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将罗马的法律条文化，元老院派遣了三个人到先进城邦国家希腊进行了为期近一年的考察。这三个罗马人在希腊逗留的时间大概是公元前453年到前452年，正是伯里克利时代的鼎盛时期。
罗马人在雅典看到的应该是伯里克利在一片拥戴中执掌政权，看到了伯里克利像一个出色的演奏家一般，利用手中的权利，随心所欲地指挥雅典人、一个接一个地实现自己的想法。此时，雅典展现出来的勃勃生机、繁荣景象和强大的力量就是雅典民主政体产生的结果。
按常理而言，罗马人在雅典看到了民主政体的种种好处，一定会被深深吸引住，回到罗马后也将大力弘扬。奇怪的就是，后来的罗马并没有模仿雅典，而且也没有模仿让强大的雅典时刻警惕的斯巴达。
有些进步主义的罗马市专家们非常遗憾地写下“与实现民主政体的绝好机会擦肩而过”。
可能的猜想是，这三个罗马人或许是看到了在雅典盛名之下的一些阴影，因此才使得他们没有将雅典的政体照搬过来。
对此，作者盐野七生有这样的看法。她认为罗马人这种不模仿的态度，恰恰反应出他们当时受到了很大影响。这一看法的前提是当时去希腊的三个罗马人必定是罗马极为优秀的人物。
那么，当时的希腊，当时的雅典，当时的斯巴达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如何让自由和秩序并存，既是人类发展永恒的课题，更是现实生活中极其重要的政治命题。作为希腊城邦的代表，雅典和斯巴达虽然做法迥异，但都解决了这一问题。
或许，这三个罗马人组成的考察团，除了抄写著名的梭伦之法，考察希腊各国现状、法律以及产生法律的过程外，对这一课题也深有体会吧。
斯巴达和罗马
斯巴达和罗马有着些许相似的地方，这个以军事为立国之本的希腊城邦一定让税制等于军制的罗马感到一种亲近。就像斯巴达人看重的质朴和刚毅，依然是200年后的罗马坚持的美德之本。
但是，斯巴达的军事体制太过严苛，在培养士兵这一点上和罗马有着本质的差别。罗马人并不认可斯巴达这种固步自封的生活方式。
罗马人必然是注意到了斯巴达虽然有秩序，却没有精神上的自由。而罗马的法律从一开始就是以保护私有财产为目的而制定的。
雅典和罗马
在雅典逗留的三个罗马人一定有很多机会接触并观察伯里克利的言行举止，一方面他们或许为伯里克利的才能所折服，另一方面他们必定也看到了这一时期雅典民主政体的缺点。
那就是，若要让民主政体作为一个体系发挥其优越性，必须要有像伯里克利这样非凡的人物作为领导者。
对雅典而言，伯里克利的统治既有着最大的利好，同时也有着最为致命的弱点。这一点，无论是雅典，还是伯里克利本人都无力改变。毕竟拥有超常能力的能力并不是总会出现，而且更难接连出现。
和伯里克利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对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做出了极为可观的评价：
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表面上看实行的是民主政体，实际上是一个人统治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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