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空想社会主义正名

张兴亮1   倪维维2

（1.宜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宜春 336000；

                2. 浙江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一般认为，1516年托马斯·莫尔出版《乌托邦》，是乌托邦社会主义（Utopian Socialism)的起点。在中文语境中，“Utopian Socialism”常被译成“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但与后者相比，空想社会主义却极少被提及，且往往带有一种贬义，其价值因此显得微不足道。然而，空想社会主义并非不切实际的幻想，空想社会主义者不乏重要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而且，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历程中，空想社会主义占整个世界社会主义2/3的时间跨度。空想社会主义的价值有待重新认识，有必要为空想社会主义正名。

关键词：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乌托邦；马克思主义；正名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命名的科学化基本经验研究”（MKS1412）。

致谢：感谢杨永俊博士以及匿名审稿专家等人的宝贵意见。对本文有任何建议，欢迎联系作者。邮箱：619313057@qq.com。

作者简介：

1. 张兴亮（1976-），男，江西都昌人，博士，宜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2. 倪维维（1992-），女，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2016级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

To  Justify  Utopian socialism

ZHANG Xing-liang1  , NI Wei-wei2

（1.School of Marxism，Yichun University，Yichun Jiangxi 336000,China ；

2.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Zheng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 Zhengjiang 321004,China ）

Abstract：In1516,Thomas More,the British humanist,wrote Utopia,which marked the generation of Fancied Socialism theory.And in view of this,Fancied Socialism is also known as Utopian Socialism.It is one of the source of contemporary Marx and Engels’ Scientific Socialism Theory.But compared to this,Utopian Socialism is rarely mentioned.And its value seems insignificant.Scientific Socialism  seems as the bright moon in the dark night while Utopian Socialism is a tiny star sending out the faint light.However,Utopian Socialism is not merely a kind of unrealistic fantasy or daydream.Utopian Socialists once also put their theory into practice.And its value is subject to be recognized or re-explored.Hereon,it is necessary to justify Utopian Socialism,and give back its deserved status.

Keywords：utopian socialism ；scientific socialism；utopia ；Marxism；justification

一、“为空想社会主义正名”问题的提出

2016年是世界社会主义理论诞生整整五百周年。这种判断的根据是什么呢？因为思想界一般认为，五百年前的1516年，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出版《乌托邦》，意味着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同时也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开端。但在中国语境的理论光谱中，科学社会主义熠熠生辉，空想社会主义却黯然失色。甚至“空想社会主义”一词的原意已遭贬义化，不再表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白日梦。

从思想史的进程来看，难道空想社会主义就真的没有任何研究价值？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我们知道，从1516年莫尔发表《乌托邦》到1848 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这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阶段，历经332年。其间，可以说，群星灿烂，英、法、德、意诸国涌现了数十位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上百部空想社会主义论著[1]。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历程中，空想社会主义作为第一阶段，时长占比66.4%，占整个世界社会主义2/3的时间跨度。可见，一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是多么厚重，多么值得重新反思和研究！

国内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研究相对滞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研究总体上显得严峻，往往停留在经典作家的论断上。但近几年学界开始重新反思空想社会主义的价值,出现了一些相关著述。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大多从政治、社会的角度着眼,出现了空想社会主义研究和乌托邦研究分离的情形。越来越多的学者更愿意采用“乌托邦”或“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概念，而很少使用或不用“空想社会主义”的概念。比如，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蒲国良关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接受《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记者的学术专访时，凡是可以用“空想社会主义”的地方，他全部用了“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提法[2]。

由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社会主义研究总是和现实政治问题紧密结合一起的。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深刻阐明了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发展的曲折历史。自习近平讲话以来，中国学术界对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迅速升温，2016年纪念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是这次研究的高潮。虽然这次500周年纪念活动很热烈，但对世界社会主义起点的空想社会主义探讨不多，重新审视空想社会主义或为空想社会主义正名的论文非常少。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反思和纪念不能缺席。正如著名学者高放指出的：“空想社会主义因有科学因素，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所以值得纪念。”[1]

以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国内最早为空想社会主义正名的文章，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以外的刊物。比如，张跃进在《中国翻译》（1991年第5期）提出“是‘空想’还是‘乌托邦’”的质疑[3]，但声音毕竟十分微弱。令笔者诧异的是，这篇论文发表在《中国翻译》这样的杂志上。其实，为空想社会主义正名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关键术语的翻译问题。这也说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种观点，因此这种观点不太可能在那个时候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刊物上。

刘谦忠在《苏州市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撰文呼吁：“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意义不容低估”。他认为，相当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主义学说研究领域中，存在一种轻率否定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倾向,将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视为完全缺乏科学意义的幻想梦呓,甚至,由此要将马恩在科学论证中批判继承的许多营养也视为“空想”，加以剔除[4]。他进一步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这个名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使用时是很谨慎的,从来没有将它与凭空想象联系在一起[4]。姚建彬也指出，在理解和阐释乌托邦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乌托邦等重要概念上存在一些误区，而且这样的误区是同“空想社会主义”这个译名中存在的误会、扭曲和错误的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的。[5]（P253）

由此可见，要想对空想社会主义进行研究,首要的工作应该是概念的厘清。比如，到底什么是“空想社会主义”？它从何而来？“空想社会主义”与“乌托邦”之间又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看似司空见惯、早有定论，但今天重新审视这些问题，仍是我们研究空想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要对“空想社会主义”有正确的理解，就需要正本清源，回溯其本来意义。

二、正名的源头：西方语境中“空想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

“空想社会主义”的含义日益被固化、污名化，与其本义大相径庭。因此，要搞清楚中国语境下“空想社会主义”为何屡屡被误读的根源，就必须了解“空想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人们通常把“空想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在涵义上划等号。但本文不这样认为，认为需要重新审视这样的观点。我们知道，中国语境的“空想社会主义”，是从西方语境的“乌托邦社会主义”(“utopian socialism”)演变来的。首先，需要了解在西方语境中，“乌托邦”（或者“空想”）是如何与“社会主义”结合的。

为此，我们需要弄清一些重要概念的历史演变。一般认为，“乌托邦”一词 1516 年就已出现，可是“社会主义”一词直到 1803 年才在书刊上露头，1832 年在法国圣西门派的刊物上才进而把“社会主义”作为与资本主义对立的未来理想的社会制度的名称；到 1839 年，法国经济学家A．布朗基在其创始性著作《政治经济学说史》 中开始把 “乌托邦” 与 “社会主义者”组合为一个单词[6]（P10）。

笔者经过考证，认为目前学术界关于“空想社会主义”来源的以上说法中，有几种观点待商榷。现提出笔者的结论及其依据。第一，法国经济学家杰罗姆·阿道夫·布朗基（J. Adolphe Blanqui）《欧洲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经济学史》一书是“最早的欧洲经济学说史的专门著作”[7]，首版是1837年，而不是1839年。顺便指出的是，布朗基这本书的中文译名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比如，有《政治经济学说史》《欧洲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经济学史》等多种译名。这本书的出版时间之所以常被写成1839年，首先可能是因为引用了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的提法[6]（P10）。另一方面，可能是受马克思著作的影响。笔者经过多次查证，最终在《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册）中发现，马克思多处注明看的是该书“1839年布鲁塞尔版”[8](P37,167)。但《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册）中文版在“著作索引”中注明：“布朗基的这本书的第一版1837年在巴黎出版”[8](P486)。有的人可能认为，文本考证（包括版本考证）对了解“空想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帮助不大。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当我们把“空想社会主义”作为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概念时，思想史的考证是重要的支撑。

第二，布朗基并没有提出过“乌托邦社会主义”或“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概念。一般认为，布朗基首次把“乌托邦”同“社会主义”这两个词融合在一起，形成“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概念，用来泛指早期的社会主义流派。G·D·H·柯尔在《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一卷）中指出，虽然圣西门主义者、傅里叶主义者、欧文主义者三派有重大分歧，但三派学说的共同因素仍足以使他们在一般的提法中赢得一个共同的名称，这就是布朗基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中把他们全称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utopian socialist）[6]（P10）。为了考证这个提法的真伪，我找到了《政治经济学说史》（1837年版）的法文原版，用法语词“乌托邦”（utopie）、“社会主义”（socialisme）分别进行全文检索，发现全书有多处“utopie”，但没有“socialisme”，也没有发现“乌托邦社会主义”（Utopie au socialisme）一词；出现2处“社会主义者（的）”（socialiste）[9](P174,333)；没有发现“乌托邦社会主义者”（utopie socialiste）。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查遍《政治经济学说史》法文原版的全文，文中大量出现“经济学家”（économiste）一词，而真正相关的提法是“经济学家的乌托邦”（utopie des  économiste）[9](P420)。为了进一步确证，笔者找到该书的最早英文译本（1880年英文版），检索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其中，英语译文的正文第14章中出现1处“乌托邦经济学家”（The utopian economists）[10](P508)。可能正是以上缘故，导致人们误以为布朗基提出了“乌托邦社会主义者” ( utopian  socialist)的概念。也可能因为法文原文出现“社会主义者”（socialiste），而作为英国历史学家的G·D·H·柯尔可能只参考了英文版，看到“乌托邦经济学家”（utopian  economist）的提法，因此就理所当然地进行延伸，认为布朗基提出了“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概念。非常遗憾的是，我找到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一卷）的英文原版，发现他在参考书目中并没有列出布朗基《政治经济学说史》的版本[11]。

由此可见，从语源学的角度来说，布朗基既没有提出“乌托邦社会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的概念，也没有提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或“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概念。从词源上讲，从“乌托邦社会主义”到“空想社会主义”，是通过翻译实现的。比如，中国人所用的“空想社会主义”一词，在清末民初报刊上即出现过，但是从日文转译而来的[12]，准确地讲，是从日文移植过来的。

从这个角度看，“空想社会主义”首先是日本人在翻译英文词汇“utopian socialism”时使用的。当时的日本是亚洲最发达的国家，扮演着中西文化交流桥梁的角色。当时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纷纷东渡日本，向强邻学习和引入先进的思想文化。另外，由于中日两国文字的相近性，“空想社会主义”也自然被直接拿到了中国。高放则认为，实际情况未必如此。他发现，在日文中既有用日文假名音译“乌托邦”一词，也有用中文译为“空想”或“理想”的，因此他认为“空想社会主义”的译法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选译的[13]。

三、正名的参照系：“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重新比较

当转换到中文语境中，“空想社会主义”一词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反义词而存在，因而发生了误读。在中文中，从命名的角度看，“空想社会主义”的反义词应该是“现实社会主义”，而“科学社会主义”的反义词应该是“蒙昧社会主义”或其他相应的词汇。因此，从概念创新的角度看，“空想社会主义”是思想引入者为对译思想时创造的新概念，提出这个概念是为研究和批判的便利。但与原词的涵义有一定出入，这可能出乎思想引入者的本意。

一般认为，19世纪70年代后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应”（旧译“相对立”），正式使用“科学社会主义”，并为今所沿袭。[14] 但这里有一个疑问，即为什么科学社会主义的对应物一定是空想社会主义？通常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对应其三大来源，即科学科学主义对应英法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应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应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撇去国名，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别对应空想社会主义、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一般来说，“古典”被理解为是代表过去文化特色的一种正统和典范。既然，德国古典哲学、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可以称之为“古典”，那为什么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就不可以称为“古典”呢？另外，用“前史”的视角来审视，前科学社会主义不一定是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前史也是非常多元的，不是“空想社会主义”一词可以囊括和指代的。

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最早使用“科学社会主义”一词的不是马克思、恩格斯，而是卡尔·格律恩在1845年在一篇文章中首先使用的。他认为：“他〈圣西门〉包含着......科学社会主义，因为圣西门的整个一生都在寻求新的科学！”[15](P595)他用这一词来称赞圣西门的思想，但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赞同他的观点。“科学社会主义”概念后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延用，并逐步取代过去的“乌托邦”或“空想社会主义”。不过，这也说明，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关于什么是“空想社会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站在不同的视角，得出的结论可能是不同的。姑且不论他们的观点孰是孰非，但“科学社会主义”与“utopian socialism”(为了论述的方便，暂且译作“空想社会主义”)有着深厚的渊源，这是毋庸争辩的事实。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参照系，以此反观“空想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两个阶段，两者相互联系、前后相继、紧密衔接。空想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科学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必然趋势。空想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科学社会主义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继承与发展。两者联系最为紧密的是对待社会现实的态度和对未来社会的思想主张。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是无根的独创，他们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取得的成就，是在空想社会主义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

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最大的区别，在于空想社会主义脱离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找到实现理想社会的正确途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明确指出：“从工人阶级运动成为现实运动的时刻起，各种幻想的乌托邦消逝了——这不是因为工人阶级放弃了这些乌托邦主义者所追求的目的，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实现这一目的的现实手段——取代乌托邦的，是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理解以及工人阶级战斗组织的力量的日益积聚。”[16]（P180）

考茨基认为，莫尔所缺乏的是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所以才称其为乌托邦，“有关乌托邦的全部叙述中，只有一个因素是一种幻想,甚至莫尔本人也并不确信这一幻想有实现的可能：那并不是他企图要达到的目的,而是怎样才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和方法。”“我们管它叫空想的或乌托邦社会主义，倒不是因为目的不能实现，而是在于他所拥有的或想加以利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不充分。”[17](P264)学者周春生查考了考茨基的德文原著,其中“空想”的德文词是Unerreichbarkeit，该词在英德词典中的对应释义词有inaceessibility，unattainability，unavailability，unapproachability等，都是“难以实现”的意思，并不见得是空想。当然对于考茨基的解释，周春生并不完全认同，因为莫尔的理想目标中确实存在着理论上和实际内容上的不尽完善之处。但考茨基至少提醒我们，莫尔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可能在诸多环节上有问题，但从整体上考虑不应以空想论之。[18](P293)

在现实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凡是没有按预定方案实现的主张、观点、理论，都有可能被斥为“空想”。实际上，因为种种原因一时难以实现的东西并不一定是非科学的。反过来，科学的进步正是以大胆想象、假设、假想、预想、设想等为前提的。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许多东西一下子还难以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因此,它们很容易被戴上“空想”的帽子。[3]

总体看来，空想社会主义虽然不够成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不能就此否认它的全部价值，而将它笼统地称之为“空想”。否则，有失偏颇。人的认识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难免有片面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是人的认识，也不例外，必然会受到思想者的认识水平、实践工具等局限。因此，空想社会主义受到时代的局限，出现一些缺陷是难免的。由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物质条件准备不足，导致其成为“早产儿”。空想社会主义者是社会主义的先行者，我们不能苛求他们，他们只能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中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这就如同我们不能苛求马克思、恩格斯一样。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带有一定的空想性因素，但也不能因此就判定它为纯粹的、全然的空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用新的眼光审视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从另外一个角度，人们过去的异想天开叫“空想”，今天就一定还是空想吗？过去登月是异想天开，今天不也实现了吗？如果实现理想社会的的现实手段今天具备了，那么还是“空想社会主义”吗？

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是必然趋势。从哲学上说，认识运动（包括思想理论的发展）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是从部分空想到部分科学，从部分科学到部分空想，再从空想到科学这样循环往复、不断发展的过程。假如没有空想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理论能够直接发展到科学社会主义阶段吗？恐怕未必。时至今日，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成果，仍在发出特殊的光亮，照着我们前行。作为后来者的我们，要做的不应是慷慨激昂、言辞犀利地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不现实性、非科学性，而应是思考如何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从理想转变为现实。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四、正名的价值：空想社会主义研究的当代意义

回溯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漫长历程，空想社会主义（或称乌托邦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理论的起源和基础，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不容小觑。本文在这里为空想社会主义正名，并不是一味放大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优点，忽视它的空想性因子，而是择善而从，吸纳其包含的科学性成分和积极性因素，最终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完善科学社会主义。今天，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不仅仅是为论证科学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合理性而存在，而且在人类思想史上有自己独特的价值。所以，我们要用理性的眼光看待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价值，既要辩证地批判，又要怀着极大的敬意；同时，对不足之处要坚决完善，对积极因素要继承和发扬。我们不能苛求几百年前的先辈们给我们提供未来社会发展的具体细节，美好的未来需要我们自己去把握、去实践、去创造。

首先，要重新审视乌托邦精神的价值。布洛赫认为，“乌托邦的”常常和精神、意识、期盼连用，乌托邦精神（或称乌托邦意识、乌托邦期盼）泛指对更好更完美的未来的期盼、预感和预显[19]。能够允许乌托邦思想存在的社会，可能不是完美的社会，但乌托邦思想没有存在余地的社会，肯定是一个压抑人的精神自由的牢笼。人在天性上需要乌托邦式的想象，正是这种想象让人生有了希望和目标，给予人奋斗的动力，带领人思考着未来，展望着未来。人人心中都有一个乌托邦，社会发展需要全体成员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推动社会发展模式创新。一定程度讲，乌托邦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已经僵化、固定的思想史概念。乌托邦社会主义因素，不是过去式，而是进行时。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离不开理想和想象，需要发挥其积极方面。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看，乌托邦社会主义是否可以被归入“未来学”或“社会设计学”的范畴？倘如此，乌托邦社会主义又有了新的定位、新的价值。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经济价值观充斥着整个社会，传统的乌托邦观念逐渐被人们淡忘，以至于现代社会中只会出现所谓“乌托邦”的术语，却没有其实质性内容。[20]甚至在评论一个人的思想没有任何实际用处，是胡思乱想、凭空捏造的时候，斥之为“乌托邦”，这完全扭曲了“乌托邦”和“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实质意义。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曾经批判过乌托邦社会主义，同时也对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有过高度的赞扬，称他们为“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但非常遗憾的是，今天能为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直接正名的学者不多。

其次，要防止把“空想”和“空想社会主义”划等号。一方面，要看到空想带来的危害，要警惕不切实际的狂热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和社会后果。正是基于历史沉痛的教训，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要抛弃前人囿于历史条件下仍然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论断”。另一方面，也要警惕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成果的全盘否定。有的人把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出现的失误归结为空想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十分片面的、望文生义的解读，把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变成了不去深入反思的借口。空想社会主义往往被当作社会主义空想，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轻视。空想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前奏，而社会主义空想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失误，两者有根本的区别。混淆两者的区别，容易僵化我们的思想，不利于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败得失。我们不仅要重视空想社会主义，而且要将空想社会主义中的积极思想因素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运用这些思想资源。

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和谐社会的构想、未来社会的人的发展、教育理念及法治思想等，都不是纯粹的空想，其中包含着许多真理性的天才预测。他们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空想家，而是真正的文化英雄。他们中有失败的教训，也有过成功的经验，更有丰富的思想成果。虽然他们的实践有些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每一次实践都是对理想社会的探索与尝试，并不是完全无意义的空想。应该承认,如果仅仅只是“想”，而不去实践,当然不会真正地获得想要的东西。但是不能以此就来否定“想”的重要意义。况且，“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应该属于实践的一部分。另外，“乌托邦”是不是真的等同于空想，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考察。所以，单凭着强加在它身上的“空想”二字，就来否定乌托邦的存在价值，是不严谨、也不科学的。[21]

第三，要重视空想社会主义的启发性价值。空想社会主义的正名问题，看似是一个小问题，其实是一个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理论问题。一定意义上讲，为空想社会主义正名，是深化空想社会主义研究的思想前提，也是深化社会主义研究的基本前提。但目前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够，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认识不足。我们可以围绕“空想社会主义正名”，细化问题意识，由此提出一个可能的研究框架。比如，不应停留在宏大的理论论证，而应深入重要思想家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把学术界以往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抽象刻板的认识，化为探究如何评价思想家们对美好生活的合理想象和可贵探索；不仅从空想社会主义自身，而且从比较的角度，抓住“空想”和“科学”的辩证关系，辩证分析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深层次关系。

在乌托邦社会主义观念严重贬值的现代社会中，重提空想社会主义是很有必要的。空想社会主义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一是有利于历史回顾。通过研究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史，可以帮助我们真切地学习当时的欧美社会历史，了解当时的政治状况、经济发展和风土人情，增长见识，开阔视野。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对早期资本主义的揭露与批判，为研究资本主义早期发展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二是有利于比较鉴别。通过审视空想社会主义在全球思想史的地位，可以让我们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做到不偏不倚，辩证地批判和继承。把空想社会主义不仅放在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而且放在全球思想史，可以更加清晰地凸显空想社会主义的价值。三是有利于反思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的美好蓝图已绘就，但不是一次性就能实现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前无古人的独创性、曲折性过程，其动力离不开经常性反思、原点性反思。从这个角度讲，空想社会主义是在建设美好社会过程中用来实践性反思的重要精神资源。深入研究空想社会主义，不忘初心、正本清源、返本开新，可以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思想资源，使人们更加珍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四是有利于直面现实。发挥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现实的功能，可以激发人们改造世界的热忱，激发人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巨大潜力。乌托邦社会主义观念是人类对理想社会的一种追求，它并不是人对待现实社会的一种消极反应和悲观态度，它往往预示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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