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可能很难想象百余年以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模样。
虽然在两次鸦片战争之下，大清帝国被迫国门洞开，却一直没能同世界维持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彼时的中国，没有正式的国名，没有确定的国旗；彼时的中国人，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而至于一个外交部，一部对外法，则更是旷古未有，闻所未闻了。
当踟蹰的天朝上国被迫进入国际社会，初面与各国交往事宜，泱泱大国，竟无人堪此重任。
这时，一个美国人，率领中国使团走向世界，从列强嘴里为中国人强取利益，最后死于赴俄之途中。
他就是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1870），美国共和党的创始人，林肯最信任的手下之一，他是首任美国驻华公使，也是中国首任外交官。
明星议员，北方英雄
1820年，蒲安臣出生于美国一个拓荒者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虔诚、热心的基督教徒，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蒲安臣成为一个具有强烈道义观和正义感的人。
1846年，蒲安臣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随机投身政治。时值废奴运动风起云涌，蒲安臣作为一名坚定的废奴主义者，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1854年，共和党创立，蒲安臣正是助力其崛起的元老之一。
出于自身坚定的道德信仰，蒲安臣从少年到就任中国时臣期间的演说，最高频次出现的词汇永远是“良心”（Conscience）、“道义”（Moral Principle）、“文明”（Civilization）、“正义”（Justice）。1856年，面对南方分裂势力的嚣张，蒲安臣拍案而起，在国会发表《马萨诸塞州的抗辩》（Defence Of Massachusetts），怒斥殴打麻省议员的南方众议院，令其最终认怂。一夜之间，蒲安臣成为北方英雄，他的演讲词也成为经典。
“We shall do our duty, our whole duty. We shall speak whatever we chose to speak, when we will, where we will, and how we will, regardless of all consequences. ”
“我们应当尽我们的责任——我们全部的责任。我们要发声，无论在何时，无论在何地，无论以何种方式——不顾一切后果。”
阴差阳错的驻华公使
1861年，新当选的林肯总统为了感谢蒲安臣为其当选作出的努力，任命蒲安臣为美国驻维也纳公使。
就在蒲安臣准备奔赴任期之时，却突然被奥地利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Persona Non Grata），拒绝其入境——原因是蒲安臣曾热情接待过反对奥地利霸权，争取民族独立的匈牙利革命者——无奈之下，林肯只好撤销成命，重新任命蒲安臣为美国驻华公使。
阴差阳错之中，不仅对外交常识一无所知，而且对中国一无所知的蒲安臣，就这样成为了美国第一任驻华公使。
深得满清信任的洋人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与中国，境遇可谓相同——一样的糟糕。
太平天国的火焰烧遍了半个中国，满清政府失掉半壁江山，天命难继，与此同时英法联军劫掠北京城，咸丰逃到热河死，国难当头；再看当时美国，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兄弟相争，破坏力空前，甚至在胜利到来之际，林肯总统即遭刺杀，而对岸的大英帝国一心盼望美国分裂，不惜公开支持南方，并向其提供援助。
两个游离在欧洲列强体系之外的国家，政治上缺少支配，经济上困境重重，军事上捉襟见肘。
除了境遇的一致，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美甚少利益交合，甚至没有明确的对彼此的外交政策，因此驻华公使的意志很大程度上可以左右两个国家的亲疏。
蒲安臣热情洋溢，为人友善，并且能说会道，拥有极强的社交能力。中文名“安臣”，更令人倍感亲切。当蒲安臣来到古老的中华帝国，即刻被深深吸引；而满清政府见惯了洋人的蛮横，对这个不谙外交辞令的美国人颇有好感。
对清政府，英法俄等国时常摆外交架子，动辄出言威胁，而满清对如何回应一无所知，场面极为尴尬。蒲安臣常常义正词严，仗义执言，为中国打抱不平。有一次，蒲安臣发现一位美国恶棍，仰仗着“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在中国的土地欺压民众，他听完证词之后，随即遣人将之捉拿，最后当众处决。
满清是如此地信任蒲安臣，甚至于，当美国南北战争（American Civil War）打响的时候，得到英国支持的南方政权试图向停在中国近海的美国商船发起攻击。蒲安臣获悉，请求总理衙门向沿海各省指示不准南方战舰在中国近海停泊。出乎意料的是，满清政府居然仗义出手，对准备借用港口的南方船只一律驱逐——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卷入与中国无关的国际事务里。
中美文化交流的搭桥人
除了外交使臣的身份，蒲安臣还是一位文化媒人。
他在中美文化之间牵线搭桥，既让美国人对陌生的中国有所了解，也让最早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国人得以窥探世界的状貌。
《万国公法》
传统中国的朝贡贸易体系根深蒂固，清廷对如何同洋人打交道既不感冒也不擅长。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令满清政府放弃了这一傲慢，开始意识到知己知彼的重要性。军机大臣文祥为此找到蒲安臣，希望他能介绍一两部权威的国际法著作来中国，蒲安臣立马推荐了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的《国际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并负责安排人员着翻译工作。1865年全书定稿，译本定名《万国公法》，正式进献给同治皇帝。译者丁韪良（W. A. P. Martin）为表感谢，专门题赠了一本送给蒲安臣。
因蒲安臣的牵线搭桥，这部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入门书得以问世，也让“主权、人权、民主”的等观念远赴重洋。此书出版后立刻被日本再译，明治维新后成为日本法学的教学课本。
《瀛寰志略》
徐继畲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他的世界地图志《瀛寰志略》正是由于蒲安臣的介绍而漂洋过海，为美国人所知。《瀛寰志略》里最知名的一段，当属其中的《华盛顿颂》：
“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於胜广，割据雄於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於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很难想象，这段话被美国人原文刻在华盛顿纪念碑上，刻在美国国父的声名下。美国决定赠送徐继畲一幅华盛顿肖像，以示对他的感谢，而这一举动，亦是通过蒲安臣的安排。
鞠躬尽瘁的中国外交官
1868年2月，蒲安臣率领中国外交使团，自上海虹口乘船横跨大洋，向故土美国而去。而此时，他的身份却变成了中国的外交官，他将带领中国使团第一次走出国门，与列强斗智斗勇。
清政府的决定令人匪夷所思，明明是中国的外交使团，怎么就让一个美国人全权负责呢？答案显而易见：彼时中国未能与世界真正了解，没有人比洋人更了解洋人。而蒲安臣，这位极富个人魅力的“中国老朋友”，也赢得了满清的信任。
当蒲安臣就要结束作为美国驻华大使的任期时，在中国为之准备的送别宴会上，蒲安臣兴致高涨，许诺今后中国与列国如有纠葛，他必为中国竭尽全力。恭亲王奕䜣见状当即挽留，请求蒲安臣留下，成为中国出访列国的外交官。蒲安臣听闻后，欣然接受了。
1868年6月，“蒲安臣使团”到达华盛顿。作为“最年轻的一个政府的儿子和最古老的一个政府的代表”，蒲安臣所率领的中国使团受到美国各界的至高礼遇，从总统到社会，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美国各界竞相接待，而蒲安臣以中国发言人的身份发表演说，使中国的声音和诉求传播开来。
7月28日，蒲安臣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中美续增条约》，也称《蒲安臣条约》（the Burlingame Treaty）——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平等条约。《蒲安臣条约》宣布：美国承认中国是一个平等国家，反对一切割让中国领土的要求。“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四年后，根据《蒲安臣条约》，清政府派遣一百二十名幼童赴美留学，而非当时最强大的英国，这批幼童里就包括后来的中国铁路先驱——詹天佑。
几年间，蒲安臣率领中国使团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与列强谋略周旋。为维护中国主权，争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公正对待，不遗余力，呕心沥血。
1870年，蒲安臣一行来到俄国。俄国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割让了中国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却在会谈中竭力避免领土纠纷等实质性内容，令蒲安臣殚精竭虑，日夜焦思，会见次日便一病不起。2月23日，蒲安臣于圣彼得堡逝世，49岁英年早逝在中国使臣之任上。
蒲安臣逝世后，满清政府授其为正一品大臣，赠抚恤金白银一万两，丧葬费六千两。蒲安臣为中国夙兴夜寐，鞠躬尽瘁，直到人们把他遗忘。
马克·吐温(Mark Twain, 1830~1910)得知蒲安臣离世的消息后，撰写悼文《悼蒲安臣》：
For he had outgrown the narrow citizenship of a state and become a citizen of the world……He was a true man, a brave man, an earnest man, a liberal man, a just man, a generous man, in all his ways and by all his instincts a noble man; he was a ma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a finished conversationalist, a ready, able, and graceful speaker, a man of great brain, a broad and deep and weighty thinker. He was a great man—a very, very great man”
“他已经超出了国家的局限，成为了世界的公民……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勇敢的人，一个认真的人，一个自由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慷慨的人，出于他一切所行的和他所有的本能的一个高尚的人；他是一个教育和文化家，健谈、能干、优雅的演说家，伟大头脑的、深刻的、严肃的思想家。他是一个伟大的人，非常，非常伟大的人。”
直到1906年，马克吐温还在回忆蒲安臣：
“四十年来，我一直记得并遵循当初他给我的忠告：’远离无能之辈，与智力和人格方面杰出的人为伍，永远奋进’。”
-End
-主要参考：
王立新：“跨国史的兴起与20世纪世界历史的重新书写”，《世界历史》，2016年第2期
徐国琦：“试论’共享的历史’与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新范式”，《文史哲》，2014年第6期
吕桂霞：“蒲安臣与中美关系”，《历史教学》，2013年第10期
Burlingame, Defense of Massachusetts: Speech of Hon, Anson Burlingame of Massachusetts in th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ambridge, June 21, 1856
Mark Twain, Mark Twain's Obit on Burlin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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