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生活的最低谷,也要为自己立一个远大的目标,然后再设一个小目标,一步步向前,如果没有目标,你永远不知道如何走出低谷。
我是一名只有初中毕业的普通农民工人,离婚后带着刚满一岁的儿子找工作,遭遇了处处碰壁,各种各样的拒绝和厌烦。
我想找份保姆的工作,带着孩子去带,电话那头老板娘说:“那我给工资请你来,是带我小孩,还是带你小孩呀?!”说得挺合理的,别人不是你的谁,没有责任和义务为你做什么。
连儿子的亲爷爷都说:“你把儿子放我这里,一个月给我生活费,你去上班,这样可以。”
顿了顿,他又说:“其实,你已经结过婚,可以做一些轻松的工资又高的工作,东莞很多人都做这个的,没人会说你,那天你看到在我这里吃饭,住二楼那个女孩,也是个苦命的女孩,她也是迫不得已做的,但工资高,接一个客人就有千儿八百,收入不错的。”我听完后虽然很恼怒,但孩子太小,我没办法带去上班,只好放在他那里,每月给三百元他做孩子的伙食。
孩子两岁了,大一点了,我想自己带在身边,于是,我带他去工厂上班,可是,孩子走过来走过去,根本没办法工作。我只能花一半时间工作,一半时间用来找孩子。
时间长了,老板有意见了:“你这样怎么做事啊,我伙食费都得亏给你了。”
于是我想自己做老板,这样我就能自由的安排自己的时间,不用为带不带儿子去工作而纠结了。
“你招工开厂?谁会帮你做?你招得到人再说。”
“你行吗?有钱开吗?”
“去哪里拿货?你不怕收不到钱吗?”
不顾反对的声音,我借钱租了一个门面,买了可以招六个人的机器,加入了东莞最普遍的最小的私人厂当中,很平凡,很辛苦,但是逃离了不能带儿子上班的困境。

我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送儿子上学,八点送货,九点买莱,其余时间可以用来教人做衣服,或补衣服,或装机器,拆机器,或修理机器,如果不用做这三样,就把时间用来做货,十一点半煮饭煮莱给工人吃,十二点下班吃饭,饭后洗碗,然后休息半小时,再继续做衣服;儿子中午是不回来吃饭的,下午四点半到五点准时去接他,回来后抓紧时间做一小时的货,六点半就是做晚饭时候了,七点下班打点好一切后,一边加班,一边教儿子做作业;工人有两晚一休,我是从来没有休息的,儿子做完作业自己玩电脑,自己洗澡上床睡觉,我继续做货,到十点半下班后,搞卫生,洗澡洗衣服,收拾好一切后,已经深夜十二点了,我可以睡觉了吗?不!我报名考驾照了,要看交通规则和驾驶员试题,看到实在睁不开眼睛了,才抱着书本睡着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我的驾照就拿到了,当然,我哪里有钱,考驾照的钱也是借的。
“你考驾照?考来有什么用?你有钱买车吗?”

“有钱有时间考驾照,怎么还要借钱?工作这些年应该赚了不少钱了吧?你老公每个月给你们多少生活费?”
“没有,这些年赚的钱都花了,没存有一分钱,我前夫,不是我老公,没有给一分钱抚养费,真的没有。”
迎着各种质疑和反对的声音,我用一年的时间,拿到了驾驶证,再过一年,我又借钱买了车,虽然是国产车,但我终于还是做到了。我终于实现了我的小目标:到哪里都可以带着相依为命的儿子,不用再受别人的冷嘲热讽了。

我们三姐弟长大以后,父亲和母亲一直相依为命,两个人还是一样吵吵闹闹过日子,都快一辈子了,依然没变,通常母亲的公主病,父亲的超常忍耐力,会在这些时候表现出来。
母亲:“在你小时候,你表伯总想把你带到香港养的,老说那么漂亮的小孩,给我养吧!”
父亲:“我都说给我表哥养的啦,是你不舍得,不然,现在她在香港过得很好了,我们也能得益。”
小时候听到他们吵架,我总以为是因为我不够乖,不够听话,到现在,他们依然为小时候没把我送给在香港的表伯坚持己见。
我忽然明白,有些事情,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比如:不能重来的选择,已经定型了的性格,人性的弱点......
老人总喜欢活在过去,例如父亲,他总是反复责怪母亲没把我送走,也后悔当初没留在广州的单位 而回到农村,他总是活在这两个可以改变一家人命运的决定下。
父亲常挂在口头的一句:“那时候留在广州的单位就好了,现在也有退休金,不用靠你们。”
母亲说:“谁叫你买一台拖拉机就回家了。”
两个人的意见和想法总是不统一,为了过去的决定,总是争论不休。
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太自私,他们都从不考虑我的感受,仿佛我只是他们可以随意支配的物品,所以,很多时候,我讨厌回家,回到家,我就没有了自己。我很理解三毛为什么总爱远游,不是她父母不爱她,而是太爱了,令她感觉没有了自己。
可是那一年,回到家,看到家中凌乱不堪的一切,看到了坐在藤椅上不愿走动的母亲,看到了满头白发的父亲,我在心里问:这个家,还是一个家的样子吗?

刹那间,我感觉到:父母亲真的是老了,是需要儿女在身边的时候了。为了一句话:子欲孝,而亲不在。我拋开了对父母亲的所有怨和恨,决定把相依为命的儿子带回家乡,我不想我的人生留下遗憾。
2016年我回到家中,一年多的朝夕相处,有他们在的地方,我大多数时候都生活在对未来没有希望的情绪中,是的,我再次进入他们的世界,生活的重心,还得围绕他们转,在他们眼中,我仍然是他们长不大的孩子,我的行动仍然要受限于他们的决定,我仍然是他们的附属品。
“我不是他们亲生的女儿”这个想法又来了。
“或许是他们太爱我了,才对我做了所有的一切。”矛盾的另一个声音也来了。
一个人活得没心没肺或许是对的,起码没那么多困扰。我拒绝一切的相亲安排,这或许是我能保留的,自己可以决定的最后的一件事了。就算只剩下我和儿子相依为命,我也不愿生活被别人安排,命运应该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自己的人生路,应该由自己决定怎样走,无论生活得富贵贫贱,都是自己的选择。

看着在重症监护室躺着的母亲,我和父亲尽量表现得平静。
“妈,妈,我带了粥给你吃。”虽然我穿上白大褂,带着口罩,母亲听声音听出是我,张了张眼睛。
“好点了吗?怎么双手要绑起来的?”爸爸也是穿上隔离服。
“哦,这是预防她会拔掉针管,有些病人会自己拔针。你们看一下,放下东西就出去吧!”医生解释。
母亲是昨天被救护车送进来的,前几天胃口不好,没吃什么东西,医生说这次是高钾导致心肾功能衰竭,从而不省人事,刚经历了十二小时的换血透析,这是母亲这两年来第三次住院了,她多年前得了糖尿病,后来发展为糖尿病综合症,高脂肪,高血糖,高血压,眼底出血后,眼睛模糊不清,肾功能差,身体内脏器官问题缠绕着她,一直靠药物和胰岛素维持生命,而父亲一直在家照顾着她。
“没有我,你不知道死多少次了。”父亲总在母亲面前说。
“生有时,死有日,总有死的时候,注定死怎样也会死,注定还不会死就有贵人出现。”母亲很淡定。
“是你老婆,你不照顾她,谁照顾她?”我们姐弟三也在这个时候接话。父亲听了后就不再说话了。

母亲自从两年前进院后,眼底出血看不清东西了,出院后就天天坐在家里那张藤椅上,从早坐到晚,任凭父亲和我们姐弟仨如何哄说,也从不出门走动。
我们一家子,我知道这世上还有很多和我们一样的家庭,都被这个病折腾得心力交碎,疲惫不堪。
弟弟:“我这几年存了几万,本来想存首期的,可是全部给她花了,广州租房子也貴,到现在我还住在丈母娘家!”
姐姐:“我现在供房子也是刚刚够,她再这样下去,我也没有办法了。”
这一次,比上两次都严重,都要住重症监护室了,我们进去看她,她只张开眼睛看了一眼,不知道她是太累了,还是怪我们又花钱,生气了。一天五千块钱的费用,她和父亲要种多少斤红薯玉米才能付得起的费用啊!
父母亲一辈子在家耕田种地,养鸡养鸭,照顾老人,抚养孩子,爷爷去世了,我们也长大了,他们却变老了。想起来,心痛又心酸,真希望时光能够慢慢走,而我们能做到的,又有多少呢?
弟弟离家到广州做人民警察,能力有限,姐姐远嫁外市,难得回家,而我,还远嫁外省,离婚后独自带儿子在东莞生活。姐弟仨只有我的情况可以回家照顾老人,所以,我的离婚说不清是一种幸运还是不幸。

晚上,再去看母亲的时候,她的烧退了,身体不再发抖,呼吸也顺畅了很多,咬着的呼吸机不再发出“嘶嘶嘶”的声音,昨天刚进来时,这个呼吸机就“嘶嘶嘶”直叫,叫得人心烦。
“家属请快决定,病人需要急救做血液透析,做完还要进重症监护室观察,同意请签字。”在急救室走出来的护士催促着。
我的思绪快速运转着,只囫囵地看了同意书,便拿起笔签名。
第二天我们进去看母亲,护士向我们解说了母亲的病情,我们仔细听着,希望能早点转入普通病房,这样就意味着母亲的危险已过,可以慢慢康复,出院回家了。
母亲被送进重症监护室的第三天,我和重症监护室的护士吵架了,为了一包消毒湿巾。
“你要卖多一包消毒湿巾,你拿来那包是普通湿巾,要再买一包消毒的,用来擦床边,柜子,桌子,机器的,最好买伽玛牌子的。”穿着草绿衣服的护理,拿着那包带有草绿外包装的纸巾,像是有意叮嘱着,每次来探望母亲,她都不忘提醒,这是第三次。
“哦,知道了,按你们给我的那张清单去买东西嘛,是吧,但是我买了不是这个牌子的,但是也是消毒湿巾,你看行不……?”我一向讨厌别人指挥我做事,刚进监护室那天,她们就塞给我一张生活用品清单,但偏偏这种消毒湿巾,只有医院门口中间的一家小店有卖,而且贵得吓人,普通湿巾20块一包,这种湿巾45块一包,几块钱的成本,卖几十块,我觉得这种不合理的高利润,就是一种合法的抢劫!
“都说叫你买伽玛牌子的,这几张有什么用呀?伽玛的有消毒功能,又大包,用不完可以拿回家。”小护理显得有点不耐烦,只看了我带来的湿巾一眼,就打断了我的话不容我分说。
“非要我买这个牌子的,难道是跟你们挂了钩吗!”我被她打断话,来气了,冷冷的冲口而出。
“不是挂钩,你多心了,只是别人用过好用,我们推荐下而已,而且划得来,才十几块就有120张,你那个几张都不够用一次,你放心,如果用不完,会给你带回去的。”小护理还不死心的游说。
我听完这话更来火了:“一天用多少张多少包,你可以给我一个预算,我这一小包一小包的,拆开就可以用完,环保又卫生,你这说的什么屁话,用不完还带回去,医院用过的东西,谁还稀罕带回去!你们到底还要我妈在这里住多久!?你这样的态度叫人怎么放心把病人交给你!” 一帮护理急忙围了过来:“不买就不买,吵什么吵!病人要拍X片了,你们先出去,要看等一下再来看吧!”
我和爸爸被赶出监护室,爸爸劝我:“买一包吧!才十几块!”
我气还没消:“十几块?45块呀,普通湿巾才20块,而且这只是擦柜子桌子,床边,机器的,你很有钱呀,别人叫买就去买,这样浪费钱!你儿女都没有钱了,你才出院半年,现在又到阿妈进来,哪里还有钱,这个时候了,钱要用在正确的地方才是。”本来家有病人进这样的病房,口袋肯定要大出血了,这些人还在这边做独门生意,坐地起价,这种趁火打劫的人,显示出的是最没有人性的一面,我就是不想他们如愿!
“是这样的了,进了这里,还由得你作主吗?有钱就有命,没钱就没命。”这是爸爸的概叹,说得很有道理。
过了一会,爸爸问我还要不要进去,我说:“你进吧,我不进了,免得等一下又吵架,我去问一下主治医生,看她怎么说。”

母亲邓氏,中等身材,仪表端正,性格温和仁慈,对女儿却极其严厉,有兄两位,姐妹四人,排行第四,爸爸也是第四,但爸爸是有兄三位,妹妹两人。
外公外婆,大舅舅和二舅舅,都非常疼爱母亲,不想她嫁那么远,于是七十年代初,从洞尾廊村嫁到坝心村,非常近,是相邻的两个村,就在两公里内,外公外婆在旧社会是当地的地主,所以,有些习惯,在母亲身上一直保存着,例如,喜欢使唤身边人做事,对儿女有强烈的支配欲。
我和姐姐就是这样,从小被训练得行动力特别强,4岁带弟弟,五岁挑水喂猪,六岁煮饭,7岁开始可以完成上面所有任务。妈妈说:“在家务上,你爸爸帮不上什么忙,只好你们姐妹做了。”姐姐大我3岁,也早就是她的帮手了。
七、八岁的时候开始,我就常常跟着母亲下田插秧,后来学会挑秧,踩稻谷机,挑稻谷去碾成米等,做一些本该是男孩做的活。姐姐不愿意出门,因为晒太阳皮肤会变黑,她宁愿待在家煮粥,煮饭,只能是我跟着母亲去,我也乐意做这些粗重的杂活,反而觉得煮饭是小事,带弟弟也不好玩,他仗着母亲疼爱,老欺负我,却欺负不了姐姐。
“不要再拿条长棍子摇来摇去的了,等一下打到我,我会打你的!”我对棍子有一种深仇大恨,那是母亲常用来教训我的武器。
“你敢打我,我就告诉阿妈,让她打你!”比我小三岁的弟弟总是这样对付我,然后长棍子扫过来,我就轻轻回敬了一下,他就哭起来了,母亲回来后,他就告诉母亲说我打他了。
“是他先打我,我才打他的!”我分辩。
“又打人!他是弟弟,你做姐姐的就不能让下他吗?”母亲又是用棍子打了我两棍,不容我辩说,被打完后,我只能回房间里生闷气。
姐姐可不吃他这一套,虽然他才几岁,用棍子打人,哪有不疼的,只是没有母亲打的痛而已。
“你还不放好棍子,别以为不敢打你!”姐姐又遭遇爱舞弄棍子的弟弟时候,“啪啪啪”弟弟的屁股给姐姐用力打得生痛,“哇!”一下哭了出来。
“我告诉阿妈去!”弟弟边哭边说。
“你去啊!明天阿妈不在家我再打你一顿!你天天说,我天天打。”姐姐的办法真管用,弟弟从此再也不敢打姐姐了,只会把棍子偶尔指向我,我只好躲开。

有一次,母亲又要去碾米了,她问我和姐姐:“你俩谁跟我去碾米?另一个在家带弟弟煮饭。”姐姐第一个表示不去,我也只好跟着母亲,母亲挑两个大箩筐,里面装满了谷粒,我力气没有那么大,只能挑小箩筐半筐,然后,屁颠屁颠的跟在母亲后面,向大冲碾米房前进。
大冲碾米房旁边,还有个小店,都是一个老板的,在里面有卖罗定本地威化饼,威化饼有一层蛋黄和面粉做成的外皮,包住几层夹心威化,一口咬下去,很甜又酥脆,很好吃,那时候生活比较艰苦,有一块这样的威化饼吃,已经是一种奢侈了。妈妈每次来都买一个给我吃,她说:“买块威化饼给你吃好不好?奖励你勤劳不怕辛苦的”。
那时候,我觉得这种威化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饼干了,长大离家以后,再也没有见过比它更好吃的饼干,开始的几年,回到家乡,还可以买到,可是,吃的时候也没有那时候好吃,到后来,再也找不到这种饼干了。
每次到插秧和割稻谷的农忙时候,小小年纪的我,也总是在天没亮就跟着母亲先出门,姐姐早上煮好粥再拿到田间给我们吃。
有一个割稻谷的农忙,稻谷已经割完,稻杆也晒干了,挑稻杆的一天,快到晚饭时候了,姐姐回家煮晚饭了,月亮也出来了,我和母亲还在挑稻草,她说:“今天一定要把这亩大田的稻草挑完,不然明天下雨就又要晒很多天才能干了。”

挑了大半天稻草,我已经很累了,肩膀又痛,掀开一看,可以看到一条条被扁担压过的痕印,她说:“累就休息几分钟,再继续挑。”
眼看还有两、三趟就挑完了,我一直在喊:“肩膀痛,好累!”母亲跟在后面看到了,就说:“要有战胜困难的精神,你不打倒困难,困难就会打倒你!”这句话,是母亲一生的真实写照,她的一生,遭遇过很多困难,她始终努力坚持着,支撑着这个家。
这也是母亲所有话中,令我记忆深刻的其中一句,每次有困难和重要任务出现时,我都会想方设法去解决它,完成它。
那个晚上,我和母亲,真的把大田的稻草,全部挑完了才回家吃饭。
母亲虽然对我们姐妹严厉,但她实际上性格温和,不喜欢与人争斗,只在我们面前表现出她小市民的弱点,爸爸那时在外赚钱,家里没有人撑腰,所以,有时候会给一些好挑是非的人欺负。
那是一个充满火药味的黄昏,太阳快下山了,我刚放学没多久,看到妈妈站在门口小声啜泣着,同村的一个妇人,用手指着母亲骂,骂着,骂着,还不解恨,突然跑过来,扬起手,要打母亲。
这时候,闻讯赶来的小姨正好到了,大叱一声:“你敢!你敢打我二姐,我就跟你拼了!”一向勇敢,泼辣的小姨,随即噼里啪啦的大骂起对方,就差没骂她祖宗十八代了,那妇人终于招架不住,悻悻然走了。
看到妇人走了,小姨便转身骂了一句妈妈:“死蠢!别人骂你不还口就算了,别人都要打你了,还不走开,要不是我来了,不知道会给别人欺负成什么样!”那次以后,我心想长大后一定要像小姨一样,才不会被别人欺负。
为了躲避事非,母亲在几年后带我们搬离了大村的祖屋那些土瓦房,在冲仔建造了我们的新家楼房,新家离我们大部分的农田和地都比较近,到农忙时也不用走那么远了,真是一举两得。
母亲常说,为了父亲放弃了很多,她是市里重点高中毕业,曾经有机会做人民教师,爸爸反对她去就不做了,后来,又在村委做妇女主任,入了党,不到两年,又是为了躲避是非,被迫放弃了职位。

如今,母亲六十多岁了,有糖尿病综合症,病了很多年,是医院的常客了,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她一直紧记党训,拥护党政,即使在生病意志薄弱的时候,有万能神信徒来游说,也没能改变她的原则和意志,也是带着这种坚强的意志,她和病魔斗争了很多年,至今还在支撑着,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意志坚强的榜样。
我的家乡罗定市,是一个五线城市,离广州两百多公里,经济并不活跃发达,工人工资低,一般人赚钱比较困难,很多兄弟的家庭,有人负责出外打工赚钱,寄钱回家,有人就要负责在家守着爸爸妈妈养老, 很多人以为,在外打工赚钱,寄钱回家很光荣,就已经尽孝了,按我说,没有切切实实在家为父母端茶递水,倒屎倒尿过的,都不算尽到孝道,能为父母愿意放弃在外发展的机会,在家乡发展事业,甚至只能以耕种为生的人,都是最善良最孝顺的人。

妈妈在重症监护室住了5天,终于,转到了普通病房。姐姐说:“转回普通病房了吗?要不要我回去?”惠州市离罗定市四百多公里,说回就能回吗?
弟弟说:“转了普通病房了?那我寄钱回去吧,工作忙,离不开,天天值班,就不回去了, 他前天回来过一趟,早上回来,晚上又赶回去广州上班,真累!老天好像在考验他似的:人民警察真不容易做!
妈妈的情况稳定了,而且我和爸爸都在,大家都没有钱了,来来去去又要花钱,我说:“你们就不用回来了,专心工作吧!”
谁喜欢留在落后的农村,只不过是为势所逼而已,谁不想趁着还有打拼的能力,出外努力打拼一番,只不过是为了要尽自己的责任而已。
我们家没有很多兄弟,就只有弟弟一个,这个时候,我也成了留守家庭的兄弟了。
主治医生说:“她现在还不能下床的,呼吸机和胃管虽然摘了,也要慢慢适应一下,尿管摘除后,就可以下床去洗手间,在床边走走,然后再检查一遍,没有什么事就可以出院了。”
“知道了,谢谢医生!” 我要家里医院两头跑,父亲负责在医院陪护母亲,儿子也在放学后来探望外婆,再住了几天,母亲就吵着要出院了,在医生检查完,证明可以出院后,我们就办理了出院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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