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长大姐两岁,等到大姐待嫁,大哥已是大队里的一名民师。那时民师算工分,这时,家里的担子大哥担了一部分。父亲是教书人,大姐待嫁,也从外地调回本地。几个子女,除大姐外,其余都读了书,为此,父亲深愧于大姐。在大姐待嫁的后半年,父亲从牙缝里挤出一百二十元钱,给大姐学裁缝。
那时的冬天不像现在这样温晴,而是时常下着鹅毛般的大雪,天寒地冻的。大姐学裁缝是在离家好几里的叶师傅家学,但她从不因天寒而弃学。叶师傅家有好几个学徒,别人中午都回家吃热饭菜,唯独大姐不肯。叶师傅保守,生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不肯轻易传授技艺。大姐有大姐的办法,常利用中午这段时间,背着师傅,像剪鞋样一样,用报纸将衣样剪下来,然后藏起来。
我那时上初中了,刚好路过叶师傅家,大姐的中饭由我带去。饭盛在大茶缸里,母亲怕饭冷了,就用一件旧衣裳裹着。母亲每次把大姐的饭盒交给我,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我:“小心点,别把饭弄泼掉了。”
天不随人愿。有一次,我真的把大姐的饭弄泼掉了。那是一个阴冷的中午,路上的雪未化又结上厚厚的一层冰,我背着书包,拿着饭盒,沿着路牙,小心翼翼地走着。可谁知,就在快要到了的时候,一截被雪盖住的树桩将我绊了一下,一个趔趄,我摔了一个仰八叉。望着泼了一地的饭,我急得哭了。怕被别人看见,我又赶忙止住了哭,将还剩一半饭的饭盒,用那件旧衣裳重新裹上。到了大姐那里,我怯怯地说:“姐,饭泼了。”大姐没有责怪我,揭开饭盒,微笑着说:“姐不干重活,不饿;还有这么多,够了。”
大姐学成技艺,自己的嫁衣自己做。忙不过来,就连夜加班。那时我们那里没通电,大姐有天晚上缝新被里子,是将煤油灯系在缝纫机头上。大姐技艺娴熟,只见她将压线柄往下一扳,将机头上的轮子一转,两脚一踩,机子就发出嗡嗡的声音。新大条子被里在大姐的双手操纵下,像绞面机绞面一样往前直呼,不一会,一床新被里子的边就缝好了。
大姐不但会在缝纫机上做衣,还会在缝纫机上绣花。绣花有绣花机芯,将它换上,就能在枕套上、假领上绣出各种图案的花样。虽然绣出的颜色单一,不是红的、就是绿的、或是蓝的……但在那时,已是非常时髦了。
大姐还用做衣剩下的边脚料给我做过蝴蝶结 。说是蝴蝶结,其实就是将一块深色长方形布条锁上白色边沿罢了。我将它双过来,压在辫尾的橡皮筋上,然后分开 。对着镜子,望着辫尾上的两只蝴蝶结,心里臭美着、偷乐着。
半年后,大姐嫁到大姐夫家。大姐是个农村姑娘,嫁到城里,虽说风光,但生活拮据。四间平房,厨房、堂屋、两间房间;屋里家具,只一张床、一张桌子大半新,其余都破损了。尤其是那扇后门,摇摇欲坠,开过后,还得用一根木棍抵着 。
争强好胜的大姐,结婚不到两年,就开了一个裁缝店。为了照顾蹒跚学步的儿子和体弱多病的婆婆,大姐要大姐夫在自家门前用铁皮做个小屋。小屋搭成后,大姐把缝纫机往里一搬,店面就开张了。大姐夫在东北打工,一年难得回来几趟,家里大事、小事,都是大姐一人张罗。
城里不像乡下,大姐裁缝店,尽管在自家地基上,尽管小得只放下一架缝纫机、一架锁边机,但收税人员还是经常身着工作服,到大姐店里收税。大姐识字不多,收税的开张发票,说多少给多少。
为了挣钱,大姐开始接订单。订单大都是单位工作服,裁好了的,一订都是几十件甚至上百件。铁皮小屋,冬冷夏热,为了赶工,大姐不顾这些,时常加班到深夜。
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时常在背后念叨着:“唉,当年怎么没把她读书呢?”大姐是个明白人,从没埋怨过父亲。大姐不但不埋怨,反而逢年过节都要回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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