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为一个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之地，构建了不同于大陆本土的包容心态，而到了九十年代之后面对着即将迎来的九七回归，一种怀疑的心态也同样蔓生在电影界，而这种潜在的心理却在武侠的世界找到了用武之地。
所谓侠者，言必行、行必果也。这样一种价值观超过了法律的权威，对统治者而言是一种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但这在民间却偏偏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可，这对于偏居一隅的香港来说，是一种对权威合法性怀疑的表现。
回看早期香港武侠电影，就可以发现有许多着重表现南方民间人士反抗满族人侵略的内容，来自北方的满人代表着政府和权威，而南方的反抗人士则是中华传统的代表，是儒家道德的代表，从这一层面来看，在六七十年代香港整体上是自认为汉族文化的“合法”继承者，只是由于人单力薄，所以在电影上的表现往往都是南方民间人士对满族统治者的反抗。
这股隐藏的价值观念到了九十年代，则出现了变异，正如在这部电影中，不再把统治者和民间人士当做非黑即白的对抗两极，而是把令狐冲这样一种“普世价值观”当做了更高的认同。
在《东方不败》这部电影中，导演不再对汉人统治者和苗人反抗者进行一种简单的定位，而是各有问题，把民族、文化等问题转移到了道德问题，谁更能代表道德的化身乃是合法的正义，在这方面令狐冲显然符合这一要求。联系到九十年代香港人的恐惧，很显然他们更加希望的是“道德正义”的延续，而不仅仅是同一民族的认同。对于电影中的苗人来说，无论是任我行还是东方不败都是同一民族，但显然导演对两个人统治的合法性都是抱有怀疑的，这个怀疑不是因为他们的民族身份有问题，乃是他们的道德都不符合儒家及普世价值观。
电影中的正派乃是令狐冲，因为他具有更儒家、更普世的价值观。在一个乱世，却可以不用争夺名利，乃是隐退江湖，那是怎样的一种豁达。“皇图霸业谈笑中，不胜人间一场醉”，电影中的这首诗显然是导演所推崇的，而令狐冲本身的汉人身份，或多或少地也表现出香港人当时的心态。政府的合法性一来自于道德正义，二是，本土汉人，从这种角度来看，《东方不败》已经抛弃了简单的民族主义观念，而是更去追正义合法性，这也是九十年代香港人的迷茫和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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