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说到，希腊人发明的国体-城邦的代表是雅典和斯巴达。然而，雅典和斯巴达，无论从国家政体，还是发展轨迹来看，在本质上都是截然不同的。作者说：“选择什么样的政体和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那么，雅典和斯巴达的差异究竟是产生在哪些方面？
其一是地理位置的差别。
归根究底，雅典和斯巴达生活方式上的差别，来源在于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
雅典是个沿海城邦国家，在比雷埃夫斯拥有一个天然良港-面向海洋的开阔地带。因此，雅典的经济发展以海运和通商业为主。
斯巴达则是内陆城邦国家，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中部，需要翻过一座座山才能到达的内陆之地。
其二是民族属性的差别。
雅典因为躲过了多利亚人入侵的劫难，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了阿卡压人血统的纯洁性，国内经济也得到了稳定发展。公元前8世纪前后以土地所有制为经济基础，到了公元前7世纪开始向工商业经济过渡。
斯巴达是公元前1200年前后多利亚民族经由殖民建立的。它的居民构成是征服者多利亚人、工商业阶级的皮里阿西人和农奴阶级的当地土著希洛人，比例为1:7:16。
而且，多利亚人并未实行同化土著居民的政策，同时，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始终保持着界限分明的状态。所以，为了确保安定国内的需要，斯巴达逐渐发展成为军事国家。
其三是国家政体的差别。
雅典的政体经历了王政-贵族政体（公元前8世纪前后）-“梭伦改革”（公元前594年）-独裁政治-民主政体的变迁。
对雅典政体改革影响最深的三个人是梭伦、庇西特拉图和克利斯梯尼。
梭伦在公元前594年登上雅典的政治舞台，此时拥有经济实力的“自由市民”阶层赢得了司法权的胜利-让法律条文化。而梭伦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更深入的改革-史称“梭伦改革”。
首先，他制定了拯救被重债缠身的自耕农的政策并使之法制化。他还废除了因无法偿还债务而被迫为奴的旧制度。
其次，梭伦在政治方面进行了改革，制定了“财产权力制”政策，-即以人口调查结果为依据，资产与权力成正比的制度，包括根据财产的多少将雅典市民分成4个等级，并赋予各个等级义务和权力。
梭伦时代，雅典因其改革迈出了发展的第一步。
继梭伦之后登上雅典政治舞台的重要人物是庇西特拉图。
因投资动产而获利的雅典市民对以不动产为基础的政体早已心生不满，在梭伦离开政治舞台后，爆发出来。此时的雅典处于无政府状态，庇西特拉图就在此时登上政治舞台，于公元前561年开始了第一次独裁政治，被推翻后，在15年后的公元前546年重掌雅典政权，开启了雅典20年的独裁统治时期。
这20年间，庇西特拉图为雅典带来和平与秩序，还带来了经济上的空前繁荣。另一方面，他开展的外交政策也很符合雅典的“经济的时代”。
庇西特拉图之后，独裁政治遭到反抗，带头的领导人是克利斯梯尼。此时，雅典的经济中心已经明显从土地转向了工商业。克利斯梯尼也颇具远见，他没有恢复过去的贵族政制，而是“将体制改革的更加民主”。
首先，克利斯梯尼从行政改革入手。他将雅典的领地阿提卡一带分成三大区，每个大区又划分成20个小区，再度分成若干“居民区”。通过“居民区”的形式，创建了城邦国家雅典的行政基础。
然后，克利斯梯尼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民主政体，意味着由自由民众治理的政体。因此，在公元前6世纪末城邦国家雅典实现了名副其实的民主政体。
在此基础上，首先市民大会的权利得到加强，成为雅典的国家最高权利机构。与罗马不同，雅典实行一人一票制。
其次，克利斯梯尼对梭伦改革的四个等级制度作了调整，使得工商业阶级的政治发言权得到了强化。
另外，克利斯梯尼还设立了类似现在省厅的“五百人会议”，并将梭伦时代的9人政府官员增至10人，称为“国家战略官”。就任“国家战略官”的10个人每年由市民大会选出，这就是城邦国家雅典的内阁。
最后一项改革，是被称作自我净化体系的“陶片放逐法”，于公元前417年被废除。
作者评论说：“雅典政体的变迁简直就是一部政治教科书。在向我们展示所有政体的这一点上确实有用。”
城邦国家斯巴达始终坚守着自己特有的政体。
斯巴达是军事国家，作为军事和政治的最高权力者，斯巴达由两位国王同时执政-即“二头政治”。这种由世袭的两位国王共同统治的政体又叫二党制。
与梭伦改革决定了雅典的风格一样，来库古的改革也决定了斯巴达的风格。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来库古改革进一步稳固了二党制，使斯巴达更加彻底地成为一个军事大国，斯巴达人的日常生活更加以军务为至高目的。
为了让改革能够更加持久，来库古废除了金银币流通，改以铁币作为流通货币。这样做，很大程度上就断绝了别国商人往来经商，也更容易营造艰苦朴素的生活环境。
这一举措带来的利好是让斯巴达摆脱了权力斗争，能够在政治上保持着长久的稳定。
不过，由于斯巴达人一切都服从于军事目的，使得斯巴达除了战士外什么都不生产，哲学、科学、文学、历史、建筑、和雕刻，没有留下任何一样东西。非要说出一样的话，也就是一个词“斯巴达式的”。
随着雅典实力的不断壮大，斯巴达逐渐开始感到不安，开始了向外侵略的进程。到了公元前6世纪末，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几乎都被斯巴达占领。随后，斯巴达将其统治内的城邦国家组成“伯罗奔尼撒同盟”，要求同盟在斯巴达发动战争时提供兵力支持，并实行贵族政体。
其四是市民权的差别
雅典社会虽然在经济文化领域高度开放，但在市民权方面却极其封闭。
在雅典，只要不是雅典市民，就不具备市民权，也就完全没有参政权。而若要成为雅典市民必须确保父母有一方是雅典人。到了伯里克利时代变得更加封闭，要求父母双方都是雅典人才有资格获得市民权。
市民权这一点也是雅典和罗马的差异。此外雅典和罗马在对奴隶的处置方式上也有着非常大的差异。
斯巴达以军事国家著称，成年后服兵役的年限是20-60岁。然而，斯巴达人并非一成年就可以享有市民权，而是要等到30岁才可行使权力。
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多达150个的希腊城邦中，只有雅典和斯巴达异军突起。雅典依靠的是经济实力，而斯巴达倚仗的则是军事力量。这便是雅典和斯巴达最大的差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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