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捷报"传得最频的那年夏季，一封发自开封的急电飞到了我家：我爸病重住院，让妈速去服侍。
临行前，妈特意叮嘱我:"你少耍点儿驴脾气。"平日，平息我与哥哥的拳来脚往，是妈干不完的 "家务"。
妈走的次日晚，新任家主我哥把全家人——姐、弟、我叫到一起，黑唬着脸宣布，妈临走放家五块——至少是五块零花钱被盗。尽管妈走时他正在公社参加不知砸烂谁的狗头的批判大会，他却心明眼亮，毫不费事地断言，这种胆大妄为的壮举非我莫属。他借用毛泽东“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最高指示”——作为他作出这一判断的依据。
我是有些 "历史问题"的。我曾偷偷拆掉过家里炉灶中的炉条，解掉过院子里晒衣服的麻绳换过梨膏糖。可这五块钱，别说没见，见了也不敢拿。"哥，谁要是见那五块钱啦，是这么大个——"我比划了个鏊子底那么大的老鳖。
"我知道你是属鸡的，嘴硬，可你也得认清当前的形势，就不兴革革你的命?三天内不交出那钱，我叫真理战斗队斗你，就跟斗地富反坏右一样。"
虽说不咋怕哥，"真理战斗队"可叫人惧怕。别说村里"阶级敌人"提起来就腿肚子转筋，连村上的狗见了他们，也赶紧夹了尾巴慌忙而逃，跑得慢了怕打死吃肉。
我得逃走，找爸妈诉告冤屈。尽管我尚不知三十六计走为上，可躲灾避难的本能，把我引上了明智之途。主意已定，便急备路费。先用柴禾棒扒拉出密藏于墙缝的整个家当——硬分币的全部样品，又向最好的朋友富军求援。他慷慨地援助我三个五分硬币，和一条谋求路费的妙计。
翌日天没大亮，趁姐没放鸡窝，我逮出一只老母鸡，仓皇而逃。
在公社所在地的早集上，母鸡换了三块钱和去开封的方向指点:蔡庄公社所在地有通开封的长途汽车。
尽管是逃跑，也没忘了是要进城，特意穿上了新布鞋。然而新鞋硌脚，很快把脚趾"咬"出了血泡，只好脱了鞋夹在腋下，光了脚丫，惊兔般奔跑在野草夹道的乡陌上。我家离蔡庄10公里，当我汗流浃背跑到车站一打听，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文化大革命把汽车也革出了神经病，过去每日一趟的班车变成了“想来就来”。我饥渴难当，先把班车是否“想来”搁在一边，吃一碗调凉粉再说。
调凉粉八分钱一碗，我刚吃了一口，汽车携着一团浓尘滚滚而来。我扔下只吃了一口的凉粉，急急奔向班车。
在拥挤的人群中，我拼命挤上了去开封的长途汽车。随着汽车拖出一溜烟尘，我内心暗语：混蛋哥哥，你就是骑马也追不上我了。
这是头一次坐汽车。起初：我并不贪心享受更多的新奇，路边树影箭一样射入我的双眸，讶然张圆了的嘴久久不能闭合。车在高低不平的石子路上颠簸。我坐在车的前部，忙里偷闲张望一下后部，那些在座位上一颠老高的人令我生妒：都是掏了钱的，他们凭啥坐后头，比我颠得高，晃荡得很，那一定很得劲儿，跟荡秋千似的。我不甘心前部乘客比后部乘客稳当得多的“不幸遭遇”，拧紧的眉头不多时掉下个良谋：我选中了有可能成全我的人，最后排那个40多岁的男人，看着最面善。我从前头试巴着挪到他跟前，吐出的话像在蜜里打了个滚："大叔，咱爷俩换换座位吧，我赔你个甜瓜。"
我卖过鸡卖了两个甜瓜，是给爹娘备的见面礼物。自己又饥又渴都舍不得吃，却舍得去换“荡秋千”样的座位。
我暗暗祝贺自个讨了便宜，一个甜瓜就换得了后排座位，那大叔八成是个傻瓜。好位置不能浪费，我也不扶前排的扶手，像个蹦天猴，任它颠上颠下，起初我没敢展览全部得意，怕那换位的大叔反悔。当我断定他不是那号翻悔的人，便放了性惊嚎狂笑。那时倘有人问你为啥离家?到何处去?你爹是谁?我一准答不上来。我已高兴迷了——从尉氏到开封，一路心花怒放。偶有兴不高彩不烈，那是因了道路平坦，车颠得太轻。
一走出车门，便走出了梦境。我站在出站口，傻子似地对着蚂蚁求雨般的人流茫然无措。直到一位50多岁的老伯推着三轮车来到我面前，问我到哪里去，我才如梦初醒，递给他个皱巴巴的信封。他看了地址说:三毛钱把你送到。
我被拉到演武厅街原开封地区油脂公司，一打听，该单位已撤销，人员去了地区粮食局。老伯二话没说，调头向北。时值盛夏午后，且无风无云，毒日头烤得马路流油，车轮滚过，轧出道道辙迹。到了地区粮局单身宿舍，他敲开一个门打问，大概是敲乱了人家的午梦吧，门缝里溜出一声挤扁了的声音:"不知道!"
三轮车停在槐树荫下，老伯无奈地说:小孩，今个先在我家住一夜，明个回老家去吧。
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说不出，两行泪水汇合了腮边的汗珠。我掏出所有的钱捧给大伯。他断然推开我的手，又转身去敲另一家的门……。
好一会儿，他迈着快步回到车前：打听到啦，你爹在包府坑家属院。来，擦把脸，别像个泥猴样去见爹娘。说罢;亲手给我擦去了泪痕和汗渍……
我的状告赢了，妈并没放家五块钱。
以后，我有幸在开封工作了多年，每每漫步街头，总情不自禁地目送目迎着过往的三轮车，执著地寻觅着老伯影子……
郑兢业，男，笔名：荆野。暂且幸运地存活于郑州。出版过小说、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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