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管锥篇 毛诗正义 正月》引唐朝储光义诗《野田黄雀行》，全诗如录：“啧啧野田雀，不知躯体微。闲穿深蒿里，争食复争飞。穷老一颓舍，枣多桑树稀。无枣犹可食，无桑何以衣。萧条空仓暮，相引时来归。邪路岂不捷，渚田岂不肥。水长路且坏，恻恻与心违。”是以桑枣并称。
《宋史食货一》记载：“太祖（赵匡胤）即位，循用其法，建隆以来，命官分诣诸道均田，苛暴失实者辄谴黜。申明周显德三年之令，课民种树，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百，每等减二十为差，桑枣半之；男女十岁以上种韭一畦，阔一步，长十步；乏井者，邻伍为凿之；令、佐春秋巡视，书其数，秩满，第其课为殿最。又诏所在长吏谕民，有能广植桑枣、垦辟荒田者，止输旧租；县令、佐能招徕劝课，致户口增羡、野无旷土者，议赏。诸州各随风土所宜，量地广狭，土壤瘠埆不宜种艺者，不须责课。遇丰岁，则谕民谨盖岁，节费用，以备不虞。民伐桑枣为薪者罪之：剥桑三工（四十尺为一工）以上，为首者死，从者流三千里；不满三工者减死配役，从者徒三年”。《宋大诏令集 禁约上》载建隆三年九月《禁斫伐桑枣诏》：“桑枣之利，衣食所资，用济公私，岂宜剪伐？如闻百姓斫伐桑枣为柴薪者，其令州县禁止之”。方宝璋《宋代国家管理思想》第四章第一节解释《宋史 食货一》“按此规定，第一等户必须种植杂树100棵，枣桑树50棵，共计150棵。至第五等户，也需植杂树20棵，桑枣10棵，共计30棵。而且县令佐要进行考核，能做到该种树的地方都种上树，将给与奖赏”。亦是桑枣并称。
方先生只言奖赏，不提处罚，我辈当为言之。丘光明《中国古代度量衡》第十二章言：“宋初建度量衡制，多沿用前代旧制。《宋史·律历志》云：‘度量权衡，皆太府掌造，以给内外官司及民间之用＇。杨宽在《中国历代尺度考》中说：‘宋代沿袭唐制，官尺由太府寺掌造’。由于宋代政府颁发的标准尺，主要是为征收布帛之用，故有‘太府寺布帛尺＇之称；又因宋初贡赋由三司使征收，故或称三司布帛尺。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 ‘太府寺所管斗秤务，归文思院’。此后‘文思院下界＇制造的官尺又称‘文思院尺’。据历代文献对宋尺长度的考证，多在31厘米左右。今搜集到北宋尺共八支，长短虽略有不同，但也以31～32厘米为多。宋朝除官尺外，还见有地区性的尺，如淮尺、浙尺等等。据推证，浙尺当合今27.5厘米，而淮尺约长36厘米”。按照邱先生的说法每尺31.0厘米，以律砍伐37.20米桑枣即为死刑，以每棵树1.5米计算，也就是二十多颗桑枣树，此法够严格了。建隆三年之诏书，说明仍然有砍伐桑枣树的，否则不会有此诏。
细细分析，朝廷重视桑枣种植，即为《宋大诏令集》所言“桑枣之利，衣食所资”，桑为衣，不必解释；枣树易栽易活，不避旱涝，是一种广泛种植的树种。更为重要的是，古时候无现在高产之粮食，如大米、红薯、玉米等，枣虽不高产，但易储存，是抗饥荒的最理想食物。枣树现在的产量为亩产鲜枣1000斤左右，储存好的话，可以有300斤左右的干枣，仅吃干枣的话，饥荒年代可以养活一人一年，是为政府不得不重视桑枣也。202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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