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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末群雄逐鹿，张耳、陈馀亦乘时起，叱咤河北，忽忽数年间即由布衣至王侯，名扬天下，声振海内。二人初为刎颈交，终反目成仇，相攻相杀，至死方休。此一公案，后世聚讼纷纭。太史公叙完张、陈事迹，也对这番巨变茫然不解：“何乡者相慕用之诚，后相倍之戾也！岂非以势利交哉？”这个疑问，后来到了班固笔下就成了结论。于是作为势利之交的典型，张耳、陈馀被钉上了《汉书》的耻辱柱。
不过，依在下浅见，以“势利”责此二人，未免太过。势利之交者，势衰则交薄，利尽则交灭。张、陈友情的破裂却并非由此，而是另有所本。
当时，张耳与赵王歇被秦将章邯、王离围困在巨鹿城中，粮少兵微，旦暮且死。城外，陈馀虽北收常山军，得数万众，却仍自度兵少，不敢进，与诸侯军一同坐观壁上数月。张耳大怒，使张黡、陈泽往责陈馀以“俱死立信”之义。但陈馀认为俱死无益，想留存己身和现有兵力，图谋为张耳复仇。他拗不过张黡、陈泽强求，予兵五千令其先薄秦阵，果然一触即全灭，黡、泽亦战没。
后幸赖楚军死斗之功，巨鹿围解。张耳、陈馀劫后重逢，互相指摘。张耳且以为张黡、陈泽死于馀手。馀不堪责问，推将印于耳，耳受之。从此二人分道扬镳，再见时已为敌我。汉、赵井陉一战，陈馀军破，授首泜水之上。张耳亦于两年后匆匆谢世。
挚友如张耳、陈馀者，也有决裂的一日，这给当时的世道人心带来了混乱。蒯通劝韩信背汉，就以张、陈之事为例，说明人心难测、刘邦的恩义不足恃。
可以同患难，不能共富贵，此原系人间常有事。张、陈交恶，令人感概的地方还在于，他俩自以为肝胆互照、相交莫逆，却直到大难临头方知彼此的生死观大相径庭。
从巨鹿之围中的表现看，张耳、陈馀皆重“死”。张耳觉得，既为生死交，理应临难共死，如此才大义无亏，死得其所；而依陈馀之见，死为易事，报仇实难，与其浪死，忍辱雪耻方为报答友朋之道。可见，虽然都以“死”为重，但他俩对怎样才算死得有意义，看法大不同。这原本无可厚非。但吊诡的是，此刻他俩的想法都与其初心违异。
昔日，张、陈为避秦搜捕，更名改姓，同为陈之里监门。里吏尝因事生隙，鞭笞陈馀。馀欲起而相抗，为张耳所阻。吏去后，张耳数落陈馀，曰：“始吾与公言何如？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馀然之。
所以，陈馀不明白，他不愿浪死巨鹿城下，实乃遵从张耳当日之教，为何张耳前教之忍辱，后又必责以俱死？而张耳也无法理解，陈馀本非贪生之辈，又为何宁可作壁上观，却不愿与其俱死全信呢？看来在巨鹿之围中，张、陈都是凭着前事预计对方的行动，盘算落空，都以为对方变心，于是不肯相谅。真所谓，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死生事大，我们把前述巨鹿、里间二事结合在一块看，也可见人心到底有多复杂。
我读《史记》诸纪传，隐隐觉得有一主线伏于其中，此即太史公的生死观。在著名的《报任安书》里，他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由此可见他对于死亡意义的看重。其为李陵辩护，遭宫刑之厄，忍辱含垢，发愤著史，自是对韩信、孙膑、勾践等同类人物每多赞语。但同时他又不遗余力地讴歌了子寿、贯高、田横、豫让等一大批舍生的义士。他在为这两种人作传时，都把自己对于死亡的深邃理解蕴藏其中，常常将传主的事迹渲染得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太史公的生死观，要属在《季布栾布列传》中阐发得最清楚。
季布原系项羽麾下勇士，汉兴后，为逃脱刑戮，他甘愿为人奴而不死，后终为汉之名将。太史公说他必自负其才，故受辱而不羞，是所谓“贤者诚重其死”，而那些受到折辱即感慨自杀的人，根本算不上勇敢。
汉枭栾布故主彭越之首，布独哭而祠之，高祖胁之以鼎镬，布趣汤如归者，且义正辞严，力辩彭越之不反，终于转圜帝心。太史公赞他知死得其所，慷慨轻生，虽往古烈士，亦无以复加。
季布、栾布被合于一传，太史公既崇敬前者的忍辱负重，又仰慕后者的轻生重义。只是，他没有告诉我们，如果有一天在季、栾这样的人中间，因死亡之事发生了冲突，究竟应该如何分辨其是非？在他笔下，有的只是公孙杵舀赴死、程婴忍辱存身，共保赵氏孤儿的同心协力。张耳、陈馀之事，固在其料中，但虽在其料中却终不可解。所以，他评价张、陈之反目，感慨虽多，却并不深刻，更有回避自我思想矛盾的嫌疑。班固作同一列传，亦不过因循旧说，斩钉截铁处尤显诞妄。
当然，太史公这一难题，也是人类的共同难题。张耳、陈馀对于死亡的看法，实与季布、栾布无异。但季、栾流芳百世，他俩却遗臭万年。时也命也，复何言哉！我想，若非遇到喋血巨鹿这样的考验，他们的友情应该可以维系终生吧。而所谓悲剧，不就是错不在人，而人之美好却被生生毁灭么！
张耳、陈馀这对生死冤家，恐怕怎么也不会料到身后会合入一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着司马迁、班固的史笔，千秋万载、永不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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