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东莞，为了那份挚爱

2001年前后发生的事情，叫人终生难忘。

                        一

时间还要从99年开始，我和刘虹相识于东莞的一家玩具厂，两颗年轻的心在异乡越走越近，流水线的生活，单调而枯燥，有了爱情的滋润，日子就没那么难熬。

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

春节前夕，家人才告诉我一个惊天的噩耗：一向孝顺公婆、疼爱我这个幼弟的嫂子过世了。得了白血病，家底掏空了也没把她从鬼门关拉回来。

刘虹担心我一去不返，执意要跟我回湖北老家，而她家却在千里之外的江苏。

刘虹嘴甜又勤快，给这个愁云笼罩的家庭带来了一抹亮丽的色彩，也赢得了家人的欢心。我有些沾沾自喜，感觉是自己的功劳。

2000年4月，正在我们两情相悦、憧憬未来的时候，一封来自刘虹家里的电报，像一个晴天霹雳，打得我们措手不及。电报只有短短的五个字：爷爷死，速归！

我心里有一种不详的预感。刘虹安慰我：没事的，就回去一个星期而已，又不是不来。

当天我本想请假送她去火车站的，拉长不批，事后十分懊悔，恨自己懦弱胆小，没有血性，让她一个人拖着沉重的行李箱去广州坐车。

她走后，我忧心忡忡。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我每天翘首以盼，她却毫无音讯。

我上班频频出错，下班无精打采。工友劝我：“别傻了，她回去了多半不会再来，这样的事，我见得多了，在东莞最不值钱的就是爱情，玩玩就算了，何必当真？”

我不甘心，曾经的花前月下、山盟海誓，怎能算了？我暗自庆幸偷偷留了她家的地址，迫不及待地给她写信，想问个明白。

一封封信笺，载着我满腔的疑惑和希望，飞向遥远的异乡，却都是一去不返，如石沉大海。

                          二

两个月后，我逃离了这个伤心之地，被人骗到了广西搞传销。2000年时，传销还不像现在人人谈之色变，人们抵触心理并不强，国家也没有重拳打击。不过，那一套勾当始终是差不多的。

爱情丢了，事业来了！我又活了过来。找借口骗了家里七千，对家里来说，这是个天文数字。父亲说，全是他借的。我了解他，一生脸皮薄，不喜求人，可难为他了。母亲最怕欠账，欠了别人的钱，夜里都睡不着。她在电话里反复叮嘱我，一定要把钱藏好，莫让小贼摸走了。

从此，我跟打了鸡血一样，完全变了个人，在传销的队伍里，如鱼得水，很快做到了主任级别。现在看来，那不过是空中楼阁，迟早会坍塌砸死人的。

传销笔记

也就在那时，家里给我转来了很多封刘虹的来信，看完信我才明白原委。

原来，她家里发电报是一石二鸟，真正是想把她控制在家里。她一个老乡说漏嘴了，家里知道了她的情况，刚巧爷爷死了，就让她回来，并限制了她的自由，我所有的信件都被他父亲藏起来了。

她绝食、偷跑，想种种法子，都没成功。后来，心生一计，跟家人承诺：不回广东，跟我断绝来往。每天照常饮食，有说有笑，待家人放松警惕，才提出去离家近的上海打工，家人答应了。

她本想借道上海去广东的，但寄给我的信也没有回音，于是决定先留下来，等联系上我再说。

那时手机是奢侈品，座机也不是家家都有，qq还不流行，人一旦失联，跟大海捞针一样难。

好在她有我家的地址，往我家寄了一堆的信，恰巧我那时也不固定，家里也联系不上我，直到我稳定下来，才把信转交给我了。

字里行间，我能感受到她的情意，前嫌冰释，从此鸿雁传书，我的劲头更足了。现在竟很怀念那段时光，虽然它像肥皂泡一样短暂，却是我这半生中最积极阳光的时刻。

老天总是爱捉弄人，刚赏了枣，又从背后抽出了大棒。

同年十月底，国家开始严厉打击传销，老总卷款跑路，内忧外患，队伍终于从内部崩塌，一个个如丧家之犬，流血斗殴事件不断，人心惶惶，各自逃命。

事后我才知道，被我骗来的同学、亲戚的家人纷纷来我家大闹，时隔多年，对我的态度才有所好转，而当时，父母该顶着怎样的压力啊！

我从天堂跌回了地狱，发财的美梦还没醒，就被一只大手硬生生地拽回了现实。

几百人的队伍，跑得就剩我们四个小头目，两个河南的，一个浙江的。前一秒还风光无限，后一秒就跌落神坛，连狗都不如。

我们的心理已严重失衡，人被洗脑后，可能连爹妈都不认。我们密谋干场大的，反正都是想走捷径发财，干哪不是干啊？

十一月初的一天晚上，我们怀揣利刃出去兜了一圈，颗粒无收，正心情不好，坐车时被三轮车主敲诈。车主是本地人，没有眼色，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我们不仅没给车钱，还把他暴打了一顿。车主也是个狠角色，一路尾随我们到住处，并报警说我们抢劫，警察很快就来了，在住处搜出了管制刀具。

我们在派出所待了一夜，第二天就被送到了市第二看守所羁押。我本不是一个好勇斗狠的人，在看守所任人欺凌。有钱还好，没钱只能当奴隶。我穷得连牙膏也买不起，盖的还是刚被拉出去枪毙的死刑犯留下的。由于犯人多，连睡大通铺的资格都没有，晚上只能蜷缩在坚硬的水泥地上，卑微得连人都不想做。

看守所开早会

我讨来纸笔，跟家里写信，没敢要钱，也没敢吐露半个“苦”字，只说这里温暖得像个大家庭。跟刘虹写信，我决绝地提出了“分手”，不能耽误她。

一手好字拯救了我，狱友纷纷找我代劳书信、上诉书，凭着这些，我获得了一点点可怜的自尊和些许的物资。只是那失去自由的滋味，刻骨铭心！

老天终于开了眼。检察院的人来提审了几次，由于证据不足，没有提起公诉，没有签发逮捕证，关押了37天后，无罪开释了。

走出看守所的大门，那一刻有劫后余生的感觉，空气也觉得格外的香甜。重获自由，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事，没有之一。

                        三

南方太让人伤心了，我们一致决定：北上！目标：石家庄！

凭着看守所发放的每人一百块钱路费，我们饥一餐、饱一餐的，一路逃票，2000公里的路程，历时八天，才艰难地到达。途中经过家门口，算算日子，快过年了，心里一阵黯然，回家只怕会被哥哥打死，更没脸见父母。前路茫茫，心似无根浮萍。

同伴何玉龙的哥哥在石家庄混，我们就是过去投奔他。

从南到北，越走越冷，身着单衣的我们，在石家庄零下二十多度的天气里瑟瑟发抖，在何玉龙哥哥家里吃上热腾腾的面条时，有见到亲人的感觉。

他哥哥帮我们找了个事，在拆迁公司扒房子，30一天。干完活，筋疲力尽，浑身都疼，好在年轻，一晚上也就歇过来了。

总算是稳定下来了，怕家里担心，给家里报了平安，得知刘虹又往家里写信了，说她去了东莞，还留下了她的地址。我把地址记下来了，随身带着。

在拆迁队工资日结，身体适应了后，我们每晚出去胡吃海喝，也结交了不少狗肉朋友。有一晚，喝大了，跟邻桌起了纷争，混乱中，把人打伤了。

我们跑回住处。当晚，何玉龙的哥哥赶过来，神情严肃地说：“你们几个小半截，尽给老子添乱，知道那人是谁吗？五哥！俺们是得罪不起的，你们连夜走，趁他们还不知道你们是谁，晚了就走不脱了！”

我们慌里慌张地胡乱收拾一番，打车去了火车站。一路上，我在紧张地思考，终于拿定了主意。

何玉龙提议去天津，他熟，其他人同意。我摇摇头，说：“我要回家！我想家了，真的！”

何玉龙的眼神不善，盯着我看了好久。一起从广西来的浙江人李健跟我关系还可以，劝何玉龙：“让他走吧，上次打电话，我在旁边听见了，他家里人一定要他回去过年。”

何玉龙挥挥手：“你走吧，路上小心点!”

我同他们告别了，转身躲进了厕所。何玉龙心眼小，不是善茬，人就是他打伤的。李健嗜酒如命，老误事。其他几个，偷鸡摸狗，除了正事，啥事都干。他们一心想干大事，我不是干大事的料，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也实在过够了。

我盘点了一下物资，只有几件换洗衣裳，搜遍全身，一共掏出来148块钱。我还记得这个数字，是因为它的谐音很合当时的心情。

我出了厕所，早看不到他们的人影了。售票大厅人头攒动，全国各地的口音轰炸着耳膜。几个民工模样的人，坐在地上打牌，身旁堆着大包小包，脸上洋溢着兴奋的表情。

售票大厅

体内一股酸酸的东西，流遍全身，我仰起头，费力地眨了眨眼，那不争气的玩意儿，始终没有滚出眼眶，平息了一下情绪，看向电子墙，眼睛定格在几个红红的数字上：2001年1月20日。屈指算了算，腊月27？真快！

我搜寻着石家庄到广州的火车，票价最便宜的也要三百多，还是无座。我倒是不慌，逃票早有经验，花了一块钱，买张站台票，混上了车。

                        四

由于人多，一路上都没查票，腊月29顺利到达广州，又换乘中巴，到了东莞。我拿着随身携带的地址，找到了刘虹打工的电子厂。

她后来一直取笑我当时的形象：穿着一件油腻的棉袄，由于天气热，敞开着，露出一件发毛的、几乎看不出颜色的T恤；脸可能刚洗过，上面的水渍还没干，跟脖子的颜色形成鲜明的对比；头上戴一个李宁牌的帽子，还是掩饰不住刚刚返青的光头；右手拎一个塑料袋，鼓鼓囊囊的，左手胳膊上搭着一件毛衣，显得有些不伦不类。站在厂门口，四处张望。

我们寄居在刘虹的一个闺蜜的宿舍里，度过了一个短暂而又甜蜜的春节。

春节过后，我们在外面租了房子同居，我开始找工作。刚过完年，招工单位比较多，我不停地奔波于各个工厂之间，将方圆几公里的地方走了个遍。

一次，听说有个港资企业招工，我立即赶了去，到了跟前，傻了眼，人山人海，两条队伍的长度超过一公里，排了三个多小时的队，轮到我时，我才看清楚招工内容：普工两名，要求大专以上文凭，身高一米七以上，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厂门口，一个小姑娘面无表情地坐在靠背椅上，猩红的嘴唇，头发染成了金黄色，左手按着堆得老高的简历，右手有节奏地敲打着身前的桌面，鲜红的指甲，上下摆动，晃得人眼晕。

她瞟了我一眼，直接摆摆手：“下一个。”

我捧着事先写好的简历，楞在当场。旁边，一个黑塔一样的保安呵斥道：“丢你老母，还不走开？”

排我后面一个瘦高个子，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立马将我挤出了队伍。

我愤愤地看了他们一眼，埋头走出了人群，四处都是低低的咒骂声。

我拖着沉重的步子，正低头走在路上，一声断喝传来：“过来，你！”

我抬起头，看见不远处站着几个人，穿着迷彩服，其中一人手指着我的方向，旁边停着一辆厢式警车，车里塞满了人，车下还蹲着几个。

我看看身边，没有别人，确定是叫我。走过去，那人说到：“暂住证拿出来。”

我说没有。那人一指车旁：“过去蹲着。”

我乖乖地照办，不一会又抓了几个。一个胖胖的治安队员吆喝我们上车，车里实在挤不下。

胖子拿着警棍，朝最外面一人的屁股，狠狠地一捅，那人惨叫一声，向前扑去。车里又有了点空絮，剩下的人硬塞了进去，车门从外面强行锁住了。

车里人贴人，腿脚伸展不开，空气浑浊，遇到颠簸，个个哭爹喊娘。感觉过了一个世纪，车终于进了一栋大楼。

下车时，我发现院子里停了很多辆警车，我们被带到一个大厅里登记，身份证、皮带、金属物品，全部上交，随后被带进一间大的监舍，里面有不少人。

一进门，一股强烈的气味扑鼻而来，叫人作呕。角落处，一个满是污渍的塑料桶，盛满黄色的液体，旁边的地上，湿漉漉一片。房间摆着几个高低床，床上躺着的、坐着的，都伸出头好奇地打量着我们。地上各种式样的鞋子，横七竖八地放着。没脱袜子的脚、看不出颜色的被子，散发着古怪的味道。

半夜，我正睡得迷迷糊糊，被一阵低低的吼声惊醒。一伙人正在挨个地勒索钱财，稍有不从，就被拳打脚踢。

我想起裤兜里还有一百多，赶紧从屁股口袋摸出了一张最大的，塞进了裤裆。

轮到我时，我掏出了剩下的十几块钱。一个矮个子一把夺过去，看了看，吼道：“妈×，就这么点？”

我假装生气：“工作还没找到呢，哪有钱？不信，你搜！”身子故意往前挺了挺。

旁边一个瘦高个拉了他一下：“别墨迹，下一个。”

没有人反抗，也没有人大声呼救，罪恶在黑暗中悄悄地进行……

天一亮，陆续有人被保释出去。没人保释的，听说要送到樟木头，干三个月苦力，再遣送回原籍。

我挠破了头也想不起女友厂里的电话，房东的电话也只记了个大概，反复的试拔，也没打通。一个个求人，总算有个人住在我附近，愿意帮我带个信。

刘虹下午将我保释出来了，花了三百块，其中包含伙食费一百块（两个面包），抵上她半个月的工资。走出大门时，我才看清了这个地方：东莞市收容所。

本以为再也不会来这个地方了，偏偏命运捉弄人，仅仅过了一个礼拜，出门买早餐时再次被抓，两个电话号码我都记得很清楚，刘虹很快将我保了出去。

没有工作，基本上居无定所，不好办暂住证，再说也舍不得花那八十块钱。找到工作之前，我还经历了几次查证，由于警觉性高，侥幸逃脱了。

五月初，终于有个玩具厂肯收留我了，不再是无业游民，戴着厂牌不惧任何人检查。

玩具厂

                          五

玩具厂的效益并不好，没有多少班加，一个月三百多，房租交完，所剩无几。五月底，刘虹辞职了，偏偏这时又发现自己怀孕了，日子一下子紧张起来。最困难时，拖欠两个月房租，实在没钱了，我中午从厂里打一份饭菜回来，两人分着吃，晚上就啃方便面，十五块一箱的方便面，啃了一个月。

有一晚，她想吃汤粉，只要一块钱一碗，我翻箱倒柜也没找出一个钢镚儿，跑到厂里，厚着脸皮跟人借了五块钱，两人吃着、吃着，禁不住泪流满面，抱头痛哭。

十二月底的一天，刘虹的肚子持续的疼，我慌忙把她送往医院，检查完，医生告诉我要生了，交五百块押金。我跑到厂里跟主管磕头，预支了一个半月的工资，到医院交了钱，才安排她进了产房。

她顺利地生下一个女婴，刘虹说像我，眉清目秀的，尤其眼睛好看。由于早产加营养不良，孩子要送往加护病房，留院查看。看着那高额的缴费单，我们亲了亲孩子的脸颊，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病房，偷偷地溜出了医院。

我们在医院期间，刘虹弟弟刚巧打电话找她，房东将一切和盘托出，她家里全都知道了，勒令她马上回家。

我让家里给我打了五百块钱，还还账，剩下的钱也只够买一张车票了，我决定跟她一起回家。

火车上不幸被乘警逮到了，扇了我一耳刮子，按规定，在下一站是必须下车的。所幸的是，有乘客发现了小偷，分散了乘警的注意力，我趁机躲进了厕所，逃过了一劫，总算是有惊无险，顺利到达她家。

当年年底，我们办了喜事，虽然我家无一人到场，婚礼还是办得很热闹。

如今，我们的儿子已经上高中了。那段共患难的经历，让我们不离不弃、相濡以沫。

曾经的苦难，让我们成长，遭遇挫折时，可以从容应对。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再苦再难，咬咬牙，也就过去了，回头再去看时，自己都会佩服自己的勇气，原来自己还是挺坚强的，也会更加珍惜所拥有的一切。

现在，日子好过多了，我们没事就会吃吃广东菜，商量着哪天重游故地，再寻那青葱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