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是两汉400年间文人创作的重要文学形式，它的产生具有多种方面的原因，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诗经》、《楚辞》及战国策士和诸子百家相关联。它的兴起又受汉朝文化与帝王好尚的影响，所以它成为了汉朝重要的文学体裁。汉代辞赋又分为西汉辞赋和东汉辞赋两大类。
西汉辞赋主要有两类，即骚体赋和散体赋。西汉骚体赋因屈原的《离骚》而得名，他以哀婉为基调，或抒发自我的人生失意之情。以贾谊先驱，继之而起的有董仲舒，司马迁等人，他们不像屈原遭遇疏远、贬低之后，深爱国家和君王，而心怀死志，自沉汨罗江。而似宋玉，都有人生的颓废，少了自我的期许和追求，以致自怜有余而刚强不足。或悲悯屈原，代屈原立言而寄托一己情怀，主要是仿写屈原的九章而成的九体，赋家有西汉的王褒、刘向及东汉的王逸等人。在散体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贾谊的辞赋，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七篇。主要是骚体的《吊屈原赋》和《鵩鸟赋》，而这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吊屈原赋》其情调，风格与《离骚》相似，贾谊在此文中既惋惜了屈原自沉汨罗江，又抒发了自我人生的哀悯和新思考，沉郁悲慨，发人深省。
西汉散体赋的产生较之于骚体赋复杂得多。它们不像骚体赋，直接袭用《楚辞》的表现形式和风格，而有赖于诸多文学手法与风格的影响。其一是《诗经》的影响，二是《楚辞》的影响，三是战国策士游说诸侯形成的骋辞之风的影响。这些影响造就了赋最早的结构模式，促进了散体赋的产生。西汉散体赋的先行者是枚乘，他的《七发》是散体赋成熟的标志，又因其叙七事以成文的体式而成为辞赋中“七体”的鼻祖，也确立了两汉散体赋主客问答与卒章显志的基本形态。关于散体赋，人们常有散体大赋之说，在西汉主要指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等篇幅较长的赋作。杨雄的赋虽仍为散体赋，但其体制较小，至东汉《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又重现鸿篇巨制。
西汉的灭亡，并没有削弱枚乘、司马相如散体赋以及贾谊骚体赋对东汉辞赋家的影响。东汉好辞赋者，遵循前辈的创作道路，散体赋和骚体赋依然是东汉时期重要的辞赋文体。不过东汉迁都洛阳后，辞赋偏离了西汉散体赋的游猎主题，仅在表现京都兼及游猎，故称京都赋。
东汉的散体赋以京都为主要题材，固然是辞赋创作的新变，但西汉辞赋对东汉辞赋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东汉辞赋家多以东方朔的《答案难》，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以及杨雄的《蜀都赋》等为榜样，从事自己的创作，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表现在散体赋的结构形态上，他们大多采用主客问答的体式。如班固《两都赋》的“西都宾”与“东都主”等。其次是散体赋的铺叙，其中大量的物类铺陈与夸饰、比拟、兼用构成赋的宏博气象。最后是赋家无一不在创作中驰骋才华，追求语言的华美，以丽辞表现自我眼中真实或想象的生活。
汉赋丰富了文学作品的词汇，在描写山川景物、宫殿建筑、宫廷活动和都市生活方面成就极高，后世在语言词藻和状物的手法上，无不要从汉大赋中得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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