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资产阶级

法国的集权过程与中国秦朝的集权过程非常相似，都是通过官僚集团取代了原来的自治社会。

对于地方贵族，秦始皇是用暴力强行迁徙到首都，这样周秦后，中国实际再无贵族。

法国路易十四的天才办法是在凡尔赛宫中每天举办舞会和晚宴，发布最时尚的羽毛、绸缎和蕾丝，把数万名贵族吸引到巴黎，从早到晚待在宫殿里，让他们没有时间去管理地方，吸引他们疯狂采购，削减他们的财力。所以欧洲人现在都热衷于开party，认为是时髦交友和娱乐的最佳选择，习俗源远流长。

在取缔地方自治，消灭贵族的过程中，三代以前百姓亲睦的民俗也受到了剧烈的冲击。原本“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百姓亲睦”的民间社会，变得冷冰冰，以致父子之间，婆媳之间都如同路人。

法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也一样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原本在各地封建庄园中，贵族、农民和商人是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而“中央集权下官僚机构的行政活动取代了地方民众的公共生活”，原有的地方有机社会被破坏了。有机社会迅速沙化，原来是利益共同体的民众成为陌路。贵族不再参与地方管理，与其他阶层脱离。作为沉重军役赋税唯一承担者的农民阶层，则仇恨其他阶层，这为后来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创造了条件。

也就是说，在打碎封建制度的政治关系之后，中央集权也必然破坏了附着原有制度上的社会纽带和人际网络，以及各阶层持有的共同观念、共同情感和共同习惯。

和中国古代不一样的是，拥有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法国，一度是很想给民众谋福利的。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自国王路易十四开始，中央政权一片好心地要把全社会的责任承担起来，不但积极承担全国财政、公共工程和社会治安的管理，而且还大力筹办慈善事业，甚至帮助农民学习新技术，给农民们搞培训。然而，中央政府积极进取为民众办好事，却导致民怨重重。

为什么呢？地方政府的执政水准和落实能力是有相当的折扣的。这和新冠疫情中，各级机构及社区执行能力良莠不齐几乎完全类似。

政府能把一切事都办得完美，那自然也没问题。但是政府显然没有解决一切问题的能力，政府的排他性会让关切公共事务而受阻的民众及因支持公共事务而利益受损的群体，对政府充满了指责和批评。甚至于产生次生灾害。

既然民众无法参与关乎自己利益的公共事务，他们就挑剔而报怨，“连那些最无法避免的灾祸都归咎于政府；连季节气候异常，也责怪政府”。

中央集权下的政府面临着社会的整体性疏离与反对。虽然政府有时确实一片好心，但是它把民众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这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一个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