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曾被毛泽东誉之为“国宝”，是一位世界级的史学大师，他与国学大师王国维齐名，又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在史学领域著述甚丰，他的许多著作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之作，被海内外学者推崇备至。
胡适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之初就曾断言：“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陈垣除了在历史学、文献学和宗教史学等领域皆有精深研究之外，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长期担任私立辅仁大学校长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而且担任这两所大学校长达40多年之久，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
陈垣
陈垣（1880—1971）广东新会人。字援庵，1880年11月12日出生于药材商人家庭。1885年随父亲陈维启（号励耘）到广州经商，并于7岁那年入私塾读书。
1892年，还是少年的陈垣偶然接触到了晚清重臣张之洞所撰写的《书目问答》，眼界顿时大开。《书目问答》是一部举要性目承书，共收图书二千二百余种。分经、史、子、集、丛书五部，每类再以书籍的时代先后排列，每书皆注明作者、版本和卷数，为指引初学者选读，择要略加按语。
《书目问答》这部著作对陈垣的一生产生了非常重要影响，陈垣开始按着自己的读书兴趣和爱好购买书籍阅读和研究，陈垣家境殷实，他在购买书籍上也舍得花银两，有传闻说他曾花8两银子买《四库全书总目》、7两银子买《十三经注疏》，甚至花费100两银子买《二十四史》。
陈垣自幼嗜书好学，深受儒家“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在1897年至1902年间，曾数次参加过晚清科举考试，可惜都未能中榜。其后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潜心治学，靠自学独自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之道。
1905年9月，受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影响，由高卓廷主办的《时事画报》在广州创刊，陈垣是参与编撰者之一，这是一本美术与时事并重的文艺刊物，深受读者的喜爱和欢迎，不但是我国最早出现的现代漫画刊物，而且也是现代政治漫画刊物的鼻祖，陈垣曾经常为该刊撰写了一些以反清廷为主的政论性文章。
1907年，陈垣曾在广州振德中学短暂担任教师，因其父患肾结石手术成功之故，因而对西医产生兴趣，暑假时考入由美国传教士嘉约翰创办的广州博济医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西医教育机构，成立于1866年，首任校长就是嘉约翰医生，1879年，这所新式医学校更名为博济医院南华医学校，1904年又扩建为南华医学院，孙中山也是该校校友，但陈垣的入校时间，比孙中山晚了21年，正是在这所学校里，陈垣开始热衷于宗教学的研究。
1908年，因不满美国教师的傲慢无礼，陈垣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了光华医学堂，继续学医并留校任教，主要讲授生理学和解剖学。陈垣既是光华医学堂的创办人之一，也是学校的董事之一，他在学医期间，撰写了一些医学史和医学知识等科普性文章。
年轻时的陈垣
1911年，陈垣参与创办了《震旦日报》并担任副刊《鸡鸣录》的主编，“鸡鸣录”取《诗经》中“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意，陈垣为《鸡鸣录》撰写了大量的时论短评。《震旦日报》由广州圣心天主教堂副主教魏畅茂资助，而陈垣家就居住在天主教堂附近，与魏畅茂既是邻居又是朋友，深受天主教的影响，该教堂的法国神父介绍陈垣前往上海，拜访上海复旦公学校长马相伯，陈垣由此与天主教徒马相伯相遇相知。
1912年，陈垣参加了广东医学共进会，开始接触到学医出身的前辈孙中山先生，5月9日曾亲耳聆听了孙中山在广东医学共进会欢迎会上的演讲并与之合影留念。
中华民国成立不久，陈垣以革命报人之身份当选众议院议员，并于1913年从广州来到北京，参加了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从此定居于北京，希望在政坛上能够有一番作为。初到北京的陈垣，得到了广东三水人梁士诒的提携，并在其主持的全国税务处和公债局任职过一段时间。
梁士诒是清末民初非常活跃的一位重要人物，曾参与袁世凯胁迫清皇室退位活动，又大力筹措经费支持袁世凯称帝，还曾担任过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理、财政部次长、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等职务。
陈垣在北京从政10年，前后当过三届众议员，1922年甚至担任了北洋政府教育次长，因时任教育总长黄炎培未到职，由陈垣实际主持工作，半年之后即辞职。
陈垣随即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自此，陈垣开始弃政治学，一头扎进故纸堆中，潜心研究学问。梁士诒曾以“销磨一代英雄尽，故纸堆中问生死”赠予陈垣，对其选择治学之路深感惋惜。
少年时期的陈垣，就购买阅读了《四库全书总目》一书，曾自叹今生可能无望读到《四库全书》，现在身处皇城根脚下，又重新点燃了他研读《四库全书》的兴趣，当时《四库全书》刚从承德文津阁运到北京，收藏于京师图书馆，图书馆位于北京的东北角，而陈垣的居所在西南角，他每天租用一辆毛驴车，天不亮就出发，图书馆刚开门他就赶到，直到闭馆才离开。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陈垣坚持研读《四库全书》十年，并做了大量笔记。他将《四库全书》著录的书名和作者做了索引，并编写成《四库书目考异》和《编纂四库全书始末》。
陈垣经过刻苦研读，对《四库全书》非常熟悉和了解，对浩瀚的文史图书了如指掌，对其专治史学帮助极大，《四库全书》自编纂成书100多年以来，一直未曾有人对其进行全面研究，陈垣为史上第一人，他在京师图书馆研读《四库全书》的经历，对其一生的文史治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四库全书》不录基督教书籍，因此激发了陈垣对基督教历史的兴趣，1917年初春，陈垣“发愿著中国基督教史，以补《四库总目》之阙。”他向好友英敛之借阅宗教史书籍研读。
英敛之为满族正红旗，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曾是天津《大公报》和私立辅仁大学的创始人，英氏家族声名显赫，其子英千里、其孙英若诚、其重孙英达，都曾是各时代社会知名人士。
陈垣到北京香山拜访英敛之，导致了《元也里可温教考》的诞生，《元史》中屡见“也里可温”四字，但数百年来无人知晓其意，陈垣查阅了大量元史有关笔记、典章、方志、碑帖等史料，最终考订出“也里可温”是元代基督教各派的统称，从而了结了数百年的一桩悬案，也使陈垣在中国史学界一鸣惊人。
陈垣
1918年，陈垣编写了《基督教史目录》，完成了《四库全书》不曾收录的基督教典籍。陈垣与同乡兼好友叶恭卓等人一起畅游大同云冈石窟寺，撰写了《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一文，这是陈垣第一篇研究佛教史的论文。
1923年，陈垣精心撰写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发表，在中外学术界引起巨大的轰动效应，这是一部讲述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和外来侨民汉化的专著，引述材料丰富，条理明辨，观点独特，蔡元培称其为“石破天惊”之作。
陈寅恪在为其撰写的序文中评论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感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著名历史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许冠三认为该书“论朴实，极类顾炎武；论简赅；直逼王国维；论明白通晓；可敌胡适之。”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为了保护故宫珍藏，北洋政府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由李石曾出任委员长，蔡元培、陈垣等10余人出任委员，陈垣在其中发挥了“专家”的重要作用。
陈垣在主持清点故宫珍藏时，陆续发现了一批珍贵的典籍、孤本、底本、档案等，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当属1925年4月在故宫“摛藻堂”偶然发现了尘封已久的《四库全书荟要》。
《四库全书》卷轶浩繁，不便浏览，乾隆皇帝希望看到一部简本的《四库全书》，就命于敏中、王际华等人撷其精华，以较快的速度，编纂一部《四库全书荟要》。
乾隆四十三年，第一部《四库全书荟要》完成，可谓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本，收书463种，20828卷，11178册，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完全相同，藏于紫禁城坤宁宫御花园的“摛藻堂”，第二年又誊缮另一部，藏于圆明园长春园的“味腴书屋”，以备乾隆随时阅鉴，乾隆皇帝经常到这里来查阅古籍，阅古籍、吟诗词是乾隆皇帝休闲生活的一部分。
陈垣很早就知道此书，但无由得见，此次意外发现《四库全书荟要》依然尘封故处，安然无恙，触手如新，让他惊喜万分，圆明园所藏一部，已被八国联军焚毁，而“摛藻堂”这一部为世间仅存的孤本。
乾隆皇帝钦定的《四库全书荟要》篇目浩大，涵盖了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是“唐乾盛世”的巅峰之作，中华几千年文化融入其中，尤为珍贵的是，这是乾隆皇帝为自己准备的书，其最大的版本价值在于乾隆皇帝“钦定御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四库全书荟要》随大批故宫文物运往陪都重庆，1949年又被运往台湾，现收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中。
1925年9月29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制定并通过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设立董事会协议全院重要事项，董事会由21名董事组成，又专设9人组成的理事会，执行全院事务，李石曾为理事长，易培基出任古物馆馆长，陈垣出任图书馆馆长。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通电全国宣布正式成立，并在乾清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建院典礼。故宫博物院开放的第一天，北京万人空巷，人们争相一睹这座神秘的皇宫及馆藏的历代文物。
从1923年起，陈垣就开始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任教，陈寅恪曾向清华学校校长唐国安推荐陈垣为国学研究院导师，但陈垣推辞不就，因为其已开始主持私立辅仁大学的校务工作。
1926年1月10日，年仅59岁的英敛之英年早逝，英敛之在临终之前，将私立辅仁大学校务全权托付给陈垣，自此，陈垣正式出任辅仁大学校长，一直到1952年，时间长达26年之久。
辅仁大学是中国天主教南北领袖马相伯和英敛之于1912年倡议在北京建立的一座天主教大学，他们共同向罗马教廷上书《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英敛之随即在北京香山静宜园建立了“辅仁社”，此为辅仁大学的前身，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1925年9，“北京公教大学”正式成立，英敛之出任第一任校长，马相伯、英敛之共同推荐陈垣担任副校长兼主讲教师。
1927年北洋政府准予注册，学校更名为“私立北京辅仁大学”，1929年6月又呈请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立案，学校又改称为“私立北平辅仁大学”，社会上习惯以“辅仁大学”称之。
陈垣（左四）与同仁在一起合影
“辅仁”二字取《论语》中“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辅仁大学曾驰名于中华民国高等教育界，与当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并称为北平四大名校。1952年在中国高校调整过程中被撤销，其校址被北京师范大学征用。1960年，经由罗马教廷和中华民国教育部核准，辅仁大学正式在台湾台北市复校。
辅仁大学在陈垣的苦心经营之下，逐渐成为京城的著名高等学府，可谓是居功至伟，也说明了陈垣不但是学问高深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能够执掌辅仁大学二十多年，又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近二十年，可见其过人之处，查遍中国高等教育史，还没有哪一个人能出其右，尽管他执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时已经不能与执掌辅仁大学校长相比了，只是利用陈垣其名望罢了。
陈垣校长在讲话
抗战期间，沦陷区高校纷纷南迁，唯辅仁大学在沦陷区孑然屹立，皆因辅仁大学校务长雷冕神父是德国人，而日本与德国结盟。
1933年之后，辅仁大学由美德两国圣言会接办，使得辅仁大学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之下得以继续办学，不被日伪政权所利用，学校坚持不用日文教材，不挂日本国旗，日文不作必修课。
日伪政权不是没有觊觎辅仁大学之心，面对陈垣这样名望甚高的历史学者和大学校长，总是企图游说或威逼利用，委以各种文化要职，想尽一切办法利诱和疏通，皆被陈垣严词拒绝。
如果不是考虑辅仁大学全校师生的状况和利益，陈垣早就有意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他也曾酝酿过南下之计划，但被雷冕神父察觉，与之长谈数晚，晓以利害，甚至恸哭不止予以真情挽留，雷冕神父认为，陈垣留在北平反而有利于辅仁，有利于师生，如果校长一走，辅仁大学难以为继，很快就会被日伪政府接管或者学校停办，几千师生顿失依靠，将难以就职和求学，陈垣百感交集，反复思考，终未成行。
在八年的抗战期间，私立辅仁大学保持了一所大学的独立与尊严，日后成为日本沦陷区内，唯一被国民政府承认的一所大学。
陈垣在执掌辅仁大学期间，并没有放松学术研究，不断有新的著作问世。尤其在抗日期间，陈垣的心情是郁闷的，他只有躲在书斋之内，于史学著作的字里行间寻找快乐的人生。
这一时期，陈垣相继写出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铮僧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著作。而最能体现陈垣深明大义、崇尚名节思想的著作，则是《通鉴胡注表微》，这是一部研究胡三省学术思想的著作。
陈垣在著述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用了19年时间完成的一部编年史巨著，宋末人胡三省（1230—1302）以作通鉴注的方式，对《资治通鉴》进行了校勘、注释和考证，形成了《通鉴胡注》一书，但后人对胡三省了解并不多，直到清朝时期考据兴起，胡三省的学术成就才被关注和研究。而陈垣所著的《通鉴胡注表微》，将长期被历史埋没的胡三省的生平、抱负和学术思想公诸于世。
1948年3月，陈垣当选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学为一体的国家级科学研究院，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代表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对话，陈垣成为首批81名院士之一。
北平临近解放之前，国民政府教育部开始实施“抢救名人计划”，并专门派飞机飞临北平，当时有相当一部分“名人”搭乘飞机去台湾，其中也包括辅仁大学的知名教授，已近古稀之年的陈垣婉拒蒋介石和胡适的赴台邀请，毅然选择留在了北平。
1950年10月10日，辅仁大学被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接管，改为国立辅仁大学，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向陈垣颁发了陈垣任辅仁大学校长的委任书。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国立辅仁大学被撤销，所有院系被分拆或合并到其它高校，原校址被北京师范大学征用，陈垣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陈垣校长
1954年，已经75岁高龄的陈垣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二所所长，这一职位原拟请偏居华南的陈寅恪担任，但陈寅恪却以种种理由推辞不就。
1959年，80高龄的陈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1年6月21日，陈垣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1岁。
陈垣没有受过过正规的史学教育，全靠自己的勤奋和刻苦，他著作宏富等身，成就斐然于世界，他在中国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及历史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卓越贡献,并最终成为世界闻名和公认的史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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