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第七章第五节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以对联称名天下的袁名曜（yào）

岳麓书院大门“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大气磅礴的挂着，既彰显其人才辈出的豪迈历史，又日渐化作千年学府的精神符号，成为湖湘文化的象征与标志。联因院名，院以联盛，两者相得益彰，浩然而成湘学大旗，倾动神州，而其作者山长袁名曜也得以称名天下。

一、生平与著作述要

袁名曜（1764—1835），字焘岚，又字道南，号岘冈，湖南宁乡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拔贡，并中是科举人。嘉庆六年（1801）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纂修《高宗实录》，开始官宦生涯。历官国史馆、功臣馆纂修，后又分校北闱，擢右春坊，晋赞善，迁中允，升翰林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转任翰林院侍读。十五年，其母逝世，以丁忧归家。服丧期满，则以目疾请假，退出仕途。其十年为官，皆在词馆，穿穴经史，学问精进，当时名篇巨制多出其手，大有名于京师。嘉庆皇帝曾两赐珍物，一赐图书，以表彰其修史、献谒陵礼乐之功。

嘉庆十七年（1812）起，应湖南巡抚景安、广厚之聘，主讲岳麓书院六年（1812—1827），以眼近失明辞职。袁名曜身躯伟岸，声如洪钟，被乡先达严如熤、陶澍等推为楚南第一流人物，其才气纵横，不可一世，尤留心舆地、河渠、古今沿革等经世之学，又与欧洲人过从，得其占验之术、三角切线之法，其学中西并重。主讲六年，“每日暮出行讲院前，诸生环绕，……一一指论瑕瑜”，孜孜不倦地传授自己的学识。其教学，先器识后文艺，成就人才甚众，安化罗绕典，长沙陈本钦、郑东亮，邵阳魏源，宁乡黄本骥，溆浦严正基等皆其著名者（民国《宁乡县志》卷三十一《袁名曜传》），而与学生张中阶合撰之“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门联，盛传天下，更成为书院人才辈出的真实写照。

袁名曜学行兼备，一生以文章名世，以经世称家。《宁乡县志》载：“其为文意格高浑，不落恒蹊，穿穴经史，自达其所见。”“遭事议论锋发……溆浦严布政如熤尝数千里遣其子正基就学麓山，并手书诫之曰：‘袁公楚南第一流人物，朝夕亲近，求其经世之学，毋徒以制艺请益。’安化陶总督澍称其‘才气纵横，不可一世。'”（卷三十一《袁名曜传》）或许正是因为才高八斗，所作文字大多随手而散，不自珍惜，存世不多，至道光十三年（1833）才由门人辑为《吾吾庐草存》五卷，刊于岳麓书院，时任巡抚吴荣光为之作序，门人黄本骥作跋。除此之外，其纂修的《宁乡县志》十二卷，首一卷，有嘉庆二十一年（1816）刻本传世，它与王文清纂修的乾隆《宁乡县志》齐名，并称良史。至于散篇诗文，还可见于《岳麓诗文钞》（六篇）、《湖南文征》（十六篇）等书，读者可以参考。

二、岳麓事功

袁名曜主院六年，对岳麓书院建设多有贡献，兹以文献为据，以年为序，简述如下。

嘉庆十七年（1812）春，应湖南巡抚广厚之聘，袁名曜以原翰林院侍读身份出任山长。上任即祭罗典，称私淑而步后尘，尤为礼敬。广厚巡抚任内尝刊《儒门法语》分给岳麓肄业生，以端士习。夏，袁名曜率院生平江黄修谅、宜章吴楚翱、临湘廖大锦、溆浦严正基捐资创建濂溪祠，祀宋儒周敦颐。作《濂溪祠记》，纪其专祠特祀周子之缘由，教诸生读周子书，继周子业，勃然兴起，光大湖湘之学，张扬朱张学统。十一月，湖南学政汤金钊捐俸倡建朱张渡亭于牛头洲。院中师生建文津、道岸两坊于江边，宁乡刘钜河捐田六十亩以作朱张渡岁修费用。袁名曜分作《朱张渡亭记》、《重修朱张渡碑记》，以“壮于往或终厉”，“躁于进则忘危”，“见险能止，相时而动”；“航支派而溯渊源”等训示诸生。本年，盐法道图勒斌重修院舍。袁名曜重修六君子堂，改修自卑亭于孔道中央，改前亭为前台，作《改建自卑亭记》，明确指出：“自卑之义，其非安于卑近之谓，其谓率由者，毋或躐进，即接踵焉，而引而进也。”

嘉庆二十一年（1816），时值甲子乡试之年，袁名曜规定每岁仲春初三日为文昌特祀之日，以祈文运昌隆，置祭田五十亩，以作专祀费用。因作《岳麓书院文昌祭田碑记》以纪其事。八月，湖南乡试，院中生徒中式者十人，声名大振。

嘉庆二十二年（1817）重阳日，袁名曜重修文庙，院生零陵何龙光独力捐修文昌阁、御书楼，三项工程完竣，因作《重修岳麓书院文昌阁记》以纪其成。十二月，以眼疾辞职，结束岳麓书院六年教学生涯。离职之前，还曾代湖南巡抚巴哈布起草《为岳麓书院奏请御书赐额并御制诗文折》，称岳麓书院肄业生岁有二三百人不等，请嘉庆皇帝仿康乾故事，御书匾额以昭示学业准绳，并恳颁御制诗文藏于御书楼以裨院中师生研习。

以上各项事功，以事类分，可以归纳为创建庙堂祠阁，规整祭祀事业；修建船渡亭台，规划交通；置备田亩，保障经济；撰写记文，随事教导诸生；请赐御书，收藏书籍；应试备考，捷胜科场等等名目，其中有科场捷胜、祭祀事业、藏书事业三点值得特别称道。

第一，科场捷胜。袁名曜本是科场高手，又经翰林院熏陶，且遍行天下，才气纵横，遂以文章鸣世。当年严正基求学岳麓，首先就是想“以制艺请益”，因而其所主持之岳麓大捷科场，就是题中之义了。以嘉庆二十一年（1816）丙子科乡试为例，湖南录取举人六十二名，岳麓生徒中式者十人，占总数的16.13%，比例很高，可为大胜。科场大捷，提高了岳麓的知名度，慕名求学者不绝于途，因此而有院额一百三十八人，实际“肄业生岁有二三百人不等”的记录。

第二，祭祀事业。袁名曜创建濂溪祠，修复文庙、文昌阁、六君子堂，置备文昌阁的祭田，规整岳麓祭祀事业，说明他深谙祭祀的文化意蕴及其教育功效。嘉庆二十一年，值丙子乡试之年，袁名曜“倡议遵依定制”，以每岁仲春初三日为文昌特祀之日，以祈文运昌隆，置祭田五十亩，以作专祀费用。自作《岳麓书院文昌祭田碑记》，以纪其事。

第三，藏书事业。清代岳麓藏书事业的第二个阶段历嘉庆、道光两朝（1796—1850），其特点是衰而复兴，详议条款，建立完善的制度保障。先是，嘉庆十七年（1812）袁名曜任山长，“敬询书籍，早为螙蟫伤蚀，鲜有存者”。面临这种情况，袁名曜在其六年任期（1812—1817）之内，采取补救措施。首先是“设法修补”“年久朽损”的“楼中书籍”（袁名曜《代湖南巴抚军为岳麓书院奏请御书赐额并御制诗文折》，载《湖南文征》第1250页），防止收藏继续损坏、散佚。其次是宣传动员诸生捐资。有零陵诸生何龙光个人出资八百缗修葺文昌阁、御书楼，袁名曜为之作记，大加表彰，且“请于当事”，“重购书籍，以复旧观”。

嘉庆二十三年（1818），欧阳厚均应巴哈布巡抚之聘出任岳麓山长，“适值零陵贡生何龙光重修御书楼落成”，很快就藏书管理与建设提出自己的看法，继袁山长之绪终将衰落的藏书事业复兴起来。此是后话，略而不言。

三、濂溪祠与嘉道时期的汉宋之争

嘉庆年间，岳麓书院的祭祀事业快速发展，前后兴建新的祠宇十二处。嘉庆六年，湖南按察使秦瀛以屈子祠土人呼作屈公祠，祠名不雅，改题门额为三闾大夫庙。又以周敦颐未到岳麓，刓削其立于贾太傅祠中之木主，改题为汉太史司马迁，岳麓特祠周子之典遂废。但此举引起湖湘之士不满，到十七年夏，袁名曜山长率院生平江黄修谅、宜章吴楚翱、临湘廖大锦、溆浦严正基捐资创建濂溪祠，首开岳麓书院专祀宋儒周敦颐的记录，也由此拉开了湘学发展史上汉宋之争的序幕。

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是道州人，南宋以来，凡言湖湘学统者概莫能外濂溪先生，宋代真德秀《潭州劝学文》如此，明代陈凤梧《湖南道学渊源录》如此，万历《岳麓志》有“道统图”与“圣学统宗”二目推演其说，濂溪周先生自然都被尊为道学湖南一派的始祖。

至清代，康熙年间重建岳麓书院的一代官绅，更是不忘援引濂溪而彰湖湘学术之势。康熙《岳麓志》更有“湖南道统”一目，强调岳麓朱张正学源自周子濂溪，其下先儒列传载宋周敦颐、杨时、胡安国、胡宏、张栻、朱熹、真德秀、魏了翁、李燔、明张元忭、王乔龄等十一人传记，实即以此落实湖南道统之流演图谱，意在“开道化”，续正学，以彰湖湘学派之盛大。而康熙、乾隆二帝赐“学达性天”、“道南正脉”二匾，濂溪更被钦定为岳麓书院的固有学术资本之一，成为绕不过的话题。但令人奇怪的是，以“濂溪”称名的书院、祠堂凡数十见于湖南各地，岳麓书院却长久以来没有创建濂溪祠的动议。嘉庆年间，有好事者附濂溪木主于贾太傅祠，此为岳麓祭祀周敦颐之始，但引发不小的学术争议。建贾太傅祠从祀周敦颐，其核心是学术传统，隐含汉宋矛盾，其趋向是排斥汉学，崇尚宋学，由朱张而上溯于濂溪，最终确立湖南学术道统。而刓削周敦颐木主，改题为汉太史司马迁，废除岳麓特祠周子之典，伸张的是汉学的主题，标志着汉学对宋学的强烈排斥。嘉庆年间，汉宋矛盾对立程度之深，于此可见一斑。

袁名曜首建岳麓书院濂溪祠，撰写《濂溪祠记》，从正面阐述岳麓专门祭祀理学祖师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意在结束这场学术之争，称：

名曜谓书院为湖南学者萃聚之地，濂溪周子为湖南人，尤当建专祠于从祀外加特祀，以彰俎豆先贤之谊，且以使吾乡学者之感发为尤近也。爰于崇道祠南辟地为堂，置豆笾簋，每春秋仲上丁，加特祀如四箴亭、崇道祠仪。夫周子生五季坏乱之后，前无承藉，阐明绝学，巍然为有宋诸大贤冠。洎今已数百载，犹能使朝廷褒崇录其后裔，此其神最灵。神既灵，则凡昭明焄蒿必常凭依于乡邑之近，以乐所自生，而反所自始。乡之人有能读周子书，继周子业，而浡然兴起者，得非其神灵所默相而佑启者乎？

从强调周子为“吾乡学者”之先贤，教“乡之人”读周子书，继周子业，勃然兴起，光大湖湘之学，张扬朱张学统，实有以湘学对抗以秦瀛为代表的外来汉学吴派的深刻用心。按：嘉庆六年（1801），无锡人秦瀛任湖南按察使，参与岳麓书院管理。其在贾祠中成全屈原之系列，刓削周敦颐，改题为“汉大夫司马迁”的行为，可谓完全不察周之历史地位与巨大影响，做法粗陋，显示其对湖南学术源流的无知，得罪湖湘，甚至引起怨恨。最明显的例证是，主持岳麓书院长达二十七年之久的欧阳厚均在编纂《岳麓诗文钞》时，多次以案语形式，讥讽秦瀛这位秉臬楚南的高官为“通人”，并对袁名曜创建濂溪祠大加赞扬。（详见《岳麓文钞》卷十七、十八，《岳麓诗钞》卷三十四）到嘉庆末年，他作《移建濂溪祠碑记》时，更对秦瀛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称：

岳麓旧无濂溪周子专祠。嘉庆初年，吾师罗慎斋夫子掌教时，倡建屈公祠于山之阳。落成后，以其左为贾太傅祠，附周子主于其内。每朔望释菜，春秋丁祭，大成殿礼成，率诸生躬诣祠内行礼，岁以为常。厥后，有通人秉臬吾楚，以屈公称谓不典，易其额为三闾大夫，于贾傅祠内增设左徒弟子宋玉、景差、唐勒等主，复以周子未闻一至岳麓，乃即其主刓削之，改题为汉大夫司马迁，加丹漆焉。谓迁曾至楚，有《吊屈赋》可考也。近日遂有以汉侍中王逸尝注《离骚》，复增其主于祠内者。夫注《离骚》者前后数十家，往哲名流指不胜屈，安得人人而祠之？此其不待辨者也。至以濂溪未至岳麓而削其主，易其名如腐迁者，奚堪与大儒相颉颃耶？且如宋玉、唐勒、景差人品更不足论，亦尝涉足至吾楚之地耶？濂溪楚人，以乡人祀其乡先生，何地不宜？乃黜濂溪而祀诸子，通人固如是耶！嘉庆壬申，袁岘冈侍讲为院长，始建专祠于书院内，特祀濂溪周子。

连续几个质疑，可以看出他对于“黜濂溪而祀诸子”的不满，进而是怀疑左徒弟子的人品，甚至对于惨遭宫刑的太史公缺少最起码的同情而称之为“腐迁”，用词甚激，我们明显感到其不满已燃烧成怒火，几乎到了丧失理智的程度，汉宋之争于焉可见。既然如此，那么，为秦按察使从屈贾系列祠宇中排挤出来的周敦颐创建专祠就成了唯一的理所当然的选择。

新的濂溪祠，位于供奉朱熹、张栻的崇道祠之南，按照传统礼仪，乃居下手之位。因此，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巡抚李尧栋到书院视察时，就有“周视祠宇，以濂溪之有专祠，礼固宜之，惟祠在朱张两夫子之右，位置尚为不协”的批评。于是，山长欧阳厚均率诸生“请移于上”，位置则在奉供其学生程颢、程颐的四箴亭上手，旧祠则改题为纪念历代有功于书院建设者的六君子堂。经此迁移，院中祠宇的位置变得俨然有序，由周敦颐而二程，由二程而朱张，正是湖湘学派发展的一个清晰脉络。这样，湖湘文化的学术道统就以祠宇的形式生动而形象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