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思想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国学思想的人生观 价值观 世界观

      关于国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我们先以儒家为例来探讨。

    先秦儒家人生价值观的核心内涵包括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人生价值观、孟子以“义” 为核心的人生价值观和荀子以“礼” 为核心的人生价值观。这些人生价值观对当代人全面理解价值、道德价值和人生价值,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人生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对人生修养和人生实践,都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先秦儒家的人生哲学,包括对人生价值的论述具有经典、定格和核心之意义,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广泛而久远。笔者曾将中国古代儒家人生哲学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归纳为“内圣外王之道”, 并指出其本体论依据为天人关系论中的“天道”或“人道”,其认识论依据为内在超越思路和“知行合一”观念[1],本文拟以此为基础,再对先秦儒家人生价值观的核心内涵和当代启示价值作些探讨。

　　

　　一、先秦儒家人生价值观的核心内涵

　　

　　1.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人生价值观。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突出贡献,就是提出了以“仁”为核心价值观的思想体系。匡亚明先生就曾指出:“他(孔子――引者注)不但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人本哲学,而且以它为指导,建立了包括伦理、政治、教育等各门学说在内的一套相当完整的关于人类社会(自然只能是春秋时代的社会)的学问。”[2]“仁”的基本涵义有三:一是“爱人”,就是把人当人看,讲人道;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对他人有恻隐之心,讲忠恕之道。这三层涵义归结到一点,就是一个有爱心,并将“仁爱”之心扩充为君子人格、圣贤人格者,才能使人生获得很高的价值。

　　孔子把人分为小人、君子、圣人等不同层次或类型。其中小人是无仁爱之心的人,故而也是见利忘义之人;君子则是超越于小人之上的人,也就是有仁爱之心,能见利思义之人。合而言之,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这里的“喻”,是知道、晓得、明白的意思。君子不仅晓得“利”的价值,更晓得“义”的价值;小人只晓得“利”的价值,而不晓得“义”的价值。所以,在义利价值观上,君子重义,小人重利。这里的“义”,也是道德之总称,内含仁、智、勇、孝、悌、忠、信、恭、宽、敏、惠等一切优秀的道德品质。小人与君子相反,只关心一己私利,心胸狭窄,不明事理,只会随声附和。《论语》中关于“君子”与“小人”相对比的语句很多,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他要求弟子“女(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君子是孔子对周代贵族所崇尚的理想人格的重新阐释和再次规定, 是孔子本人及其弟子不懈追求的人生目标,也是我国历代志士仁人所追求的文化品格和行为境界。

　　君子中那些不仅有道德,而且有智慧和才能,能为社会作出较大贡献的人就是圣人或贤人。追求成圣成贤的理想人格是先秦儒家人生哲学的显著特征。这种理想人格不仅蕴含着理想、道德、情操、知识等内在的“善”,而且表现为举止、风度、仪容等外在的“美”。如何才能实现成圣成贤的理想人格?儒家给人们指出的路径是“内圣外王”。在儒家看来,“内圣”与“外王”是统一的,其中“内圣”是“外王”的基础,只有形成深厚的道德修养和高尚的人格理想,才能担当“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外王”是“内圣”的完成,只有为国家建功立业,才标志着人生价值的真正实现。因而儒家人生哲学强调,个体不能仅仅注重自己道德修养的完善圆满,还必须考虑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考虑自身的存在价值和对社会、群体的责任。个体只有充分履行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为社会和他人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才算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趋于圣贤的人生境界。

　　2.孟子以“义”为核心的人生价值观。孟子不但继承了孔子主张仁政、王道的思想,而且对“义”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发挥。如果说,孔子以“仁德”来评价人生之价值,那么,孟子就是以“义德”来评价人生之价值。孟子的“义”,首先是相对于“利”而言的。“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反对“后义而先利”,主张“重义而轻利”,这种义利观和孔子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在孟子看来,那些损公肥私、损人利己者,不仅不义,而且不仁。其次,是相对于非正义、不人道的掠夺战争而言。由此看来,他的“义”是指正直、正义。如春秋时有大诸侯秦、齐、晋、宋、楚(五霸),加上其他小国共一百多个,到战国时已兼并为秦、楚、齐、韩、赵、魏、燕(七雄)七个大诸侯国。孟子评论说:“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战国时更是如此。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他憎恶兼并战争的自私和残酷,谴责并揭露战争的非正义性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这反映了他同情人民疾苦,憧憬和平统一的“王道”,反对急功近利的“霸道”的政治伦理思想和价值观念。他说:“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

　　作为人生价值观的“义”,主要是指一个人能行侠仗义,勇敢担当起对他人和社会的道德责任。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存心养性是做人的基础。“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孟子•离娄下》)孟子修养论中最有特色的一点就是主张“养气”。他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何为浩然之气?他说:“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这是说,浩然之气即正义之气或正气,它是道德意识日积月累的结果,即“集义所生”,而不是偶然从外部得到的。这种气,不同于物质的空气和医学的血气,而是至大至刚,能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本质上是一种崇高的道德境界和巨大的精神力量。行义之人,不但要有义心、义气,还要有义勇。孟子在回答公孙丑“不动心有道乎”的提问时,他联系几个典型的历史人物,讲了一段“养勇”的话。他认为,“勇”可以分为“血气之勇”、“志气之勇”和“义理之勇”。 血气之勇守的是气力;志气之勇守的是志气,即勇敢精神;义理之勇守的是义理,即坚定的道德信念。只有义理之勇才是值得提倡的“大勇”,它循理为勇,自反不直,虽匹夫也感到恐惧;自反正直,虽千军万马也敢于应战。孟子理想的人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孟子的人格理想无疑蕴含着他对于人生价值的理解。

　　3.荀子以“礼”为核心的人生价值观。在孔子的学说中,仁、义、礼都讲到了,只是以“仁”为核心解释义和礼。孟子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同时,着重对“义”作了较多的发挥与发展,荀子则对“礼”作了较多的发挥和发展。所以,在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中,孔子以重“仁”出名,孟子以重“义”出名,荀子以重“礼”出名。荀子的“礼”,有三种含义:一是“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二是“礼者也,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法以定分,礼以定伦”;三是“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悌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荀子•大略》)。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劝学》)。关于“礼”的重要性,荀子讲得很多,如“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荀子•天论》),“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荀子•议兵》)。这里主要是从治国安邦的层面上讲礼的重要性。

　　从人生修养的层面上来说,“礼”也是人的精神气质和行为规范。它既是一个人外在的言谈、举止、风度,又是以体现仁和义为核心内容的外在形式和行为规范。它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在对待生与死、义与利的关系上所体现出来的人生价值观。荀子认为祭礼体现人们对死者致意思慕之情,厚葬之礼起源于人们的爱亲之情,人死不能复生,故臣应重于祭君之礼,子应重于祭亲之礼,敬始慎终,始终如一。因为贵贱有等,长幼有别,故葬礼也有差别,天子、大夫、士之棺椁、衣衾、各有其等级以表示敬饰。荀子主张,人的一生都应该专注于人格精神、道德情操的培养,专注于道德的修养与精神境界的提升;人不能徒死,但更不能苟生,而应通过立德、立言、立功来超越死亡,做到虽死而不朽。荀子从自己的义利观出发,还认为当生死冲突时,要舍生取义,“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荀子•正名》)。就是说,人人都有好生恶死的欲求,但不欲生而欲死,是因为死得其所,死有所值,维护了道义和生命的尊严,虽死犹生,死而无憾。我们正是从荀子对待生与死、义与利的冲突与抉择中看到了其重视道义的人生价值观。

二、 先秦儒家人生价值观的当代启示

　　

　　先秦儒家以“仁”、“义”、“礼”为核心的人生价值观,对当代人树立积极向上的正确人生价值观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1.对全面理解价值、道德价值和人生价值的启示。与当代社会流行的功利主义人生价值观不同,先秦儒家的人生价值观是道义主义的,而且其道德价值观与人生价值观是完全统一的。孔子之“仁”心、孟子之“义”举、荀子之“礼”序,表面上都是谈论道德之价值,本质上则是谈论人生之价值。在儒家看来,万物之中以人为贵的地方,就在于人是懂得仁爱、正义、礼仪等道德要求的。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道德能使一个人超越于动物和小人之上,能使人成为君子乃至圣贤,具有很高的精神境界,不仅能独善其身,而且能兼善天下,使其人生充满道德的光辉,在感染别人的同时,也能得到别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尊重,这就是人生价值的实现。因为道德价值具有精神性和普适性,它能使人的生命价值升华为与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相贯通的精神价值,这种价值能超越有限的时空而具有永恒而普世的价值意义。这就是古人把“立德”与“立功”、“立言”放在一起作为提升人生价值之途径的原因。在儒家看来,人的肉体生命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存在是很有限的,个人的物质财富及其价值也不可能永恒存在,唯有以生命价值所创造和升华而成的道德文化价值才可能永恒。正如洪应明在《菜根谭》中所言:“事业文章随身销毁,而精神万古如新;功名富贵逐世转移,而气节千载一日,君子信不当以彼移此也。”追求人生价值之永恒是人的生命本能和普遍愿望,但不懂精神价值之珍贵,而一味追求物质价值的人,其人生价值就始终摆脱不了有限和暂时的藩篱。儒家的道德价值观和人生价值观对我们理解“价值”和“人的价值”的本质,都很有启发性。因为现代人把“价值”之本质往往利己主义地理解为“对主体需要的满足”,把“人生价值”之本质往往功利主义地理解为“向社会的索取”。这与先秦儒家的道义主义价值观相比,简直就是南辕北辙!孰是孰非,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2.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人生的核心价值观的启示。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先秦儒家的仁、义、礼有抽象涵义和具体涵义两个方面:其中抽象涵义分别是爱人、尽责和守序,这是超越时代和民族的,因而是可以继承和推广的;其具体涵义则是历史的、民族的,是随历史发展而变化的,因而要结合一定时代、民族和国家的实际来理解。如果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要求来理解,就可以赋予仁、义、礼以具体内涵:即以热爱人民为仁,以服务人民为义,以遵德守法为礼。当代中国人,正在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无疑是属于民族、国家这个整体的核心价值观,它对于我们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和特征,对于形成人民的共同认识和共同理想,对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对于指导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建设的科学发展,都有重大意义。那么,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从个体的人生哲学或人生观来看,有没有一个与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有所区别的核心价值观问题?或者说,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与个人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关系?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儒家、特别是先秦儒家人生哲学中的核心价值观究竟是什么?它对我们现代人树立正确人生价值观有哪些借鉴意义?思考一下这些问题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可以说,先秦儒家以“内圣外王”为崇高理想,以仁、义、礼为核心价值,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基本途径的人生价值观,对中国古代和现代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其中作为实现人生价值之基本途径的“三立”的抽象形式虽然是不变的,但其具体涵义则是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的。在当代中国讲“三立”,就是要立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及社会和谐之德,立有利于国家振兴和人民幸福之功,立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先进文化之言。

　　3.对人生修养和人生实践的启示。马克思说过,“‘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3]。这就是说,“价值”是个关系范畴,是在客体与主体的关系中产生的。对人的价值来说,就是要放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来理解。人的价值一方面则表现为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另一方面表现为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还有一点就是人的价值必须通过努力学习、工作和劳动来实现。不但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离不开学习、工作和劳动,而且任何客体对于主体的潜在价值要转化为现实价值也离不开学习、工作和劳动。比如,土地、植物、矿石、煤炭、石油等很多自然资源可以为人、为社会所用,它们作为客体可以满足作为主体的个人、集体和社会的需要,但这些自然资源的潜在价值只有通过人类的协作劳动,通过种植、养殖、开采、加工等艰苦的劳动过程才能转化为满足主体需要的现实价值。就是从市场购来的米、面、肉、菜,也只有通过做饭的劳动过程才能食用。世界上没有离开工作或劳动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要工作或劳动,还要学习工作或劳动的技能和科学知识。由此可见,学习、工作和劳动也是创造和实现人的价值的必要条件。先秦儒家由“内圣”开出“外王”的人生价值观,就是主张把内在的人性或人的素质修养与外在的人生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内在修养的核心在于追求真善美和德智能,在于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做一个自觉、自立、自由的人。人生实践的核心在于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价值取向、勇于担当、甘于奉献。“为人民服务”,就是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价值观;“勇于担当”,就是要以天下为己任,以国家和民族富强为理想,立足本职工作,勇挑重担,始终做到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和利益高度负责;“甘于奉献”,就是要励精图治,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和大政方针的严肃性,做到局部服从整体,小局服从大局,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对从事高等教育的工作者来说,就是要发展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事业,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结合起来。在人才培养方面,要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要求,努力培养出社会各行各业所需要的合格人才。德育为先、修身为本是古往今来对人的素质的基本要求。尽管德育和修身的内容、标准、要求从古至今有很大差异,但在抽象意义上,“德”始终居于统率地位,其支撑、引导、激励人的才、学的作用不会变。在现代社会,只有德、才、学三方面相辅相成、和谐一体的人,才能成功地面对社会和人生。因此,我们应该始终不忘把德育放在人才培养的优先地位。在加强德育和人文素质教育方面,传统文化是可以利用的宝贵资源。特别是先秦儒家注重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价值,注重弘扬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人文精神,这对我们无疑是很有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