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国军整编三十二师在周村全军覆灭，从11日午夜遭受进攻到12日下午全军缴械，为时十八小时。师长周庆祥仅以身免，成为这支数奇命蹇的部队唯一幸存的硕果，但就是这样，国军统帅部却毫不吝惜，在同年七月以失职、临阵脱逃的罪名粉碎了这颗果子，使已经覆灭的整三十二师彻彻底底地清了场。
周师长当然不认同这场失败该由自己来承担全部责任。被押于济南时，他满腹冤屈地告诉前来探视的通信营营长吕楚珩，“军队部署全是按总部指令办的，兵力分散且又相距甚远，这明明是挨打的驾式，建议调整，总部又不准”，“这个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我身上，实在有些冤枉”。
周师长的说法不完全是托词，该师四个团，一个团驻邹平，一个团驻张店，一个团驻明水，一个团驻龙山，长期呆在周村的是师部和一四一旅部，距离相隔尽管都不远，但也是四零五落，支离破碎，对于善于集中兵力攻歼一点的解放军而言，这摆明了就是对人家说“你来打我呀”。但“总部”也是没办法，时至1948年，到处缺兵，邱清泉的第五军兵力够厚实了，抓到解放军支前的担架队和民工2000人就慌忙补充缺额，事后还当成了一个重要战斗成果到处宣扬，在沙土集被歼的整五十七师到后来人比枪多得都影响了部队行动，只好送去徐州留守处保存。这样情况下，整三十二师就只能勉为其难了。
周师长还应该抱怨的是，他接手的就是一支七拼八凑、貌合神离、战力虚弱的部队。整三十二师半年前在鲁西南被刘邓大军重创，原师长唐永良也是仅以身免，因作战不力正在南京问罪，全师已重新编成，因为名额不足，不少士兵是从附近各县强拉硬凑的，为了防止士兵开小差，还得采用“看守”的办法。三十六旅相对装备要好，战斗力较强，但48年1月才拨归整三十二师建制。这支部队与周庆祥毫无瓜葛，因为接手后人事调整不公，部队军官对周还还有不少意见，就是说大家并没有一定要为周师长卖力的想法，不是周师长说一句大家要拼命，就会人人拼命的。
周师长还应该抱怨情报单位无能。不要说周师长毫无警惕，在周村战斗前至少一个星期，他就已知道华野部队在附近活动，已通令所属严加戒备，周村已在清查户口，盘查过往行人，气氛相当紧张。
那为什么后来临战却如此仓促呢？这里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知道有华野部队在活动，不等于清楚他们就会打周村，并且华野部队到处游动，谁知道哪天又不会游动走呢。第二点，也是最根本的一点，情报来得太迟。跟所有的国军一样，周师长情报来源极其有限，当时最重要的途经，是活动在临沂、淄川、博山、周村一带的6585这只特务部队。该部队负责人之一李鹏飞，在后来的回忆中沾沾自喜地说自己在周村站头发生前一天就获悉“共军两个纵队从胶东方向开来”，英明判断周村可能为其目标之一，于是急速报告王耀武司令官，这才有王司令官火速遣回周师长的举动。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人不知脸丑，马不知毛长吧，视无能为聪明。就因为情报来得太迟，周师长才手忙脚乱，王司令官才雷霆震怒。
但怎么说周师长也是免不了严重失职。三十六旅一〇七团团长胡润身就说他赶到周村，看见周师长脸色苍白，说话都声音颤抖。一四一旅四二二团副团长李文涛更是说周领受重任后，不整军经武，不深沟高垒，难事猝至，束手无策。李副团长的意思说白了就是，周平时不练兵，不修工事，不做防守筹划。有多人回忆周村有围墙但无工事，有碉堡据点但没有加强，一应防守设施皆似虚设，有人说自己守了一下，然后轰的一声城墙就倒了，怎么堵也堵不住；有人说自己在后院看地形，前院士兵突然全被俘了；还有人说打着打着枪声就稀落了，士兵也不见了；还有的军官就一直在房子里带着，直到有人端着刺刀找上门。这些事实说明周做的工作确实有限。李副团长不无怨气地说，周师长没有时间。那周干嘛去了？“久久优游于济南”。周优游干什么，这就可以有不少联想了。这是周的私生活，国军将领在这方面大多数人都是丰富多彩的。
但是，周师长在这方面也是有苦衷的，他对王司令官有些怨言。因为王司令官对他说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相机防守”。国军有许多词语发明，这个词大概也是其中之一。关于此点，李文涛说了不少话，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牟中珩也说了类似意思，但他比李说的含蓄多了。牟顺便还解释了相机防守的含义，就是“解放军的兵力小则固守之，如解放军的兵力大则向济南方向撤退”。在随时可以撤退的暗示下，周师长为什么要浪费力气去挖土搬砖头，就是他这么做了，下面的官兵估计也会说他不惜兵力，浪费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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