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红油画作品
“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 ——波伏娃《第二性》
“女性”，被女权主义者先驱波伏娃定义为“第二性”，是相对于作为“第一性”的“男性”而言的。
女性在一开始就被放在和男性不对等的位置上，这种纯粹以生理属性作为区分的方法，竟然能够让两个性别有了高下之分。
我实在是不能理解，难道就因为一个人具有了乳房和阴道，就能够被社会判别成是劣一等的人吗？
波伏娃在1949年发表的《第二性》中通过对蒙特朗、布勒东、克洛代尔、劳伦斯、司汤达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分析，得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的结论，揭露出男性作家隐藏的性别优越感。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女性在男性作家的笔下都会被刻画成两种形象：一是“天使”，二是“妖妇”。女权主义者认为这两种形象分别代表了男性的审美理想以及他们的厌女症心理。
我在《再读<妻妾成群>|作为被告和被审判的女性》中提到，被描绘为美丽纯洁的“天使”形象的女性往往是典型的贤妻良母，是男性的附属品，心甘情愿地为男性、为家庭而牺牲的男性的理想女性；而“妖妇”们则是那些不肯顺从男性，不肯放弃自我的女性形象，她们挑战了男性的权威，使男性的生活地位受到了威胁。
在我看来，这种“妖妇形象”正是女性创造力对男性压抑的反抗形式。也许，这些在男人看来的“妖妇”就是那些“醒来的女性”。
《醒来的女性》玛丽莲·弗伦奇 余莉（译）
米拉是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女孩，她天资聪颖，十四岁读尼采和潘恩，开学第一天就学完了全部课本，学校只得一次次地让她跳级。
在她的眼里看来，所有的女孩都比男孩聪明，女人是家中的管家。但她却发现，外面的世界却并非如此：男人成了社会的主角，而女人只不过是爱上老板的忠诚秘书，或者是等待救援的美丽继承者。
女人成为外面的世界的附庸和弱者。
她曾经发誓自己不会成为任何人的秘书，要拥有自己的事业。
然而，她的聪明和独立却被这个小镇所不容，她成了男孩口中的荡妇，尽管她并没有做任何淫荡的事情。
但后来她还是屈服了，嫁给了她父母朋友的儿子，完全进入了一个属于女人的天下——“家”。
中国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曾经下过这样的悲观论断：“男人有千万种能力便有千万条路可走，而女人纵使有千万种能力，也只有一条女性的路可走。”
这句话同样适合这个时候的米拉。
她学习做一个“贤妻良母”，做饭，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满足丈夫的性需求，生下了两个孩子。
她似乎沉浸在一个“美国梦”的完美的泡影里，丈夫有体面的工作，住在别人梦寐以求的大房子里，这一切看起来太美好了。
可是再平静的海面也会藏着暗礁，米拉不断催眠自己接受现状，却在夜深人静的一根烟中暴露出她的愁思，因为结婚“才三个月，她的保护伞已经让她感到压抑”。
但她却早已经习惯了这种未经言明、未经深思的压迫，选择自动地适应自己的生活。
如果不是因为丈夫的出轨继而离婚，也许米拉还会一直忍受下去吧。
如果故事写到这，《醒来的女性》这部小说也就扛不起“小说的《第二性》”的大旗，米拉也就只是另一个女性作家塑造的一个悲剧人物而已。
米拉的觉醒在她离婚后进入哈佛继续未完成的学业后，当她走出家庭，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去认识更多新鲜有活力的女性生命，她觉醒了。
当一个女人被家庭困住，她的全部生活都被家务、丈夫、孩子填满，主妇间的对话永远只能围绕这些话题来消磨时光。
她们的精力被这些琐碎一点一点磨灭，但因为她们对家庭的付出没有办法得到可见的量化，就得不到丈夫和社会的认可，女性的在家庭的身份变成了一个免费的保姆和一个合法的妓女，就像米拉和她曾经的朋友一样。
可是当米拉走出婚姻以后，她和新的朋友的话题可就不只有家庭私话了。
他们的话题包罗万象，各个时代各个领域的人物名字在他们的对话不断地被提起。
女人的世界不应该只是生活的琐碎，你以为女人的乳房只能装下孩子的奶水吗？不，她们亦有承载整个世界的胸怀。
米拉在前一段婚姻的解脱中更加笃信，选择自由之前必先懂得抛弃，所以当她遇到另外一个要求她放弃一切和他结婚的男人时，她选择了拒绝……
玛丽莲·弗伦奇在1977年发表这本小说《醒来的女性》，但即使过去了四十年的时光，米拉曾经的悲剧仍然跨过了时间和地域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在上演。
前段时间热播的《我的前半生》，罗子君看似从一个巨婴式的中产家庭主妇觉醒成了一个独立的职场女性，但事实上，她只不过是从一个男人的庇护下又转到了另一个男人的羽翼下，她仍然没有做到一个女性的觉醒的自觉，说到底，罗还是将自己放在一个弱者的位置，等待着男人的救援。
张洁说：“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
一个女性一旦进入婚姻，就会自动被视为丈夫的财产和附庸，女性没有办法代替这个家庭发声，“一家之主”常常都会被默认为是这个家庭的男性，就算是女性为家庭的付出更多，但仅仅因为她是女性，她就可以轻易地被剥夺这个发声的权利。
在不少人的眼里，女人的人生主题是家庭，女人的重大任务是生育，如果没有完成这两样，不管这个女性拥有多么成功的事业和成就，都会被社会排挤成异类，这是社会的集体偏见。
女性常常和“伟大”一词挂钩，比如歌颂母爱，树立贞节牌坊，在这样一片祥和升平的氛围中，给这样的“伟大”刷上了一层美好的滤镜，但不会言明的是，在“伟大”的背后，是更大更深的“牺牲”。这样的“牺牲”，别人看不到，或者是假装看不到。
“女权”这个词似乎在中国并不受待见，我更愿意把“女权”看作是“平权”，让女性和男性拥有平等的权利，甚至是让每一个独立的个体拥有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的权利，一个女人的使命不应该只是成为一个妻子或者母亲，她最应该成为的，首先是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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