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祖圣山在凫山
关于人类始祖，《圣经》中说是亚当、夏娃，我国许多典籍上都说是伏羲，女娲。女娲炼五色石补天的故事为大家所熟知，伏羲的功劳就更神奇了!他不仅是“三皇五帝”中“三皇”之首，而且另有八项功绩：一、始作阴阳八卦，创立中华易学;二、发明渔猎工具，提高生产能力;三、制定嫁娶之礼，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四、结束结绳记事，创造书契文字;五、创立天文历法，改善生产生活;六、发明钻木取火，带来光明熟食;七、首倡制理作乐，提高音乐水准;八、尝百药，制九针，创立中华医学。前不久，有位史学家曾用开玩笑的口气说，伏羲几乎是理工农医文史哲各方面的鼻祖，古代如果举行运动会的话，伏羲一定是全能冠军。
伏羲女娲，这两个伟大神灵，都与山东邹城西南郭里有关：郭里西凫山山顶有伏羲画卦处。传说在西凫山之巅伏羲因看到西凫山有八个山脚突发灵感，八个山脚的方向正是指示其地理位置的东、西、南、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的四面八方，他分别用震、兑、离、坎、巽、乾、坤、艮八个符号代表八个方位。
在郭里爷娘庙村南，有传说中伏羲女娲兄妹“滚磨成亲”和磨的地点，即老磨台，就是现在的龙潭水库，方位遗迹尚存。据说上古之世，一次地震洪水之后，世上只剩伏羲、女娲兄妹二人，他们分居在东、西两凫山顶，上苍劝他们成亲繁衍后代，他们不肯，只是应和着唱歌：“东凫山，西凫山，天连水来水连天。多咱哭到黄水干，黄水干了立人烟……”黄水终于干了，他们仍不希望后代们继续这种近亲缘的结合。天神托梦给他们，如不信你俩各抱一片磨自两山滚下，若合在一处，便证明能成亲。于是二人照办，果然应验，二人便成亲婚配，生儿育女，繁衍人类。(实际上这是以占卜方式对后代实行的一种限制)。传说反映了初民有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反映了族内婚向族外婚的过渡。
既然伏羲、女娲为人类始祖，郭里东凫山、西凫山也应称作“人祖圣山”。随着社会经济和旅游事业的不断发展，郭里的“人祖圣山”必将会与我市的峄山、三孟等旅游景区连成一线，吸引八方游客，招来四海商贾。郭里古老灿烂的历史文化，必将焕发出勃勃生机。
二、伏羲祖庙在郭里
伏羲的传说源远流长，有关伏羲的话题,中国史籍说了几千年，中国人口头传了几千年。
我们尊崇伏羲、敬重伏羲，时常为伏羲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所感召，所激励。伏羲代表和体现着一个伟大的时代，也涵盖着人类的初创性文化。
邹城郭里凫山是伏羲女娲发祥地，既有聚落遗迹、后裔遗存，又有祭祀庙宇和传说故事。这里是人类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是中华文化的原文化、根文化。
太昊族与华胥族雷泽碰撞之后，人文始祖伏羲女娲出现，标志着东夷文明的曙光开启。第四纪洪水出现后，他们从古雷泽退到邹城凫山，在这里生活奋斗，繁衍人类，推演八卦，结绳记事，打渔狩猎，实行对偶婚姻，并在凫山设家庙祭天、祭地、祭祖。伏羲仙逝后，凫山成为伏羲祠所在地。随着伏羲族群的发展壮大，伏羲的事迹随外迁族人，逐渐传播到中原等广大地区，因而到处有他们的传说。
从尧王、周初开始，到伏羲后裔的四小国的后人，特别是任、须句、颛臾的后人在邹鲁地区的凫山一带设坛建庙，开启邹鲁地区祭祀伏羲。今凫山一带仍有太昊风姓后裔所建的祭祀伏羲的多座庙宇，特别是郭里的羲皇庙，同奉始祖伏羲女娲。
《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云：“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
这就说明:第一，凫山羲皇庙是“人祖庙”所在地，这里是祭祀始祖伏羲女娲的“祖庙”;第二，古人“修圆坛祭天，修方坛祭地，摆一牌位祭祖。”是对天地人祖崇拜和追念，况且伏羲后裔一直在这里担当祭祀重任。
邹城郭里的伏羲庙在凫山东主峰的西麓。始建年代无考，汉代就有记载，后唐长兴二年(931年)重修时已具有相当规模。《邹志》载：“人祖庙，祀伏羲，亘古今存。”。目前，现存可考、年代最久的直接物证，当为“鲁国之图”石刻碑图(在1104年前就已经存在)，该图中有邹城郭里凫山、伏羲庙文字及位置，与郭里爷娘庙遗址位置完全一致。
邹城郭里的伏羲庙重建时间，比羲皇故里的甘肃天水的伏羲庙建筑群(始建于明成化十九年至二十年间--1483年)和羲皇故都的河南淮阳的伏羲庙建筑群建设的时间(建于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年。)早上几个朝代。
古代的庙宇是祭祀祖先的地方—叫祖庙，后来才演变成祭祀鬼神圣的地方—叫神庙。为祖先伏羲建庙和为神伏羲建庙，意义是不同的。如果是祭祀伏羲神，祭祀者跟伏羲可能没有关系;如果是祭祀伏羲祖，伏羲庙就一定是其后代所建，跟伏羲有关系。伏羲和伏羲后裔，如果是在祖居地不迁移的话，后裔建立伏羲庙的地方一定就是伏羲的原居地，如果伏羲和其后裔发生了迁移，则建立伏羲庙的地方，就不一定是伏羲的祖居地了。所以伏羲庙所在地与伏羲故里的关系并不明确，由于远古人类往往处于游居状态，其生活地也不可能是唯一的。
由于伏羲女娲与再传人类有关，所以伏羲女娲被称为“人祖爷娘”。从“爷娘庙”的庙名看，山东邹城郭里凫山山脉范围内，是伏羲后裔的祭祀伏羲的地方，其他地方，可能是祭祀伏羲神的地方。
因此，综合来看，伏羲的祖居地应在邹鲁地区的邹城郭里--微山两城--滕州染山所围成凫山金三角区内。尤其是在郭里一带，有关伏羲女娲的传说，家喻户晓耳熟能详，这里理应是伏羲文化的源头，理应追念祭祀。
三、伏羲祭祀的沿革
伏羲虽说是传说人物，可是历朝历代却始终被尊为“三皇”之首，对其进行祭祀纪念，有文字可考。大约从西周起，祭祖与祭上帝并列，确立了敬天尊祖的观念。
《礼记·王制》记载：“丧从死者，祭从生者。支子不祭。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
最早的“郊祭”在孔子的《书经·舜典》中：“舜帝(公元前2255年)“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
先秦时期，因秦灭学，礼学遭到极大破坏，但对伏羲的祭祀已经形成了规范的郊祭祭祖仪式。
到了西汉初年，承继秦之郊祭制度，汉儒虽努力恢复传统礼仪，但重新缀辑的礼仪著述难与先秦古礼相媲美。东汉沿用此制。
隋唐五代均以“三皇之首”祭之。唐开元年间(713--741年)在京师长安专建三皇庙;天宝六年(747年)又完善祭祀程序，为祭祀三皇确立了规制典范。
真正对太昊伏羲有确切记载的国家祭祀是从唐代开始，《唐会要·卷二十二》记载：
“(天宝)六载(748年)正月十一日，敕：三皇五帝创物垂范，永言龟镜，宜有钦崇。三皇伏羲以句芒配，神农以祝融配，轩辕以风后、力牧配……其择日及置庙地，量事营立，其乐器用宫悬，祭请用少牢。仍以春秋二时致享供，置令丞，令太常寺检校。”
不过祭祀仅限于京师，其余各地不得祭祀。
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对三皇陵寝的祭祀相当重视，曾下诏云：
“先代帝王，载在祀典，或庙貌犹在，久废牲牢。或陵墓虽存，不禁樵采。其太昊、炎帝、黄帝……各置守陵五戸，岁春秋，祠以太牢。”
宋乾德元年(963年)又诏：“三年一飨，以仲春之月，牲用太牢。”
宋乾德四年(966年)诏：“春秋祀以太牢，御书祝版。”
可见宋代把祭祀伏羲的规格由唐代的“少牢”提高到了“太牢”。
金元两代沿用前朝旧历祭祀，规格较前为高，金景帝完艳景在位时(公元1190--1208年)，在全国与三皇相关的县、州均修建祀庙;金章宗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邹县知县张德刚重修伏羲庙，登仕郎、滕州邹县主管薄兼勾常平仓事田肇作《凫山人祖庙》碑记。
元中统二年(1261年)，重修伏羲庙，修缮系周边“二府七州十二县八十二村庄之人，共1586，道人12人”共同发愿完成。大中大夫孟祺撰《重修伏羲庙》碑记;元代元贞元年(1295年)，诏令全国通祀三皇，庙宇进一步扩建，祭祀空前绝后，主祭伏羲，每年三月三、九月九日通祀三皇，用太牢祭祀。释殿礼乐仿孔庙，深明礼部，官府出资，官方主祭;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薄梁遗民杨茂主持重修伏羲庙，大都路达鲁花赤，岳出谋撰写《重修伏羲庙》碑记;元至正二年(1342年)，伏羲庙献殿重修，岳出谋又为所立碑记篆额。由此，伏羲祭祀进入鼎盛期。
明初，沿袭元制。明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下诏废止三皇庙，祭祀只准在寝陵进行，各地普遍的祭祀取消(指洪武之后嘉庆以前不再主祭伏羲)，但民祭尚存;明正统四年(1439年)，邹县县令房喦重修伏羲庙，前丕州学正李勤致仕撰《国朝重修伏羲庙》碑记;明正德二年(1507年)，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希文，重修伏羲庙，孔璜辅记;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乡耆李生栋重修，山西按察司副使，邹人潘榛为《重修羲皇献殿记因序历代帝王纪碑》篆额，邹县知县李凤翔撰文;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创建《三圣殿》，翰林院世希五经博士复圣六十二代孙颜伯廉拜撰。明初祭祀虽走入低谷，但到明后期，伏羲祭祀进入极盛期。
从现存清顺治四年(1647年)创建王母阁殿杏祥碑(如晦子题)，清康熙六年(1667)创建玉上宫殿通宇碑(虚昌道人亲笔)可以看出：到了清代，伏羲庙的修建及祭祀，逐渐由官方祭祀转向民间祭祀。大多是当地德高望重的乡耆乡贤名士修建祭祀。即现在所见之羲皇庙建筑群遗址。
民国年间，不但不见重修，反被军阀烧毁，古建筑群从山坡上消失了。在庙道家68代传人陈元刚返俗。其后，太昊伏羲祭祀主要以爷娘庙会为载体的民间祭祀活动。既往，祭祀伏羲的日期，改为三月三、十月初一，其祭祀先祖逐渐变成一种纯民间的以祈福求子保平安的一种民间个体的一种意愿行为。
直到公元2016年农历三月三日，邹城市民间文化学者依据东夷文化古籍记载，会同邹城市郭里镇伏羲文化研究中心，由邹鲁礼乐依太牢之礼还原了上古祀典伏羲女娲大典。
2017年农历三月三，第二届丁酉年伏羲女娲祭祀大典，在山东邹城市郭里镇爷娘庙遗址隆重举行，共同谒拜伏羲女娲，缅怀中华民族创世始祖，追思中华民族文化之魂，其社会影响越来越大。
作者简介：
刘真灵，高级讲师。长期致力于邹鲁文化、伏羲文化、人文地理的研究。现为全国中小学乡土文化教材编委、伏羲易经文化研究会业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管理科学院学术委员、济宁伏羲文化学会副会长、邹城市郭里镇凫山伏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已出版《邹城乡情》、《在行动中创造教育》、《知识拯救生命》、《儒学经典教育丛书》、《邹鲁凫山话伏羲》、《峄山志》、《峄山诗墨迹选》等多部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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