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思年
为避免误会，有必要首先解释标题。我想肯定有读者朋友会认为这小子胡说八道，法律不普及，老百姓不懂法，那还追求什么法治社会？提出这种质疑的朋友可能搞错了我的意思。举例说明：衣服可不是拿来擦地板的。这句话有问题吗？显然没有。「拿来」这个词语意在表明某事物的主要功用，但并不否认这件事物可以有多种用法，也不反对物尽其用。长期以来，我国法律存在很多没有搞清的问题，其中一项就是普法。普法思想带来的影响，可能并不像你想象中那么乐观。
我们生活在「依法治国」和「全民普法」的时代，这很幸运，但也隐含着缺陷和遗憾。一方面，「依法治国」与「法治」仍然有区别。前者强调「治」，而「法」只是国家、社会治理的主要手段，这种理论更多体现出居高临下的管理者姿态；「法治」更多强调秩序，不仅要依法治国，还必须是人们都信仰法律，整个社会运行在法律的轨道之上。正如亚里士多德对「法治」的经典定义：法律得到普遍遵守，并且人们所遵守的法律又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另一方面是关于普法工作。所谓普法，可以简单定义为法律的普及、宣传。普法的形式不仅有法制栏目剧、法律宣传栏，还有一群天真烂漫的法学院学生走基层、进社区，慷慨无私地提供咨询帮助。我承认，法治的希望就在「天真」二字上，相信社会需要正义，法律是正义的化身，而不仅仅是工具，狡兔死、走狗烹，兴也苦、亡也苦。脑子被现实塞满而缺乏信仰追求的人，支撑不起法治发展的重担。这也是我「有条件」地支持司法考试提高准入门槛的主要原因。
作为与生活接触最为紧密的专业之一，法律自有其特殊性。了解一些法律常识，把法律作为社会活动的边界，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有好处，这是普法的主要原因。设想一下，全民懂法、守法、用法，真无异于大同社会。大概是这种设想让部分人产生了幻觉，认为法律的公开化意味着法律必须全部让民众了解，继而把普法工作直接纳入立法中，认为法律条文必须是人民的、大众的。以文艺的标准来立法，这种做法其实是很奇怪的。
不知者无罪，法律必须事先公布，才能使人们形成心理预期，以调整约束行为，得到国家、社会和法律的肯定与保护。这一条浅显的道理在当今社会应该是人尽皆知了，也获得了人们由衷的认可。据此，我们可以推导出「法不溯及既往」的罪刑法定原则，也可以挖掘出法律的规范作用。但这不能说明法律本身应该为普及而做出改变。法律始终是一门专业，非要降低理解难度，抛弃价值不菲的理论、概念、术语，与「去专业化」有什么区别？张明楷教授也痛心地说，之所以那么多人主张法律通俗化，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把法律当成一门专业，缺乏像对待医学那样的专业尊重。我想，这种不尊重可能还不能完全归咎于民众，而是由我国法治环境熏陶而成的。
秉承新文化运动后白话文大行其道的风尚，我国大陆法律的行文特点可以归结为「比较精准的白话文」。「精准」是法律与生俱来的面貌，否则无法应对千差万别的案件；而「白话」实际上追求的是通俗，即能够尽可能地让广大人民群众读懂。正如物权法修订草案中要求，「尽可能规定得具体一些、通俗一些，力求让群众看得懂、能掌握」。我并不反对法律用白话文写就，毕竟文言虽然用词更精炼，但对于法律概念的表达并无助益。但对于这种通俗化，朱庆育老师有一句鞭辟入里的评论：「温情脉脉的通俗易懂之追求，其实不过是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现代升级版」；古时的为政戒律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现在是「为使由之，而使知之」的开明圣治。
法律的核心功能在于「定纷止争」，也就是说要把纷争以社会认可的方式处理妥当，这并不容易，首先就要求精准。遗憾的是，精准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抽象，比如物权法理论中的物权行为。物权行为理论是由德国潘德克顿体系传承而来，它把一项交易细分为两个物权行为和一个债权行为，这与大众认知似乎格格不入，与通俗易懂往往存在矛盾。但问题在于，需要大众去认知它吗？我们常常把法律与医学做比较，医学是为了治病，但复杂专业的医学知识并不需要病人懂得；法律也一样，只要能够妥善处理争端，其实百姓能够懂得多少，并不是立法者应该去追求的目标。任何专业都有其术语，专业壁垒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它的存在可以有效提高效率，这不应当成为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现代人所能提出的吐槽点。
有人会质疑了：法律和医学毕竟不同，法律的作用依靠说理，无法服人，那就是废纸；而医学的作用是治病，身体有没有康复，病人自己能够感觉得到。这种质疑已经走得太远，离开我们所讨论的立法领域，进入了司法领域。立法者制定的法律只要科学合理，哪怕再精深，哪怕专业壁垒再高，也不需要担心。至于说明和解释，法官、律师、有基本操守的媒体都足以胜任。站在这一角度，非要说普法，那也应当由专业人士依据职权或自发向大众宣传。非要搞得法律文本满篇口水话，那只能贻笑大方。
法律的功用在于妥善裁判，而非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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