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们仨》那天，阳光正好。院中一张方桌，两把竹椅。茶叶在壶中摇啊摇，终是沉入壶底，只是倔强地澄明了一壶碧水。我恣意地倚在竹椅上，抿一口清茶，开启了一段心灵之旅。
之前听说过杨绛先生，也闻其命运多舛，所以我曾默默恐惧着杨绛先生的书，害怕它会是一份心灵的兵荒马乱。可是读完《我一个人想念我们仨》这一部，我心中的抗拒早已烟消云散。
先生并没有过多地提起，甚至是没有提起生活的不堪。
翻开《我一个人想念我们仨》，第七至第八页静静地躺着三张照片，并配一段话：
“我们三个各自工作，各不相扰。钟书正在填补他的大字典。”
认真的人是最美的，而最难得的是大家各不相扰，互相认真着。不禁回忆起了这样一个画面：一个德国家庭，一家六口围坐在壁炉旁，一人手执一书，一坐便是一个静谧的夜晚，和谐得不可方物。
书中，这样的恬静美好不胜枚举。心悸之余，我的病态心理再次作祟，发了狠要找出杨绛先生的苦难来。
书页缓缓地翻过，“终于”有几行的文字十分“扎眼”。
“我们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我们夫妇把日常的感受，当做美酒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
“饱经忧患”，我细细地品味着，不过是轻轻说一句“饱经忧患”吗？
我突地感到了自身的渺小，不由感叹两人生活的哲理性：将忧患一笔带过，将其中智慧无限留存，这似乎也解释了为何杨绛先生能活得这样云淡风轻，飘然若仙。
先生不会难受吗？理应不是，但她只是把苦难当作智慧，把生活做成一道减法题，只留下其中美好，存一份油盐酱醋的温馨于回忆中。
《我们仨》中还有一人，那便是圆圆。
书中有他与钱钟书先生的一段对话：
“这是我妈妈，你妈妈在那边。”
钟书很窝囊地笑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是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便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
那时的圆圆虽小，但语言已别有意趣，或许这还有限，毕竟那时圆圆还只是孩子，而孩子长大后都会飞向远方，或者至少是不再童真。但是圆圆，却一直充当着女儿的角色，至始至终都被钱钟书和杨绛当成孩童来爱着。长大后的她也没有丢失本真，依旧会在母亲突然造访时，调侃自己的房间太乱。赞叹中我又再次疑心着原因：
为何这样简单干净的关系能一直留存下来？为何杨绛先生的书中少有忧伤的色彩？
冥冥之中又有一股力量牵引我回到了“忧患孕育智慧”这句话，顿时茅塞大开：什么才是减法，就是减去芜杂，回归本真。留下最美好的，让岁月慢慢品尝。
一九九七年早春，圆圆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钱钟书去世。杨绛先生也从此闭门不出，静心学问。她或许是孤单的。但我相信，有这样澄澈的心态的人，再多的苦也只剩下甜。她能用一把绣剪，剪下执念，坐悟美好。
合上书，复倚在竹椅上。我仿佛看见一个风采依旧的百岁老人坐在对面，轻抿一口茶，向我点头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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