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近日，新华日报刊文建议：设立生育基金，对40岁以下的人征收生育基金，生育二胎及更多子女者可领，否则需到退休后领取。
图文一出，引起多方讨论。
同行媒体发文反对：
“设立生育基金，对不生二胎的家庭是变相罚款。”
“强制缴纳生育基金，是一种荒唐的建议。”
不少网友热议：
不生孩子还要征税？别人生孩子，自己还要掏钱？
丁克老年花的都是自己的钱，怎么就浪费资源成国家负担了？
别再逼我生孩子了，我生不起！
有不孕不育证可以不罚吗？
文章表示，设立生育基金制度，是对开放生育政策的鼓励。文章提出，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
这也就是说，如果在40岁之前，没能完成光荣的二胎指标，缴纳的生育基金就算是给别的家庭的鼓励。
在这位专家看似在担心国家的人口问题，是则是种滑稽的男权压迫，变相剥夺女性的生育权。
这种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老派思想来压制民众的基本选择权，并且借机强制收费的建议，实在是愚蠢。
在中国经历了超生强制性打胎、超生罚款、鼓励二胎后，难道又要迎来新的少生的（不生）罚款？难道，丁克家庭和先天性不孕不育的家庭要接受没有孩子的惩罚吗？
其实，这种无赖的罚款提议，是荒诞的专制主义在作祟。
02
说到生育指标性问题，不得不提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计划生育。
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计划生育是什么状况呢？
莫言在作品《蛙》中写实：计划生育的口号写满墙头，“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医疗队的队长到处去农村抓怀孕的女人，妇女们就到处躲，跑到娘家人的地窖里，有的因为缺氧，孕妇和孩子一同死在地窖，抓到了就强行堕胎，不少是五、六个月大，已经成型的胎儿。更强硬的做派，是计划生育组的人抓不到孕妇，就去农民家里牵老黄牛，甚至撞门、推到房屋。
生命面前，暴露多少人性的罪恶。
计划生育时，打胎打女性，仿佛生育的女人活该；开放生育时，又把生育推给女性，不生两个孩子就对国家没有贡献，就是反社会。
难道，生育是衡量女人的标准？
文明进展到今天，生育，到底是不是女性说了算？
03
我国新婚姻法规定，女方有单独终止妊娠的权利，且婚姻法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夫以妻擅自终止妊娠犯其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双方因是否生育发生纠纷，致使感情破裂，一方请求离婚的，人民法院经调解无效，依照婚姻法相关规定处理。”
也就是说：女性有决定其是否生育的根本性权力。如果妻子不愿意生孩子，而丈夫又要孩子，法律尊重女性的选择，并保障双方的生育权，丈夫可以离婚，再找一个愿意生孩子的女人结婚。
既然，法律赋予了女性人格权、生育权，那么，生育问题就是女性的个人选择问题。生育不是女人的义务。生育权属于女性的人格权，女性有自己选择的余地和权力，而不是沦为生育机器，被传宗接代所奴役。
而这篇文章的出发点，从根本上无视了女性的意愿，将女性物化——女性，就是行走的子宫，就应该无条件进行繁衍。女性的价值体现在可以生育的子宫。
这种无赖的男权思维，出现在一个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并且是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的胡继晔身上，实属荒诞。
从数据“目前，全国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单独夫妇有约1100万对，截至5月31日，全国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单独夫妇27.16万对，获准的有24.13万对。”[1]来看，并不是开放生育，就人人都愿意生的。
随着经济发展，养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在中国一个孩子从出生到18岁的抚养费用平均约为每年2.3万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家庭平均年收入的43%。[2]
激烈的社会竞争带来越来越高的养育成本，况且民众担心的不止是孩子的成长费用，还有孩子成长过程的健康问题：毒奶粉、假疫苗、幼儿园虐童、优质教育资源等社会性问题，都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
很多家庭表示，不要孩子的原因是压力太大。这其中既包括经济上的压力，也包括精神上的。生下来的孩子如何解决教育、医疗等问题，给多子家庭补贴，减少育儿过程的担忧，才是政府应该挖空心思去做的，而不是脑子一热把问题甩锅给民众。
把问题简单化，生育指标化，模糊政府应尽的职能，这种荒诞不仅会受人诟病，还会失掉民心。
到底如何鼓励生育，而不是物化女性，把子宫当工具，把生育当指标，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1]国家计生委2014年发布数据
[2]瑞士信贷银行的报告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