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90年，在战争中一向胜多败少的罗马人，自建国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彻底被打败的屈辱。在7月18日这一天，罗马军队被彻底击溃。此后，毫无抵御能力的罗马被凯尔特人占领长达7个月。
在这期间，凯尔特人对罗马市民进行了残虐的屠杀，对罗马的神殿、元老院议事厅、房屋和市场等建筑进行大肆破坏。罗马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固守在卡匹托尔山上的男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园被肆意践踏。
而，导致这场灾难的导火索，就隐藏在伊特鲁利亚的城市-维爱，阻碍凯尔特人南下的防御线。
维爱城之祸
对罗马而言，维爱就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罗马久攻伊特鲁里亚不破的心结；另一方面它又是罗马防御凯尔特人的坚实堡垒。
维爱城之祸，是两个种族仇恨的终曲。
王政时代的结束，意味着罗马和伊特鲁利亚关系的彻底决裂。
罗马建国初期的伊特鲁利亚人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技术力量和强大的军事力量。而罗马之所以敢于和伊特鲁利亚人为敌，表明此时的伊特鲁利亚人的实力正在走下坡路，而罗马的力量正处于上升期。
国家实力的变迁是导致维爱城之祸的主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伊特鲁利亚人和罗马人相比，最欠缺的一点就是和同盟国之间的协调性。
罗马能够有效利用拉丁同盟间的相互信赖关系，并且始终掌握着同盟军最高司令官的职位。相比之下，伊特鲁利亚各城市间的同盟关系却没有在军事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他们的指挥系统四分五裂。
最终，在公元前396年，经过10年的漫长战争，罗马摧毁了伊特鲁利亚的势力，攻取了维爱，却也亲手毁坏了阻碍凯尔特人南下的防御线。
维爱城之祸，是一个民族内讧的必然结果。
我们都了解了罗马在战争胜利后对战果的分配习惯，也很清楚罗马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斗争惯例。在攻取维爱之后，贵族和平民的争端再次如约而至。
攻取维爱后，罗马平民提出一个新的建议，将维爱建设成和罗马等同地位的第二个首都。这以提议意味着，罗马平民想要离开罗马城市，不再受贵族压制的思想。而罗马贵族坚决予以反对。
其中反对最为强烈的是卡米路斯，他既是罗马的独裁官，同时也是终结10年维爱攻略战的最大功臣。他认为二都并立是对有诸神寄居的罗马的背叛，对罗马人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
平民和贵族，尤其是卡米路斯，双方都非常执着自己的立场。在僵持不下的同时，平民意识到正面交锋毫无胜算。因此，他们利用攻取维爱后，作为战利品之一的钱去向不明为理由，检举卡米路斯。
最终，卡米路斯被迫流亡国外。罗马平民则按照自己的想法一举迁移到维爱。这一举动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大大削弱了罗马的军事实力，同时也为凯尔特人入侵埋下了巨大隐患。
维爱城之祸，是两个种族对立的催化剂。
凯尔特民族的起源在北欧的茂密森林中，希腊称他们为凯尔特人，罗马管他们叫高卢人。
公元前6世纪凯尔特人开始“后浪推前浪”式的迁徙，由于民族内为抢占地盘而发生的驱逐，开始从北方向东、向南、向西涌去。后来入侵罗马的就是这股被赶到南方的凯尔特人。
凯尔特人同样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民族，他们的主要武器是剑、矛和贴着皮的木制盾牌，身上披的是铜制盔甲。凯尔特军队由骑兵、步兵和展车组成。他们的常用战术是先用战车冲击敌军的阵营，然后步兵和骑兵再杀进去。
在公元前390年，凯尔特人首先攻破伊特鲁利亚的城市丘西，随后在台伯河上游击败罗马，最后开进了毫无抵御能力的罗马。
罗马的永久伤痛
罗马用300公斤金块赎回罗马，解除了凯尔特人队罗马的占领。然而，凯尔特人的入侵给罗马带来的伤痛，却不是那么简单就能解决的。
对罗马人而言，名誉是最重要的美德。凯尔特人对罗马城市的大肆破坏，对罗马人的侮辱和践踏，本质上就是对罗马人名誉的侮辱，并给罗马留下了极其强烈的后遗症。
凯尔特人的入侵产生的最直接结果是，作为国家的罗马影响力大幅下降，作为城市的罗马物力财力的极度匮乏。
凯尔特人的入侵造成的最沉重后果是，罗马人用了近40年的时间才重新站立起来。
凯尔特人的入侵带来的最严重影响是，建国360年，共和政体实行100年后的罗马，不得不从头来过。
卡米路斯说：抛弃罗马的人不再是罗马人。他的这句话深深印在了经历过凯尔特人入侵后的罗马人的心中。
罗马的重新崛起
与雅典、斯巴达与迦太基相比，为什么只有罗马能变得如此强大？希腊人波利比乌斯提出这一问题并为了这个问题，开始执笔书写罗马史。他认为公元前390年凯尔特人的入侵，是罗马走向强大的第一步。
凯尔特人的入侵给罗马人带来了永久的伤痛，同时，却成为罗马走向强大的开端。
凯尔特人的入侵使罗马意识到了祖国的脆弱。同时，也指引了他们增强祖国实力的道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打击让罗马人走出了风波80年的迷茫。除此之外，同时期希腊局势的变换也给罗马留下很多借鉴意义。
希腊衰亡对罗马的启示
公元前5世纪中叶，三个罗马人去希腊考察时，雅典和斯巴达正处于强盛时期，然而他们的强大对罗马的发展并没有实质性的指导意义。在公元前390年，跌入谷底的罗马却从希腊的衰亡中看到了自己前进的方向。
公元前432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如特米斯托克力斯所预料那般终于爆发了。伯里克利离世后的雅典再次出现激烈的政党斗争，随后进入群愚政治时代。
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斯巴达的胜利宣告结束。此后，雅典被强迫放弃民主政体，恢复寡头政治。斯巴达霸权主义时代随之开启。
公元前371年，斯巴达霸权被底比斯取代。
公元前362年，希腊的主宰权落到王政的非城邦国家马其顿手中。
城邦国家希腊的衰亡像一副多米诺骨牌，在第一张牌被推倒后，后续的连锁反应就再也无法停止。虽然雅典的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却无法挽救其政治上的持续低迷。
希腊光荣的城邦历史从此告结。
这件事让罗马人—贵族保守派意识到斯巴达式的封闭社会具有危害性；—激进派平民意识到雅典模式过于超前而导致的危害性。无论是雅典还是斯巴达，只要是城邦，其寿命终究长不了。
罗马全新政体诞生
凯尔特人撤离后，罗马人迫在眉睫的事就是对国家的重建。根据英国学者的研究，罗马人解决问题的顺序应该是这样的：
第一、在注重防卫的同时，重建被毁的罗马。
第二、与叛离的旧同盟各部族作战，以此确保边境安全。
第三、消除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实现社会安定和舆论统一。
针对第一点，可以一窥罗马人强烈的重建愿望和团结精神。
罗马用国家财政重建公共设施后，就无法顾及到私人设施的建设，不得不将这一问题甩给市民自己。虽然急于重建的后果就是导致罗马的城市建设毫无规划。
针对第二点，要依靠军事力量来解决。
首先，进行的军事重建就是环绕七个山丘城墙。全长8公里的城墙没有按照原样进行重建，而是采用从维爱采石场运来的高度1米以上的石块。在城墙要冲位置建了瞭望塔，上面有哨兵常驻。
最好的防御是进攻，要打仗就需要优秀的军事指挥官。因维爱城之祸被迫流亡国外的卡米路斯此时已被召回罗马。当时的罗马，没有人的军事战绩能够和他相提并论。卡米路斯曾5次担任过独裁官，举行过4次凯旋仪式，被誉为仅次于罗穆路斯的罗马第二个创建者。
在战略上，他率领罗马军队不断取得胜利，让被凯尔特人践踏的罗马人重拾信心，将分崩离析的同盟国成员再次收于罗马羽翼下，让背弃罗马的临近各部族放弃侵犯罗马边境的想法。
在战术上，卡米路斯吸收并借用凯尔特人的作战方式。首先更加重视灵活性，根据敌人的不同随时改变战术，取代了以前单一用力量压制敌人的战术。其次他还注重建设坚固而舒适的营地。此外，还对武器和装备进行改良。
跌入谷底的罗马最庆幸的一点应该是，又在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位置上出现了合适的人-卡米路斯。
针对第三点，根本性的改革，只有通过改革者的交替才能做到。
波利比乌斯认为，罗马强大起来的第一要因在于罗马创造并实施的政治体系。
“凯尔特冲击”后，罗马花了20年时间来做应急措施，随后又用了20年时间来重建罗马。经历了40年的蛰伏，罗马恢复了最初的活力。而经历了公元前390年厄运的罗马人意识到，面对蛮族来犯束手无策的最主要原因正是国内不断的内讧。
除此之外，公元前4世纪前半叶的罗马人已经具备了实施根本性改革的一切条件：
1、希腊城邦的衰退。
2、平民阶级力量质的增强。
实施根本性的政治改革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就在公元前367年，罗马史上划时代的法律《李锡尼法》正式颁布。后来，罗马为了纪念这部法的实施，也是为了消除阶级矛盾，在古罗马广场内为其修建了一座神殿—协和神殿，供奉着和睦之神—协和女神。
这部法首先废除了六人军事指挥官政体，恢复二人执政官制度。明确了罗马将实行寡头政制—少数人领导的体制。
其次，规定共和政府的所有要职向平民出身的人开放。这种全面开放的做法，意味着彻底的自由竞争，最大的好处是消除了利益代表制度。
从此，罗马不再是贵族政体，而是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寡头政体国家。而且，对这个寡头的少数人没有了血统的要求。
罗马的二足结构
之前提到根本性的改革，只有通过改革者的交替才能够做到。众所周知，政权交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就是“流血”事件，雅典就是前车之鉴。
因此，罗马的二足结构没有采用贵族和平民交替执政的方式，而是采取原有势力拉拢新兴势力的惯用手段。
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可以避免“流血”事件，同时还可以随时补充新鲜“血液”。而它的缺陷也极为明显。首先，需要经过较长时期才能够让人们看到改革的效果。其次，国家必须进行无休止的拉拢新兴势力活动。
罗马人不喜欢王政统治，他们认为即使不在王政统治或者民主政体下，也能提高公共利益，那就是共和。
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希腊民主政体的瓦解，使时代潮流趋向既有经验又有能力的人实施寡头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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