，咋不在屋里照呢？爸说，屋里黑，光线不够。长大以后才明白一点，这感光度的问题说道多了，这照快相正片和负片都用放大纸，不用胶片，放大纸虽然比印相纸感光度要快，但比胶片21din（定制）还慢十来倍，那时候的技术不能跟现在比，照固定人像，打开镜头盖，照相师说着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曝光时间得两三秒钟，现在用千分之一秒照飞机、火车、赛跑；用红外线在全黑的情况下都能照。
我小的时候，经常挨爸妈的打，心平气和时，我问妈妈，淘气就是淘气呗，为啥还加一个包子？妈妈说，淘气的孩子，脑袋瓜子上总有大人给打的大包。头一个大包还没等消，第二个大包又上来了。
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应该挨打的时候没打；不该挨打的时候却挨打。有两件事我长大以后才明白。
一件是，一次，我在爸爸的照相机底下玩耍，一不小心踢在木制的三脚架一条腿上，把我家吃饭的这个家把什弄翻在地，摔得稀里哗啦，这照像匣子两面玻璃摔打了，里面的药水摔洒了，照相纸湿了也不能使了，我吓的乖乖地站着等爸爸打，爸爸瞧我苦笑了一下，安慰我说，别怕别怕！这相机经常被风刮倒，只要镜头不打，我再割两块玻璃安上就行了。
另一件是，我们院里有一家杀猪的，叫张刀把，家里一帮孩子，很穷，我经常和他家的一个叫“丑子”的姐姐玩耍，丑子姐姐比我打三、四岁，经常护着我，我也经常在家里拿干粮给她吃。一次，我找她玩，她说，今天不玩了，家没吃的了，姐得上街要饭去了，我说我也跟你去，我帮你要！于是，我回家跟妈撒谎说，丑子姐要领我上街玩，妈叮嘱丑子姐，领着弟弟别撒手，靠边走，别叫车马碰着。
到了街里，靠东边的一些买卖家我都认识，这头一家，是四合发铁匠炉，掌柜的姓张，到了他家门口，我学着丑子姐的腔调：“掌柜的，没吃的了，帮帮吧！”这铁匠炉的张掌柜的看见我一愣：这不是照相的薛师傅家的大公子吗？你怎么也出来要饭了?我也没说是，也没说不是，假装不认识他，神态可怜，呆若木鸡，嘴里还反复说着“帮帮我吧”那句话。当时我想乐，但硬咬着牙，装出悲伤、饿得没有力气的样子，结果，这老张家没少送给我们东西，还给了我们不少钱；第二家是老田家杂货铺；第三家是老印家卖烟麻的；第四家是老温家刻字的；第五家是老翟家卖年纸的，一家比一家给的多，再往前….我就不敢走了，因为再过两家就是我们家的门市房了，我爸在那屋呢，我便跟丑子姐说，今天咱就要这些吧，明天咱上对面，那些皮铺可有钱了，往西是志丰厚，往东是恒昌永，都是大买卖。丑子姐把要来的东西分成两份，我俩一家一份，要的一些吃的大饼子，小米饭、剩菜；用的洋火（火柴）我全给丑子姐了，我仅把分的一半零钱鼓鼓溜溜装了一挎兜，有三、四万块钱（当时是东北币万进制，折合人民币三、四元），乐颠颠的回家，准备交给妈妈，等待妈妈的夸奖，谁料想，此举大祸临头，不仅挨了妈妈一顿胖揍，而且撵我挨家送回去。我一边哭一边说，另一半在丑子姐那里，要不回来了，咋送？妈妈说，那就都给他家送去！就这一次，如果下次你在敢，我就打折你的腿！
当天下午，妈妈拽着我到这几家铺子，找掌柜的赔礼道歉，说，张刀把家的傻闺女领着我家孩子出来玩，真没想到要起饭来了，这家人家确实也挺困难的，一窝孩子，吃上顿，没下顿，我就替他们家谢谢你们吧！有的掌柜的问，你家这孩子上午来的时候还愁眉苦脸的，哪像现在这样乐呵呵的？妈妈说，你们不知道，这孩子可能装像了，将来长大了，是一个当戏子（演员）的料。
晚上，妈跟爸爸说，看你们老薛家孩子出息了，今天还跟着傻丑子上街要饭去了，爸没容分说就给了我一巴掌，妈说，别打了，我给打的屁股现在还肿着呢。
元宵节放花
我们这前后院，共有十几个孩子，象我这般大的，只有我和金大虎两个，他住在我们东厢房，和丑子姐家住对面屋，比我大一岁，个儿比我高半头，好吹牛，别人问他吃啥饭，张口就说大米干饭粉炖肉，结果，回家就挨他妈一顿揍；为啥？因为当时土改家家都得装穷，不能漏富，穷人能天天吃得起这个东西嘛？打起架来净下死手，不是动大砖头子，就是属狗的下口咬。妈妈让我离他远一点，我也不知咋回事，总没记性，偏偏愿意跟他玩，有时我不找他，他还来找我玩。我想，反正我也不招他惹他，他也不能无故打我。听人讲，他的亲爸爸是个弹棉花的，他在两三岁时，他爸就得了肺痨（肺结核）死了，随娘改嫁到喇叭金家，取个大名叫金宝成。
土改这年春节（1948）爸爸花了一千块钱（折合人民币一角钱）给我买了一个刺花（小礼花），我如获至宝，舍不得燃放，天天拿着它玩。从初一到初五，人家别人家的孩子放花我去看，自己的不放，心想,你们放完了我还有.妈妈不让我总拿着玩，说，如果把捻子弄掉了,就哑巴了。于是，我把它放在抽屉里，一直到正月十四，街里出来秧歌，我又拿出来，这天晚上，我还搂着刺花睡了一宿。第二天，我拿着刺花，找金大虎玩，金大虎说：“你还有呢，我的都放完了，今天晚上咱俩放花，你要是不敢拿，我给你放；我说，我自己敢放，不用你。他又说，你把这刺花扔到天上，等掉下来的时候，谁捡到谁就放，行不行？我说，那你得先给我一千块钱，我扔咱俩抢；他说，那我要抢不到，不是白给你一千块钱了吗？我说，就是玩呗！这时，金大虎瞅我一不注意，冷不丁地一下子把我的刺花打掉在地，捡起来了就跑，我随后撵到他家，进到外屋时，我想，我没他有劲儿，抢不过他，怕吃亏，便到对面屋找丑子姐，帮我给要回来，找到丑子姐，姐骂道，这小带犊子，还成强盗了，咱俩过去，我揍他！进屋一看，他们大人不在家，丑子姐二话没说，上炕就给他拽到地下来，把他胳膊往后一拧，把脑袋按到炕沿上，说，你把我小弟刺花搁到哪了？赶快拿出来！这小子真是软的欺负硬的怕，连忙说，别介，别介，我给你拿出来还不行吗？便从被褥垛底下掏出来，使劲往地下一扔，嘴里还挺硬：谁希罕要你这破玩意！我捡起来一看，这刺花后屁股的泥堵被他摔掉了，我随手把它塞了进去，拽着丑子姐说，别搭理他，咱们走！
踩高跷
这天晚上，当秧歌队出来的时候，我找到丑子姐放花，她点了一根香，我拿着刺花，她帮我点着捻子，这刺花五颜六色都是些大花瓣，可鲜艳了。我高兴地一边高高举着，一边在空中划圈，放到一半时，这花竞从后堵上冒火了，顺着我的棉袄袖筒子往里钻，我马上意识到，这后堵又开了，急忙把花扔到地上，可是，这已经晚了，只觉得我的胳膊火刺火燎的疼，回到家妈妈给我脱下衣服一看，哎呀！这胳膊烧的确黑，中间最严重的一块还在冒油，闻着有一股火药味，还有一股烧糊家雀的味，不大一会儿，这胳膊连片起了十几个大泡，就像琉璃灯似的，妈妈赶紧找来大酱给我抹上。这一宿疼得我没睡着觉，后悔不听妈的话。想，妈妈一定会埋怨我：再让你总拿着它玩，开后堵了你还看不到，瞎呀！咋不把花坐在地下放？可是妈妈没有埋怨我这些，只是轻轻的叨咕着：应验了，应验了，年三十你被油灯烫一下，我就感觉到不妙，早晚你躲不了这个灾星，人活在这世上，九九八十一难，有些是可以预见的，有些是不可预见的，你这是一步难呐！熬吧，反正是皮肉上的事，离心大老远的，就是得遭点罪，妈也替不了你，你爸的小拇指被锯掉了，都没说疼，你也是男子汉了，别哼哼呀呀的，挺着点，别寻思它，你心里想点别的事，等天亮了，妈领你去医院再上点药膏，消消毒，好好包一包。
第二天到医院，大夫用镊子夹一块药棉花，把妈妈给我抹的大酱擦去，结果把皮都带下来了，漏出里面粉红粉红的肉，从新抹上药膏，包上以后，柁一块小木板，用宽绷带套在脖子上。许多年以后，每当我在工作、生活上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都能想起妈妈在元宵之夜对我说的《熬吧，人活在世上，总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这句话。
(后记：吃一堑长一智，在以后的年月里，这烟花的花样越来越多，每到春节我都不厌其烦地给孩子们做烟花发射筒，用较粗一点的竹竿，把烟花绑到顶端，一点危险也没有。其中有两次叫闪光雷的烟花在中间爆炸了，孩子们说，多亏爸爸做这个发射筒，不然非崩到手不可。)
厕所问题
1949年3月1日，是小学开学的日子，这一天爸爸给我买了一个新书包，送我到三岔河中心小学念书，我高兴极了。
这个学校在三岔河西北街，学校什么都好，就是在西北角仅有一个只能容纳十几个学生的木制的男女生厕所，又脏又小，大便的脚踏板，不但空间太大，而且还活动，一不小心就踩翻了。一到课间时候，几百个学生都挤着这一个厕所,三天两头就有一个学生被挤的掉进厕所大粪池子里，我当年虚岁才七岁，挤不过大同学，经常尿到裤子里面。一些高年级的同学跳出学校大墙外，到八路军挖的战壕里解手，我的个子小，跳不过去。高年级的值日生还戴着袖标记名，每天在校门口大黑板上通报跳墙学生的名单，以后又用铁蒺藜（刺鬼）护上大墙，谁也不能再跳了。我为了不在学校上厕所，早晨起来以后不喝水，上学前有尿没尿先在家尿一泡再走。后来我发现许多同学上课时举手请假上厕所，这个窍门挺好，我也举手跟着他们往外跑。有的家长领着尿裤子的学生找学校，校长说，学校要准备搬迁，上级停止建设拨款，我们也不能拿工薪分去修厕所，实在没办法，也觉得对不起你们，再克服一两年就好了。
在解放初期，政府重视文化教育，鼓励老百姓把孩子都送到学校念书,免收学杂费，只要买两本书、有铅笔本子就行，学校学生太多，实行上下午班制，有时下午班我尿了裤子，第二天上午班裤子还潮的乎的，妈妈只好再多给我做一条棉裤。妈说，新中国都快成立了，你一个小孩子怎么还成了老封建了，下课了还挤什么厕所？出了教室在操场上就尿呗！我说，妈！老师不让，老师说，随地大小便可耻；妈说，那你尿裤子就光荣？你天天焐着一个湿裤子，将来长大了作病咋整？依我看，你这个书就别念了！你还小，今年你才七岁，你就在家帮我哄着你的小弟弟，明年再去上学。
我哭了……。
盘尼西林
第二年（1950）我重新念一年级，被分到一年一班，班主任老师是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妈妈，姓崔。崔老师多才多艺，我们的语文、算术、音乐、图画、体育，都是她一个人教。教画画，她三笔两笔就能勾勒出一个小孩笑的样子；教音乐，她脚踏着风琴，手按着八度和弦，嘴里还能同时唱出来；教体育，他换了一身运动服，教我们弯腰、踢腿、做燕式平衡，平常总是那样笑容可亲。
学校的厕所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崔老师善解人意，她宣布，以后上课时哪位同学要上厕所，不用举手，你就悄悄地出去，不要影响其他同学就行。可能是由于我长大了一点，尿泡也长了，再也没有出现那“光荣”的事。
转过年，上了二年级，还是这位崔老师教我们，一次，崔老师连续七、八天没有给我们上课，我很想念她，就和几位同学搭伴，去老师家看看，老师抱着孩子，面容很憔悴，她说，这孩子得了“猩红热”连续七、八天高烧不退，医院大夫说，得需要注射“盘尼西林”（ penicillin 当时就这样叫，许多年以后，人们才不叫这个英文名，普遍都叫青霉素），先交五万块钱（折合人民币五元），我手头现在一个也没了，给孩子爷爷捎信去还没有回音，你们也知道孩子他爸爸抗美援朝去了，这要是再延误几天，这孩子若是没命了，我咋跟在朝鲜前线上的人交待呀！说着说着，就掉下眼泪。我这个人那，从小就眼窝子浅，也跟着流起泪来。临走时我们安慰老师，你别着急上火，大家帮你想办法！
解放初期，全国职工工资水平都比较低，据讲，校长每月才挣一百八十个工薪分（折合现在人民币十八元），一般老师挣一百个工薪分。我一算，这孩子打一次针，就得老师半个月的工资。
我觉得，我们家的生活，比别人家还充足一点，爸爸已经不照快像了，和几个人合伙开了一个叫宏玉祥的鲜货铺，除了经营前店后厂、大水果窖以外，还接待辽宁熊岳城、盖县、瓦房店的行商老客，安排他们吃饭住宿，帮他们成火车的代销水果，爸爸他们挣代理费。这些老客，扔下货单子就下馆子、打麻将、到澡堂子泡澡、到戏园子看戏，还有的逛窑子，他们出手大方，有的人还送给我钱，我都如数交给妈妈。
回到家里，我把老师家的事情跟妈妈说了，并要求妈妈借给老师五万块钱，妈仅掏出来一万块钱，说，你就送给他这些吧，不跟她要了。再和别的同学凑一下。我揣起这一万块钱，准备穿过前屋爸爸的鲜货铺时，发现柜台里的钱匣子盖开着，露出不少钱，我突发奇想，若是拿他四万块，加上妈给的一万，先借给老师，等老师还钱时，再偷偷地给送回来，不管咋的，先救孩子的命要紧！我看爸爸正在大门口忙乎，我这手哆里哆嗦拿出四万块钱，装入挎兜，没敢从前门走，绕到后院从角门跑了出去。
走在路上，我想，自从爸爸开了这个鲜货铺，我天天从这钱匣子旁边路过，都是视而不见，有时掉在地上的零钱，我都顺手捡起来，扔到匣子里，这钱对于我这个吃穿不愁、天真无邪的孩子来讲，一点用途也没有。今天，看到这钱咋就这样珍贵呢？我没有到学校，径直来到老师家，把钱交给她说，这是我妈给你拿的，赶快抱小弟弟打针去！我又一次看见老师哭了。
大约过半个月左右，崔老师抱着孩子来到我家，妈妈热情地跟老师打招呼，并吩咐我赶快到前屋给孩子拿点水果吃，这时我预感不妙，老师莫不是给我妈送钱来了，我的心像拨浪鼓似的蹦蹦跳，妈妈看我不愿动弹，又一次催我：赶紧的，你还愣着干啥？
我到了前屋，爸爸没在，张爷（合伙人之一）在柜台上，我说，张爷，我们家来客人，妈妈要称点水果，给我爸记上账。张爷爷称了几种水果，记上账；临走时，还给我拿了一块叫“佛手”的上点心，说，这个不记账，是赏给你的。回来时，我先把这佛手递给老师的孩子，然后把水果放到桌子上，发现妈妈和老师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我一看坏菜了：妈妈很严肃地问我，你那四万块钱是从哪里来的？我低下头，胆却地说，在前屋柜台里的钱匣子里拿的，妈妈伸手就给我一巴掌，老师拉住妈妈的手，一边哭一边给我妈跪下说，这都怪我呀！妈妈把老师搀扶起来，说，这孩子以前手脚可老实了，这是我前辈子作的孽呀！怎么养活出一个家贼来了。崔老师啊，你不知道，这不是我们一家的买卖，这事如果让其他几个东家知道了，我和他爸的脸皮还要不要了？我们以后还咋在这市面上混哪？说着说着，便嚎啕大哭起来，只见妈妈脸色铁青，嘴角抽动几下，昏倒在地。我扑到妈妈怀里一边哭一边晃动妈妈脑袋大喊，妈呀！妈呀！你快醒醒！以后我再也不敢了……。老师急忙上前，按住妈妈的人中穴......。
妈妈醒过来了。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妈妈的神情恍惚，不思饮食，看见我就象看见另一个人似的。这件事对妈的伤害太大了，我觉得很对不起妈妈，心里一直很愧疚，我的眼光也总躲着妈妈，不敢正视妈妈一眼。好在，妈妈始终瞒着爸爸，没敢把这事情告诉他。我想，我爸那个山东脾气，他要是知道了，不把我打死才怪呢？
军线广播
1951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得很残酷，这一年夏天，志愿军总后勤医院设在三岔河，就在我爸合伙开的宏玉祥鲜货铺胡同西侧（现已翻建成电信大楼）。一时间，三岔河小镇在东三省出了名，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志愿军伤病员，陆续地走了一批又来一批，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学生到车站迎送，我们班同学还在崔老师带领下到伤病员驻地，开展慰问活动，崔老师给我们编排了一个群口快板，我们表演得非常成功，为了背诵这套快板词，我天天回家练，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还能背诵出来，现在只能记住几句：志愿军真英雄，朝鲜战场建奇功；爬冰卧雪不怕苦，一心打垮美国兵……。
有一天，一位志愿军通讯兵在我们家窗户外面，扯了一根电线，我好奇的顺着这根线来到志愿军伤病员驻地，奥！原来是一根广播线，志愿军伤病员在病房里就可以听到前线战况的广播，还可以听唱歌，听戏曲，可好了！心想，在我们家安一个该有多好。你说巧不巧，在医院外面有个垃圾箱，我准备捡几个小瓶回家玩，偶然发现有一个广播喇叭（长大以后才知道这叫舌簧式纸盆喇叭），我高兴的拿回家，准备接到窗户外的线上，一看有两股线，接哪股呢？我又回到伤病员病房，问伤病员叔叔，一位姓齐的叔叔告诉我，一股接到广播线上，一股接地上，找一个铁钉子，接牢实点，浇点水声音大。我回家找来一个梯子，先把上面接好，没找到大铁钉子，我就把炉钩子用斧子把钩直过来，钉到地下，刚一接通，声音就来了，我高兴的喊爷爷听，爷爷说，听到了，这是评剧，也叫大口落（lao）子,我眼睛没坏时，在哈尔滨道外十六道街花落家戏园子听过，我大孙子有用了，你可加点小心别电着！我说，这和咱家电灯的电不一样，电灯的电打人突突的，忍受不了，这个电稍微有点麻酥的，没事。
以后，我和这位教我安喇叭的齐叔叔可好了，他是一个南方人，亲切的叫我“小鬼”，我经常去帮他打水、扫地、上街帮他买东西；闲暇时，我让他给我讲志愿军在朝鲜打美国鬼子的故事，时间长了，我了解到，他是志愿军某部运输连的连长，一次他们的车队在往前线运送炮弹的时候，美国鬼子的飞机发现了，一排扫射使他的左腿挂了花，他坚持着与敌机周旋，最后终于甩掉敌机，把炮弹送上前线，取得这次战斗的胜利，他个人荣获二等功，他们这个连队获得集体一等功，被命名为“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连”。齐叔叔送到医院后，左腿被锯掉了，送到了后方……。
有一天，我家安的这个广播喇叭被志愿军通讯兵掐断了，说这是军线，不许老百姓听，我便冒着胆子去问齐叔叔，你们这军线广播为啥不让老百姓听？他说，不能啊，军民一家嘛，这也不是什么军事秘密，都是一些正面宣传和文艺节目。我说，我家接的广播让你们通讯兵给掐了，求求你给说说，能不能别掐了？我的爷爷七十多岁了，眼睛瞎了，平时可郁闷了，听到广播声音可开心了。齐叔叔说，我给你问问。打这以后，这广播再也不掐了。每到晚上，我们家可热闹了，周围的邻居都来听广播，有时下午我放学回家，撂下书包就听广播，妈妈气的把线拔了下来，爷爷说，你先做作业，等晚上你睡觉时再接上，到了晚上，我听着听着就睡了…….。
又过了一些日子，我去找齐叔叔玩，他不在。问对面床的叔叔，他说，你别找了，他被团部纠察队关禁闭了。我说，为啥？他说，他把税捐局的玻璃都给砸了，还用拐杖把他们干部给打了；我又问他为啥打人？他说，你还小，不懂。他环顾一下周围，小声对我说，他们税捐局的这帮小子竟勒索老百姓，该揍！
打这以后，很长时间没有看见齐叔叔。有一天，我到火车站票房子去玩，突然发现齐叔叔脱掉了军装，换上了便衣，柱着双拐，背着草绿色上面绣着《最可爱的人》的书包，我赶紧喊他，问他干啥去？他说，复员转业了，回家种地去。我问，你这腿行吗?他说，行！组织上准备给我安上一只假腿。
我依依告别了齐叔叔。长大以后我还经常想念他，后悔当时为啥不留个地址。
齐叔叔，你在哪里？如果健在，得有八十多岁了。
我是大哥
我虚岁十岁这年（1952），我爸爸合伙开的宏玉祥鲜货铺正红红火火，突然宣布废业。当时我小不知道啥原因，后来大一点才知道：给辽宁行商老客代销水果的生意，税捐局通知一律补交营业税和所得税，当时宏玉祥属于代理代销，仅按销售额的百分之二收取代理费，所有本利都叫辽宁老客拿走了，税捐局的人说，我们不管谁拿走，“打酒跟提瓶子的要钱”，你们卖的货，就得跟你们鲜货铺算账，连交税带罚款总共两万块（指人民币。这个期间东北券已以万分之一的比例兑换人民币），这一下，宏玉祥叫苦不迭，他们把所有铺垫（固定资产、家具用具）和流动资金加起来也不足一万块钱，拿不出现金，公安局就把张爷爷（张瑞祥，首席经理，现在称法人）扣押起来。爸爸让我每天到拘留所给张爷爷送饭。后来，税捐局虽然把这件事纠正过来，把张爷爷从拘留所里放了出来，但还强调说，你们把纳税人放跑了也是有责任的,你们有帮助税务部门追查销货人缴税的责任和义务。
宏玉祥几个股东一商量：现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将来还要实行赎买政策，逐渐变成国有，咱们这买卖咋干也没个好，不符合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的大方向，不如干脆早点把门一关，大家各奔前程。
经过清算，爸原来投资三千元（折合人民币），仅分回不到两千元的欠帐户（债权）。妈妈说，“三年白干，连本上仓”。
就在这时，在辽宁安东（现丹东）的伯父来信说，要我爸爸掏一千块钱，他要装修一座玻璃房子，再买一个德国产蔡斯镜头，就可以合伙开一个照相馆，妈对爸说，你吃一百个豆不嫌腥，这些年，他骗你多少钱你没有数吗？爸说，我们是亲哥兄弟，一奶同胞，不讲吃亏占便宜，于是，把家里所有积蓄500元拿出来，又在老朋友哪里借500元，领着爷爷上了火车，去了安东。家里扔下妈妈和我们三个孩子：我十岁；二弟（树堂）五岁；大妹妹（丽华）三岁；家庭的重担都落在妈妈和我的身上。我想，谁让我是老大来的。
宏玉祥这个门市房，兑给了工商联姓李的哥俩，他们开了一家“新成东”冰棍店，在哈尔滨进了一套冷冻机，制造冰棍。为了解决我们家零花钱的问题，我决定在他们家上冰棍卖，上一根四分钱，上十根搭一根，卖不了如果化了，只要有根棍就可以退换；卖五分钱一根，卖十根可以赚一毛五分钱。每天我上课是上下午班，可以卖半天，系着一个小白围裙，上面印着新成东机器冰果，拎着两个广口保温瓶，走街串巷，吆喝着白糖冰棍，有的大人抱着小孩，不买，我就在他们身后跟着走一会，卖多的地方要数票房子、大车店、二人转、电影院门口等人多的地方，半天能挣七、八毛钱，每到星期日，一天可以赚一、两块钱。
就在这年一入冬，妈妈又生了个三弟，求邻居王麻绳家的大姑娘伺候月子，我每天卖完冰棍回家时，必须捎回点菜，再给小弟弟、小妹妹花一毛钱买回两个烧饼或三个馒头。有时冰棍化下点糖水，回家以后，我给它倒到饭碗里，再少用点水涮涮暖瓶，倒在一起，用勺子分给小弟小妹喝。妈妈和王麻绳家姑娘瞎唠嗑，夸奖她这前后院属你长得漂亮，干活还麻溜，你也就是比我家大儿子大六七岁，不然我非娶你做儿媳妇不可；一句玩笑话，说得我脸通红；但人家王大姑娘却不羞不臊，履着竿就往上爬，从此，管我妈不叫大婶叫老婆婆，管我叫小女婿，我呢？不管你咋叫，我就是叫大姐。
妈有时让我到闾长何大爷、区民政徐叔叔家要账（讨债），说爸爸没在家，妈妈要买米，小弟小妹要看病，十次得有八次无功而返。使我对这个差事很厌烦，有时对妈妈说，妈，我来看孩子，你去要账！妈骂我，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你小时候和傻丑子要饭那精神头哪儿去了？我说，你不是常说人在世、花在池吗？咱现在不能跟那时候比，那时爸爸很有威望，现在爸爸失业，背井离乡，人家欠帐的都成了大爷了。
这年春节前（1953年初），妈妈收拾收拾东西，领我们四个孩子上安东找爸爸。临走时，把带不走的被褥、家具、锅碗瓢盆锁在小平房里，妈把钥匙交给王麻绳大姑娘保存，委托她照看家。一年后，我们回三岔河时，门窗没了，屋里的东西荡然无存，王麻绳大姑娘哭诉说，我没给你们看好家，开始，有人撬开锁，后来就有人连门窗都给端走了。妈妈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尽到心就行了。
防空之夜
1953年的安东市，既是抗美援朝的后方，又是保家卫国的前线。我们娘五个来到安东找到爸爸以后，便住到中富街60号中大照相馆二楼洗相间，这屋白天黑夜都是漆黑，我们只好白天活动在爷爷房间，夜晚回去睡觉，我办理了转学手续，到江边永安小学四年一班，很快就融入了这个集体。
说这城市是前线，主要是美国飞机经常来这里空袭，炸鸭绿江大桥，安东市整个城市处于高度备战状态，为了防空，怕把玻璃震碎，家家户户都在玻璃上贴上纸条，有的家贴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有的贴出《万》字形图案，全市灯火统一管制，黑夜敌机来袭击时，全市一片漆黑；白天遇到空袭时，人们就地就近进入防空掩体，学校如果正在上课，由老师组织学生进入防空洞。赶上星期日，我们孩子们在街里玩，碰上空袭，走到哪里就站到哪里，看高射炮打飞机，白天是一片硝烟，夜间比现在放焰火还绚丽多彩。三月下旬的一天夜里，防空警报拉响，不大一会儿，三四架敌机在鸭绿江大桥上空盘旋；看来，敌人要轰炸大桥。就在这座钢铁之躯上，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通过这座桥，运送大批军需物资，运送从苏联老大哥那里买来的喀秋莎火箭炮，使志愿军在战场上捷报频传、节节胜利，因此成为敌人的主要袭击目标。
我趴在二楼照相室玻璃房子窗台上，观看着激烈的战斗场面：我军地面十几台探照灯两三个一组，只见强烈的光束交叉点上，用目光就能看见敌机在里晃动，灯光紧逼不放，敌机飞到哪里，灯光就追到哪里。
这时，架在六道沟帽盔山、七道沟镇江山（现叫锦江山）、八、九道沟元宝山上的高射炮开始猛烈轰击，在敌机前后左右炸开一朵朵中间是橘黄色的、外面包着白色的花朵，把敌机打得蒙头转向，仓皇地丢下了炸弹，只听到一声声闷响，每一响声都带出一片火光，照的整个城市如同白昼一样：开始是一片白光，然后变为黄色，消失前是一小团红光，前后持续有三、四分钟，这些炸弹都投到鸭绿江里，没有炸到大桥。在激烈的炮火中，一架敌机被打中了，只见屁股冒着火，画了一条斜线，扎到江东朝鲜的新义州，我高兴的跳了起来，喊道，打得好！打得好！这一喊，把爸爸喊了过来，他一只手拽着我到里屋，一只手打我的屁股，喝斥我说，你不要命了？这个热闹你还敢看？那炮弹皮从天上落下来，可不长眼睛！上次空袭，咱家的玻璃房子顶上就震坏两块玻璃，在兴隆街还炸死一个小孩，你也不是不知道！
第二天上学，我当作新闻告诉同学们：昨天晚上咱们揍下来一架敌机，你们看到没有？许多同学都笑着说，啊？你就看到一架？我们都看到打下两架，第一架落到新义州，第二架落在咱们学校前面大江里。有的同学还说，我们还看见一个美国鬼子跳伞了，我们几个人一直顺着将要落地的方向跑，经过公安街、元宝市场，一直跟到沙河镇，看到志愿军吉普车把这个美国鬼子拉走了。
我当时想，咱们外来户的胆子太小了，人家坐地户对于这些场面司空见惯，咱比不了。
摧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收入专辑，就像老师给小学生帶小红花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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