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永利
到地方上工作后，我认识了三个名字叫永利的人，顺序是杨永利、刘永利和卞永利。搜肠刮肚地，上溯若干年，其实呢，也不是到地方上，是自己有生以来，就认识这么仨叫永利的。
是在机关办公室工作时认识杨永利的。
一个部门几个科室，他在行政科，我在文秘科。我从文秘科离开，去另外一个部门综合科的时候，据说杨永利也到文秘科了。
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我俩算脚跟脚。再后来，杨永利离开办公室，去了文化部门。
此时刻说话，我已经退休两年了。杨永利也快退休了吧，或者已经退休了，只是无从知晓。
上一次见到杨永利，是好几年前了。
两个人从不同方向走着走着，忽然在马路上遇见，感觉很亲切。这种亲切感，是彼此都“啊”了一声，握了手，才开始打招呼说话。
但是，好像彼此那天都急于赶路，太匆忙了，握了手，打完招呼，就都走掉了。
当时自己为此还摇摇头，心里想的却是，下次再见到他，一定坐下来——
至于坐在什么地方，马路牙子，还是某棵树下，或者街边店里，总而言之，是坐下来，叙叙旧，唠唠嗑。
这次遇见没叙旧没唠嗑，真是太遗憾了！
在文秘科时，我负责编辑某某政讯。刘永利在某某街道是采集政讯的通讯员。这样的工作关系，自然而然地，认识了刘永利。
报送信息稿件，那时候街道单位一般有两个渠道。
一是通过信息交换，即街道办事处每天专人来机关，从办公室文秘科一进门旁边，一个靠墙立着的格子柜里，取走本单位的材料，无非是文件会议通知一类。政务信息简报按文件管理，也在交换之列。通讯员报送的信息材料，通过这种交换送到我这里进行筛选采用或不采用。
再一个渠道是采写信息的通讯员，本人直接到机关来，把稿子送给我。
我在文秘科工作两年多，除了负责编辑某某政讯接稿子改写稿子之外，还有一个大活儿，就是写材料。干我们这一行的都管写材料叫“爬格子”。
爬格子是个辛苦活儿。联想自己从前干过的农活，总以为在稿纸上写字，真跟下水田插秧差不多。
稻田地里插秧是农村最累人的活儿，费腰。生产队里干这活的，都是妇女。大概女人腰软吧。
生产队很少安排男社员干这种活。不过，到了时间紧需要不违农时的时候，男社员也要下田插秧。我就这么跟着插过秧。那天干完活儿，腰酸疼的都直不起来了。
哎，我不是说刘永利吗，怎么扯到爬格子，扯到下水田插秧上来了呢？
我写东西就是这样，总爱东拉西扯，离题万里，难怪离当作家的梦越来越远了。
幸亏今儿发现得早，及时刹车，还可以调头回到说刘永利这上面来。
否则的话，这篇文字真是要跑题跑偏了。
大冬天的，寒气袭人。刘永利骑着自行车到机关来送信息。
第一次见到刘永利，是一个午后。
文秘科东西屋。东屋那边有窗户，不挡光，还挺光亮。西屋这边，虽有窗户，却被对面楼遮挡的暗无天日。我在西屋这边办公，刘永利穿一身黑棉袄进来时，带来一股子寒气，也带来一线光亮。
怎么个一线光亮呢，她头上围裹一条红色头巾。
就是这红色围头巾，叫我觉得这昏暗的西屋立马亮堂起来。
在那两年多编辑信息过程中，刘永利是来送稿子最多的一个通讯员。冬天昏暗的西屋，就总是被她的红围巾，耀弄得一亮堂又一亮堂的。
几年后，我离开办公室了，去街道工作。刘永利在我履新的这个街道，已经是计生科科长了。
她似乎不咋待见这种缘分，说道：
曹书记，你说说这真是缘分还是啥啊！我在原来街道办事处写信息，你在办公室当大秘书就管着我。我到这个街道当科长管计划生育这一摊了，总算不写信息了。你又来当书记，闹了半天还是管我的。
言语之外，空气中，这股子抱怨的味道直冲脑门。
上一次见到刘永利是在三年前。
一天，临近中午，去亚泰大街地利超市买菜遇见的。
大夏天的，刘永利头上的红头巾当然不见了，头发已经灰白参半，只是眉宇间那颗黑痣还在，好像也长大了些，却不那么黑了，说不好是灰黑还是棕黑，给我的感觉是这颗痣的颜色，也暗淡了。
多年不见，咋一遇见，彼此都很惊喜。
聊起来，两家住着还很近。
最大的变化，是都退休了，都来买菜，都成了各自孙子的爷爷奶奶。
刘永利排在一群买鸡蛋的老头老太后面，我俩这么说话，引得不少目光。
岁月带走了多少东西啊，唯一没带走的，是彼此间往日的那种存在。刘永利意识到什么了吧，身子站到一边，客客气气地，叫我加塞站她前面去。这样就可以先买到超市里比其他地方便宜的鸡蛋了。
我当然谢了她这一番带着温度的好意，说道：
我就买菜。我不买鸡蛋。
啊啊，与杨永利，与刘永利的这层关系讲完了。
该讲讲卞永利了。
其实，真正符合“正月里你走来”这个条件的，是卞永利。
正月十二下午，俩人约好了，在长春城西硅谷大街一座写字间里见了面。（待续）
2019年2月17日正月十三 写在长春于家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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