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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菊与刀》日本民族精神的矛盾

解读《菊与刀》日本民族精神的矛盾

作者: 老曹漫谈 | 来源:发表于2019-11-14 21:06 被阅读0次

    本书问世于1946年。与如今的日本社会已是天壤之别。但文化的根本和人的本性而言,几乎无太大变化。日本人伦理观念中“忠”被认为是最高的美德,而“忠”的对象是天皇,天皇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更别说取而代之了,所以改朝换代至今,日本只有一个皇室。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中“仁”是最高的美德,皇帝要臣民忠于他,但他必须遵王道,行仁政,否则子民可以背叛他,赶下台甚至杀死,所谓“诛一夫”而已。

    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shame culture),强调行为的道德性是由外人决定的,日本人始终在别人的注视下,活在别人和社会的价值观体系里(也就是更加注重面子)。而美国(西方基督教)文化是“罪感文化”(guilt culture),强调的是个体内在的良知。比如“真诚”这个词语,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理解和要求是不同的。美国人说的“真诚”,指的是他做事诚实牢靠,按照自己的爱憎、决断甚至迷惑而说话或者行动,从而达到心口一致。而日本人的则相反,他们对真正的诚实是充满戒备的,把“诚实”等同于“暴露”,尤其是自我暴露,让他们感到羞耻甚至恐惧,宁愿口是心非、遮遮掩掩,这反倒是他们认为的“真诚”的表现。

    作者从当时生活在美国的日本人口中记录收集资料撰写了此书,由于当时二战的影响并没有去实地的考察。

    日本国徽是菊花纹章,“十六瓣八重表菊纹”,而樱花是别国人对日本的理解,实际樱花是日本底层社会的代表花,皇室使用的是菊花作为皇室代表,是日本国的象征。

    日本民族特性的最大特征是矛盾

    日本人二战时的精神强大,注重精神大于物质。在战争中有“神风特工队”(敢死队),在工厂里有长期劳作却靠着意志激励的人。这是20世纪40年代的描写,现在看可能是每个时代都有该时代的烙印,中国在那个年代甚至解放后一段时间,人们也是精神力量更强大。但现在社会我所看到更多的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很多事情,或者是逼不得已。日本的御宅族、NEET一族,前些年中国也有从日本舶来的御宅族这个概念本土化叫做家里蹲,很多年轻人有一阵迷茫期,可能走得出来可能也有宅了很久。这个民族特性其实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是会变的。

    哪怕是在战争(二战)期间,日本人也批评他们的政府、大本营和顶头上司。他们没有完全地承认等级制的好处,但天皇在他们心目中是例外。天皇命令战斗,日本人会“拿着竹竿”战斗到死;如果他下令停战,他们就会接受失败和占领。

    “投降可耻”这个观念是深深地烙印在日本人的意识里的。但投降之后,又仿佛重获新生似的,在工作和安排上给美军指点日军的兵力配置,做事积极。

    日本人生活的等级制度是非常厉害的,社会关系如此,家庭关系也一样。整个历史中,日本一直是一个阶层分明、等级森严的社会。家庭或家族依赖于神社团结和巩固家族上层地位。

    在皇家和宫廷贵族之下,有四个等级:士(武士)、农、工和商。在他们之下,则全都是贱民。(这个士农工商的划分,跟以前的中国是一样的。不过中国的士是士大夫,是文人,可以由科举制度晋升而来,当然也有很多体制内的后代。)商人的地位仅高于贱民,在美国人看来很奇怪(因为美国建国之后,就几乎是资本主义道路,那时候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调剂),而在封建社会(包括中国的封建社会)里,这是千真万确的。

    还有些法律是用来强化商人的低等社会地位的,对他们的衣食住行结婚老死的费用(除了食),都是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对于稳定的封建主义体制来说,武士和农夫是两个最合适的阶级,德川家康用僵化的形式把它们冻结起来。而在内战期间,丰臣秀吉通过著名的“缴刀令”,促成这两个阶级的分离。农民不允许武装了,只给武士们佩刀的权利。武士也不做农夫、工匠或商人,而是当公务员,年俸来自农民们征收里的税粮。

    那宣告现代日本到来的战斗口号是“尊王攘夷”(想到了攘夷志士,新选组、银魂。很多现代的日本动漫,不少题材都是描述那些个时代的故事),即“王政复古,驱逐夷秋”。改革的代表人是明治天皇,并且每次改革都会有明显的两派,守旧派和维新派(这在各国历史尤其是,我所了解的中国历史中,有很多事件是相似的。任何新事物方面的萌发,总会伴随有旧事物方面的阻挠,自然也就分成了两派。从社会上体现人类对变革和既得利益守旧的矛盾;从个人来说在做一件可能会有突破性的新事情上,你的内心也会有两种声音,一种支持另一种反对。就看哪种势力斗争得胜了。你的个人命运和历史命运每一次次都是伴随着选择和两种势力)。

    日本人对他们的世界的规范始终指向等级制。家庭中,在人际关系中,年龄、辈分、性别和阶级规范着得当的举止。在政治、宗教、军队和工业等领域,都认真地分成了不同的等级,一个人无论地位高低、逾越特定的权限,就会受到处罚。只要保持“各就其位”的局面,日本人就会没有任何抗议地活下去。(正如现在社会的日本,很多年轻人由于看不到希望和目标,可能就是受制于等级制度和按资排辈这种各就其位的局面,干多干少不看能力看资历,有这么多御宅族、家里蹲,选择了不去工作逃避,这种不能只看个人基因或是性格家庭的问题,往往有些同样的问题放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这种比例上升了则说明是民族、社会的特性,很多时候,民族特性是一把双刃剑,它给予我们人生的智慧和益处,有时候也是一种牵绊和束缚。)

    日本人具有一种极端的自我牺牲精神,日本人也有易怒的性格特征。“记恩”纯粹是相互间的奉献。在那个时代的日本小学二年级的课本里,有一篇题为《不要忘恩》的小故事,“恩”在这的意思是“奉献”,其实这个就是电影忠犬八公的故事原型。这则小故事的道德寓意是忠诚,而忠诚只是“爱”的别名。也包含着牺牲。不仅仅表现在家庭,也在社会上级、天皇中各处都有体现。日语中的“Ai”一词的意思是“爱”,以前“Ai”是专指上级对下级的爱,后来可以表示同等地位之间的人的爱。

    美国人(更可能是基督教国家)认为,在人们奉献爱、慈善、慷慨时,越是没有附加条件,这些品质的价值就越高;而在日本,这样的奉献必然带有附加条件。只要接受任何一种这样的行为,就会欠上一笔人情债。正如日本人常说的“受恩要有天生的慷慨”。

    日本人的伦理有一个基本原则,即男男女女生来就受了父母的大恩大德;而美国人没有这样的原则。

    公元7世纪以后,日本人不断地借鉴中国的伦理体系,“忠”和“孝”本是中国字,但中国人没有提倡说,这些美德是无条件的。而“仁”是中国人假定的一种超越一切的美德,是忠和孝的条件。而这个“仁”在日本的地位是很低,一方面是跟天皇的统治教义有冲突,不列为伦理道德之中;另一方面在日本“仁”这个意思被彻底降格,成为一种非法美德,“行仁义”是一种“非法”行为,还有一种含义,即它在不法分子中是一种美德。

    日本人的“情义”是一种羁绊,也是一种枷锁。如同前面的忠孝、报恩。类似于我们中国人的一句俗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在我们是俗话。但在他们那,更像是必须或者是骨子里强制执行,不论是亲戚上下级还是社会中,领了情义往往是要背负更大的债,还有一种类似西方关于借债还钱的惯例。比如情义偿还的时间拖了太久,那么日后这份情义的回报就会像是产生利息般的增长。

    关于武士的吃苦耐劳,有一些著名的故事。他们被禁止喊饿,饿死事小,不值一提。他们奉命在饿着肚子的时候,也要装出一副刚刚吃过的样子,必须用牙签剔牙(很多日本动画,都有武士叼着个稻草的场景,像是牙签剔牙或者是吃饱了样子,恐怕这些个就是证明前面例子的表现)。谚语说“小鸟为食而鸣,而武士只有牙签”。在二战中,武士们也不应屈服于痛苦。

    当某人借钱时,可能会以他对自己名声的“情义”发誓。因破产而还不起债的人可能会以自杀来“洗刷骂名”。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挽救自己的声誉。(这些个历来的性格特点,可能也是日本人自杀率一直居高的民族隐性原因)

    20世纪40年代之前日本人的婚姻生活是这样的。日本国家,婚姻的真正目的是生儿育女,确保香火的延续。任何别的目的所起的作用都是颠倒婚姻的真正含义。但不意味着,日本人把自己限定在这样的婚姻生活中,就是有美德。

    如果有足够的钱,他可以养情人。但不会把这个让他迷恋的女人带到家里,成为家庭的新成员。这一点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情况是有着鲜明的对比。如果这么做,会让生活中本来应该泾渭分明的范畴变得混淆起来。那女孩可能是一个艺伎,在音乐、舞蹈、按摩和其他娱乐技艺方面具有很高的修养,也可能是个妓女。男人会跟妓院签署一份契约,条款规定她是被雇佣的,可以保护女性。男人会给她安排一处属于她自己的住处。

    当女孩生下孩子时,并且男人又愿意把这个孩子跟自己的其他孩子一起抚养时,才会把女孩带到家里。从此,那个女孩就成了女仆,而不是小妾,这种情况也是非常罕见的例外了。这个孩子会管男人的原配叫“妈”,他和亲妈的关系不再被承认。

    当然,只有上层人物会有钱做前面的事,大多数人只能时不时光顾艺伎或妓女,并一点也不用掩饰。妻子可能还会帮助丈夫穿衣服、准备当夜的消遣。丈夫所光顾的妓院可能会把账单送到妻子手里,妻子也认为应当付这钱。她可能会不高兴,但你是她自己的事。那些艺伎使男人进入“人之常情的世界”,从那个“孝的世界”中解脱出来。男人没理由不让自己沉迷,但是这两个世界是分开的。

    酗酒是另一种被认可的“人之常情”。美国人誓言要绝对戒酒,在日本人看来,那是西方人的一种奇思怪想。饮酒只是一种消遣,心智正常的人不会沉迷于此。根据他们的思维方式,也不怕“变成”醉鬼。

    日本人关于“忠”“孝”“情义”“仁”和“人之常情”有种种规定,这些规定的内容就是日本人的人生观。这些分别划属为不同的圈子。当一个人“尽孝”时,他只是在尽孝。当他在为“情义”行动时,会与尽孝有完全不同的行为表现。任何一个圈子都是这样规定:当圈子里的内容发生变化时,可能相应地需要截然不同的行为表现。比如家臣对主子的情义要求最大的忠诚,直到主子侮辱家臣,在那之后并且将“忠”于“情义”还清之后,任何背叛都不是大问题(也就是家臣被侮辱,还清人情债之后就可以背叛了)。

    直到1945年8月,“忠”都要求日本人与他国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但当天皇通过广播颁布投降诏书时,“忠”的要求发生了变化。日本人战胜了自己的心理,表现出与外来者合作的态度。

    这仿佛是他们体内有一个开关,比如要求“忠”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就等于集体触发了一个开关,人们的行为和要求就都变化了,并且会树立一种新型人格来适应这种变化。

    日本孩子被抚养长大的方式,可能是我们所猜想不到的。日本父母训练孩子去过一种审慎而节俭的生活。日本人允许幼儿和老人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和任性。他们描绘的人生曲线刚好跟美国人相反,美国人是对幼儿和老人限制很多,年轻人反倒是得了很大的自由。日本人的人生曲线仿佛是一根U型图。前后大,年轻时期限制多。当过了幼儿期,限制程度慢慢地加深,到了结婚前后,一个人的自主程度达到最低点。但一过60岁,这条曲线又会渐渐上升,老人和孩子一样,不受到前面说的“羞耻文化”这种羞耻感的牵制。

    日本社会的压力对个人要求总是太多。社会要求他隐藏情绪,放弃欲望,代表家庭、组织或国家抛头露面。而日本人能够接受这样一种方针所需要的所有自我修炼。但他们的负担太重,wl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太多地压抑自己。由于不敢冒险去过一种心理负担不那么重的生活,很容易任由军国主义引入了歧途,随之后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对于周边的国家来说。

    当然随之而后的,1946年之后发生的事情。日本和德国两个战败国也有段时间在世界崛起,他们一心发展了经济。可能其中有些民族特性,还是涵盖在本书中的。

    正如我们中国,时代在变化,但是有些民族特性却是深深烙印在骨子里。不论现在这社会如何发展,以及欧美的思想体系与文化的冲击,我们的民族在现阶段也是矛盾的,这个矛盾随着年代和阶段不同也在发生着变化。但是我们民族当中的优良传统,是必须要保留和传承的,当然西方思想和文化也有精华的地方。

    与之相比,中国人的内核精神在历史上总的来说是不变的,但美国文化和日本动漫这些外来文化洗礼,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国粹、民族之魂的东西我们要传承发扬,外来文化也兼容并包。几方面糅合成我们特有的东西。就个人而言,能更好地生活、修行,更加明白做人的道理,心胸和眼界更开阔,容易理解别人,也是不断进化和精进自己的一生之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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