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金瓶梅》一直处于尴尬的地位，一方面它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是极其显赫；另一方面，又是家喻户晓的禁书。一方面它为袁宏道、鲁迅等诸多文学大家称颂；另一方面，又难为普通读者真正理解和接受。文学教材也常常只关注它在文学史上作为文人独立创作小说的意义，内容上也集中在它的“世情”反映，并不厌其烦的强调它的淫秽色情描写和艺术上的一些粗糙，对于它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内部分析往往采取淡化和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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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分析《金瓶梅》，必须重返它的文本现场和人物关系、故事内核。《金瓶梅》的艺术精细不亚于《红楼梦》，反而《红楼梦》的很多艺术技巧（比如人名的设置，曲辞涵义的应用）都可在《金瓶梅》里找到原型，这里不再赘述。《金瓶梅》之所以被称为世情小说，很多程度上是因为它对社会运行规则的赤裸裸的揭示，丝毫不留距离，对于人性的众多扭曲也是毫不掩饰，从这个层面上看，《金瓶梅》是一部极为“冷的”小说，它直接揭开了社会的最真实和灰暗冷淡的面目，言说了人性被压抑和包装的欲望，极度的直面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它太接近我们的羞耻之心。这种让我们直面“丑陋”也许还不能传达“救赎”，但兰陵笑笑生一次次的不予以批评，宽容我们的罪责，还在这些丑陋里夹杂进众多的无奈，真情和合理，并且给人物一次次可以原谅的理由和机会。所以我们难以在《金瓶梅》的世界里找到十足的恶人，至少众多主角都不是，（他们必定是有罪的，但没有达到十恶不赦甚至不可原谅的地步）。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七宗罪”和中国“酒、色、财，气、贪”在《金瓶梅》里样样俱全，但归根到底还是在人性扭曲“可接受”的范围，可哀的罪孽远没有达到灭绝人性的邪恶程度，并且这种罪孽源于人不可克服的人性缺憾，不是毁灭周围的歇里斯底式的犯罪，这些只是富有激情的，和自我沉沦不知解脱的。

但应该说的是，与其说是这是属于道德教诲和人性宽容的慈悲，不如说这是一种文学的慈悲，毕竟道德上很多东西发生了就是应该谴责的对象，尤其法律的标准更为鲜明，但文学可以站在更高层次的灵魂层面上来宽恕人性的沉沦、深陷、和扭曲的本因。当我们对《金瓶梅》里的某个人物终于狠下心来做出鲜明的道德判断时，又常常被人性的单纯显现和纯粹人情的闪现而软化，并把人物置于长长的复杂的历程中，产生我们不忍之心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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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像本的金瓶梅在思想上和词话本是有很大差异的，后者，更偏向于一种反复叮咛的谆谆告诫，让我们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唯恐读者误入歧途，差不多在每一回里都有打断叙述的告诫内容，体现着儒家的“劝世”理念，把《金瓶梅》的故事当成典型的道德寓言，警示人贪婪、沉沦、和“自作孽不可活”的恶果和表达重重地可惜和恨其不醒。后者则将叙事导向一种佛教的精神，把尘世万物之苦和罪过、苦苦挣扎和争斗放在佛家思想的大背景下（诸多讲经、做法、曲辞、幻化，真假佛话和理解），唤醒读者对生死本身的反省，处处点明这个红尘世界绚烂百态的虚空本质，从而对经历过种种该与不该的人物、自己、同类产生同情和悲悯。但不管怎么说，两者差异下，共同的是对现世人生的慈悲。

词话本在一段故事暂时了结时，往往予“看官听说”的谆谆告诫，告诉读者如何应对世间万事，给予“持盈慎满”的底线和“自作孽，天不恕”的教导。绣像本则当头棒喝，借人生有尽来试图唤醒沉迷于这个红尘世界里的人物和读者，“若乃持盈慎满，则为端士淑女，岂有杀身之祸”和“如梦幻泡影，如电复如露……披上一领袈裟，参透了这色空世界”的对比，是这种差异在卷首里的体现，也是全书的基调。但无疑，又都是带有救赎和慈悲的色彩的。

03

作家总是借小说的诸多内部要素表达对世界的愿望或态度，分析一个小说，人物最清晰的展现了这一点，不管作家出于那种视角，即使最超然的第三人称（外部叙事）视角，也是作者眼里世界和心理重塑的再现，小说里的人物很多都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但给人的感觉是迥异的。《静静的顿河》里的格里高利给我们的是人格和社会夹击下不由自主，《活着》和《日光流年》是生命沉重的人性，苦难的惯性和承受。《金瓶梅》里，兰陵笑笑生的救赎和宽容也绝大部分是通过他笔下人物体现的，这里以李瓶儿和潘金莲为例试做浅析。这些很可能与道德标准冲突，但揭示它内在的发生合理性会发现更多的东西，就像分析武侠的世界，一定程度上必须抛却法律的框架，否则，理解就会偏差。

若真正理解《金瓶梅》的悲悯和宽容精神，必须细细重返文本本身，这种精神在一干人物中全面的体现，非三言两语能言清。

如李瓶儿无疑要为花子虚的死负责，丈夫离家时外倒财产，与丈夫“结义兄弟”偷情，无疑也是不当的，丈夫生病期间不予瞧病，反加之于气也近乎谋杀。但对于花子虚的死，本质上还是有西门庆的因素，甚至花子虚自己的原因。维系愈加的财产，显然是李瓶儿委身于“叔叔”花太监而得的，没人体谅她的内心，丈夫也常年花天酒地，寻花问柳，没有给予一个女人最起码的要求。她的偷情让我们有些同情，毕竟她最初的偷情是建立在对一个家式男人寄托上的，远不是简单地情欲，这要纯粹得多。在西门庆家里，她却是与人和善，是贤惠的妻子（她是唯一真正奉劝西门庆的人，也是和西门庆最有夫妻相存在）、悲痛母亲的合体，并是浪荡公子西门庆唯一的真正爱人，拥有了难得的真爱和为母的荣耀。（第六十二回体现的最为集中，这些也是李瓶儿死后她的影子延续又达九回的本因）。其他重要的人物的救赎色彩也是十分明显的，就是对于潘金莲这个最让我们发冷（联系众多的死亡，谋杀亲夫和婴孩、歇里的独占和争斗、恶心变态的非正常做爱来笼络恩宠，没有悔过羞耻之心）的人物也是有的（通过她的身世和幼时的不幸、婚姻的不匹配多条路的可能性，偶尔闪现的人性，本质地位的没有保障，被卖、被杀来消解她每次的罪孽，给与其产生可以正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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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和《红楼梦》在艺术上和文体上的渊源关系众所周知，不用再赘述，这里试图通过两者精神上的对比来转达一些对《金瓶梅》的认识及反思。

人们都说《红楼梦》深刻反映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规律而有强烈的社会意义，但无疑，它是朦胧的，普通读者更关注的还是那个少男少女们的世界，作者甚至都有厌恶成人世界而可以回避的色彩（秦可卿与公公的偷情终没付诸纸上，对成人世界的描写显得缺乏耐性等）表达某个时代和家庭模式必然衰败破灭的命运；《金瓶梅》毫无保留的揭开成人的世界，打碎朦胧，揭露的则不是某一个时代悲剧和罪恶，它对社会和种种潜规则的直接诉说，对人性最躁动和欲念最强烈部分的暴露具有超时代性。《红楼梦》里的罪与罚和美与纯的世界也是经纬分明的，就像本质上是精神与肉体一分为二的一样；但《金瓶梅》却抹去了这个界限，揭示了社会运行的复杂和本质上的简单，人情看似的简单实际上的复杂。《红楼梦》更多的是一个诗意的期盼的世界，而不是赤裸裸的揭露，期望大于直面；《金瓶梅》则是一个赤裸裸的现实世界，俯瞰众生的罪过满怀悲悯和宽容的警戒。《红楼梦》塑造着美，回归的是人性幼时的纯粹和唯美，就像至死不渝不是某个人，而是爱情的本身一样，它至死不渝的是某种人的灵魂的洁净和世界的简单纯粹；《金瓶梅》显露着丑，叩问的是每个人的灵魂昏暗的层面，让人们赤裸裸的直面自己的种族、自己的存在，反思我们在世界的真正定位和人性真正值得拥有的东西。

《红楼梦》的世界本质上是与现实有距离的，伟大的曹雪芹对读者是仁慈的，通过拉大读者与美的距离，通过优美的幻境来冲销现实的悲凉，但我们还是发现了他自觉或不自觉的良苦用心，《金瓶梅》的世界对现实来说，是直白的，不给我们《红楼梦》里借唯美和伤感搭建的缓冲空间，但对人物（间接地对看他的读者）是宽容的，我们是否更应该从里面忍痛找出人自己的丑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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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很多评论在宣扬《金瓶梅》的“官场小说”和“后宫小说”的色彩，总结一条条为官的技巧和与人争斗的方法，我想这不仅是对《金瓶梅》极大地误解（其实张竹坡的评本就有这种倾向，但张的出发点是分析人物、人物关系、情节的合理性，文本研究也是极为精细的），而是更加一层的于这个时代悲凉和无望。《金瓶梅》借这些赤裸裸本是唤起人的羞耻心和良知的，而不是让我们怎么用这些本质上是违背善良人性的灰暗来指导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生存，它的意义和最大的价值也在这里。如果我们对它里面所谓的官场规则和人争斗的技巧大家关注，就是拿起刀剑彼此厮杀了，更是群体上的饮鸩止渴。

东吴弄珠客说的“读《金瓶》而生悲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者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也许是看待《金瓶梅》的世界最好的说法，至于每个人能到那一层，那不再是兰陵笑笑生的问题，也不再是张竹坡、鲁迅的问题。就像怎么读那百万字里的一万八千字的情色描写一样，即使是单纯的性，不该虚以委蛇的加以直斥，读到哪层就是读者心安自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