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预期,但仍然被傅以斌(Bent Flyvbjerg)领导的一个牛津大学研究团队公布的数据吓到!
这个团队收集世界各地重大项目在成本和效益方面的数据,形成了一个包含了16000多个项目的数据库,从大型建筑到隧道、桥梁、大坝、发电站、矿山、火箭、铁路、公路、石油和天然气设施、太阳能和风力发电场、信息技术系统,甚至奥运会,无所不包。总体而言,它描绘了一个世界各地大型项目的画像。但这幅画像并不漂亮:只有8.5%的项目按时、按预算交付,而按时按预算完工并产生了预期效益的项目只有0.5%,几乎可以忽略。更直白地说,99.5%的大型项目未能如约交付。
相比起来,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负责的西班牙毕尔巴鄂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可谓是奇迹。它在短短六年内按时交付,并且比预算的1亿美元少花了300万美元。于1997年开放,仅在头三年里,前来参观的人数就达400万。在城市规划和经济发展领域,“毕尔巴鄂效应(Bilbao effect)”一词被创造出来,用以描述壮观程度足以让社区、城市和地区改头换面的建筑。
在毕尔巴鄂古根海姆项目之后的25年里,弗兰克·盖里的项目一再接近或达到同样的苛刻标准。他是如何做到的?傅以斌(Bent Flyvbjerg)和丹·加德纳(Dan Gardner)研究小组观察到了他管理项目的一贯模式,提炼出四条经验。
1、掌控权不可或缺。信任是基础,没有业主的信任,项目负责人就不会拥有权力。盖里必须从始至终保持控制权,这是他成功的一个根本原因。
2、总是询问原因。从问题入手,并真正倾听。“你开始好奇,”盖里表示,“而这种好奇心会产生创意。”
3、模拟、迭代、测试。优先级引入和使用技术,如CATIA是一种计算机建模技术,在大多数人之前,盖里很早就认识到,如果将计算机建模推向极致,它可以彻底改变设计和施工,使建筑师能够对各种形状进行不懈的迭代和测试,最终对确保项目工期和造价起到重要作用。
4、慢思考,快行动。盖里的规划过程可能会耗费相当多的时间,感觉很慢,但总的看来,他的方法要快得多,而且成本更低,因为规划成本和修正成本极不对称,规划的成本低,修正的成本高。花时间彻底思考设计意味着你以后行动的速度会快得多。
最后,分享一个悉尼歌剧院及其天才设计师的悲惨故事。
约恩·乌特松(JørnUtzon)是一位具有罕见眼光的建筑师。为了赢得该项目的设计,他提交了一份不过是几张草图的参赛作品——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称之为“壮丽的涂鸦”。可是,迫于完成项目的政治压力,在乌特松还没有弄清楚如何兑现他的草图时,施工就开始了。成本从一开始就迅速上升,甚至完成的工作不得不炸毁并清理掉,以便重新开始。1966年,乌特松遭到排挤,被人取而代之,而他著名的屋顶外壳几乎没有搭建起来,内部工程也没有完成。当歌剧院终于在1973年开放时,它在声学上不适合歌剧,在其他许多方面也存在缺陷。该项目计划工期5年,但却花了14年时间,最终的账单是预算金额的15倍,是史上最大的超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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