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以类聚，人以言分

语言是一种身份的标识。不同的语言区分出了不同的人。

从大的方面来说，语言是民族和国家间区分的重要标志。我们使用汉语，我们是汉族人；你们使用英语，你们是另一个民族。

从代际来说，使用的语词不同，区分出了不同时代的人。封建臣子使用的语言，与共和国公民使用的语词一定是有不同的。我们的父辈使用​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等语词，而我们使用的是“双创”等语词。

从横向来说，语言也在同一个时空中区分出了不同的人。共产党人使用的是一套语词，学生使用的是另一套语词，农民使用的语词又是另一套外的另一套。同一个学校毕业的人，同一个地方共过事的人，他们之间大约有着共同的回忆与故事，这使他们在使用语言沟通时有了很大的便利，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他们成为一类人。

我们常说，话不投机半句多。我们也常说，和谁谁谁能说得来。“话不投机半句多”的人，大概就不是和我们一类的人；而和我们能说得来的人，大约是我们的同类人。

因此，我们可以说​：物以类聚，人以言分。

我在写《红楼梦》的读后感时，多次涉及到语言的问题。今天，我还想从“人以言分”的角度来说说《红楼梦》​。

在《红楼梦》的第三十七回中，作者让大观园里的人开起了诗社，做起了诗。有哪些人参与了诗社呢？又有那些人做了诗了呢？这两个问题不难，我们一看便知。宝玉、黛玉、迎春、惜春、探春、宝钗、李纨、史湘云，八个人参加了诗社。其中，作诗的只有黛玉、宝玉、宝钗、探春和史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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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这种语言形式，在《红楼梦》里多有运用。一般的评论者在看到这些诗歌时，往往注意到的是作者的才华，或者是诗歌中隐伏的人、情、事。但如果从小说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作者多处运用诗歌的形式，也有塑造人物和区别人物的用意。

正如我们所分析的，人以言分。《红楼梦》用诗歌的这种语言形式​，对人物进行了很多的区分。

首先，《红楼梦》用诗歌区分出了一个人的不同时期。这个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贾雨村。贾雨村是《红楼梦》里最早出场的人物之一，而且，他一出场就吟诗作对。但是后来呢？做官后的贾雨村再没有过这样的表现，他早已忘记了诗歌这种语言形式，他也早不是当年的那个贾雨村了。

其次，《红楼梦》用诗歌将男人和女人区分了开来。我们的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我们所知道的绝大多数诗歌都是男人写的。历史上知名的女诗人，我们大概用一个手的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可以说，我们中国的男人，曾经是有诗性的。但是到了《红楼梦》里呢？作诗的男人却只有贾宝玉一个了，女诗人倒是一抓一大把。这就说明，在《红楼梦》的那个时代，中国的男性已经堕落到了丧失诗性的地步，而守护我们民族诗性的是我们民族的女性。我们民族女性用对我们民族诗性的守护，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由于男性的堕落而带来的民族性的堕落。可以说，《红楼梦》里面的女性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守夜人，而《红楼梦》里面的男性呢？他们忘却了自己文化上的职责，醉生梦死。

最后，《红楼梦》还用诗歌把一个个人物区分了开来。就像是同样使用汉语的，由于使用的词汇和语言风格等的不同，而区分出了不同的人，《红楼梦》也用诗歌塑造和区分出了一个又一个不同的人。因为是林黛玉，所以她写出了《葬花吟》。同样地，因为是《葬花吟》，所以它只能由林黛玉来写。这是《红楼梦》在利用诗歌进行人物塑造。说到用诗歌来区分人物，这就更显而易见了。林黛玉和薛宝钗是不同的，她们做出来的诗也是不同的。

说到这里，就要说一下《红楼梦》作者的有意为之了。他经常让许多人就同一个事物、用同样的韵、在同一个时间地点，做同一首诗。但是，即便限制条件这么多了，不同的人写出的诗还是决然不同。你看，人和人之间的区别就是这么大​，诗歌这种语言形式就是能把人很容易地区分出来，哪怕作者已经尽量让他们都在一条起跑线上，但他们还是各自跑出了各自的样子，样样不同。

《红楼梦》使用诗歌的语言形式，进行人物的塑造与区分，这是一种相当高明的技法，值得我们学习。

当然，我们不会都去写小说。但是，我们还是应该从《红楼梦》里得到启示：注意我们的语言，包括词汇、语气、形式、风格等，因为语言能塑造和区分人。

你经常使用那种粗鄙不堪的语言，你就很有可能被塑造成为一个粗鄙不堪的人；你经常使用那种空洞的语言，你就很有可能被塑造成一个空洞的人；你经常使用那种逻辑混乱的语言，你就很可能被塑造成一个脑子糊涂的人……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这不是没有道理啊？！

所以，请重视你所使用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