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十多天时间看完了这部被誉为史诗般的巨著。掩卷之后，白鹿原上那些各色人物面貌在我脑海中一一闪过，有的眉头紧锁，有的激情四射，有的黯然神伤，有的哭天抹泪，有的慷慨激昂，有的恬淡从容，只有参加革命前的白灵是个欢天喜地的人。
有评论说，《白鹿原》描绘了一幅乡土中国田园牧歌般的图画，可我看到的却是另一种画面。小说一开始就介绍了白嘉轩娶了六房老婆，可个个都年纪轻轻就香消玉殒了。而白嘉轩的父母一辈子生了七男三女，只活下来三个，即白嘉轩和他的两个姐姐。如果遇到灾荒年，白鹿原上就成批的饿死人，弄到人吃人的境地。侥幸活下来的人很可能还要被瘟疫席卷而去。灾难过后的白鹿原简直就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真实写照。原生态的白鹿原不过是个死亡率极高，对自然灾害毫无抵抗能力的乡土中国的缩影，哪里找得到田园牧歌般的美好景色呢？
在我看来，《白鹿原》更像是一曲乡土中国的挽歌。作者带着对儒家文化的眷恋，目送着承载这个文化，也被这个文化塑造的乡土中国一步步走向坍塌和
在整部小说中，陈忠实最精心塑造的是族长白嘉轩，但凝聚他理想的人物是他的姐夫白鹿书院的朱先生。后者是乡土中国的精神领袖，白鹿原的灵魂，族长白嘉轩的教父，也是那个代表白鹿原图腾的白鹿。在对朱先生的塑造中，作者陈忠实展现了他对儒家文化的全部理解，而朱先生在他的笔下则成为再世的孔圣人。在《白鹿原》所有人物的塑造中，只有朱先生像是按照高大上原则创造出的人物，而其他人物都介乎好坏之间，都是相对的好人，相对的坏人，或某时的好人和某时的坏人，看不出绝对的恶和绝对的善。这其实更具有生活的真实性。
朱先生的一生完成了儒家的最高理想，即立德、立功、立言，也即所谓的三不朽。朱先生的德在白鹿原无人能够企及，他把小舅子白嘉轩的大烟田给犁了，让白嘉轩明白生财有道，不可不择手段，这算是立德；他只言片语阻止了一场无义战，避免了生灵涂炭的悲剧，这应算为白鹿原人民立了件大功；他为白鹿原作《乡约》，发起和组织滋水县的文人编撰县志，应算是立言。
朱先生不是墨守成规，教条主义的腐儒，而是深通儒家思想精髓，身体力行的儒道行者。他反对女人裹小脚，男人留辫子这种陋习。他秉持孔子有教无类的平等理念，开办学堂，不分高低贵贱和男女，统统招来读书学习。他虽然不懂科学，但却不迷信。他用圣贤教育代替拜神，依靠白鹿书院改造愚昧的乡民。他对那些不敢扒神像的乡民说：“不读圣贤书，只知点蜡烧香，怕是越磕头越昏了！”从这点看，朱先生的确是儒家文化的杰出代表。然而讽刺的是，不信神的朱先生却被乡民们奉为了神。气得朱先生“一个连一个地推到了四座神像泥胎，对那些吓的发呆的工匠们说：‘我不是神，我是人，我根本都不信神’”。可见即使圣人般的朱先生靠单枪匹马也无法破除农民的迷信。
铲除愚昧和迷信还得靠一场轰轰烈烈、排山倒海的革命，这是社会进步的代价。而真正的革命一定是心灵的革命，而非简单的改朝换代。革命者有两种，一种是纯粹的利益斗争，完全是为自身的利益而革命；一种是为民族解放和思想解放而革命，这样的革命者一定有救苦救难的菩萨情怀。前者其实不算是真正的革命，后者才可配得上革命二字。黑娃的革命就带有前者那种利益冲动，百灵的革命则属于后者。革命的道义和大方向是靠那些不为自己，而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革命者所掌握的。黑娃的革命动机虽然可以理解，但发心却是为了自己能永远有冰糖吃。所以，书中的黑娃后来变成土匪也是合情合理的。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对黑娃的心理转变过程描写太少，使得黑娃的一些行动感觉很突兀，比如，烧麦子，学为好人。个人觉得这是小说的一个缺陷。
早期共产党的革命活动，虽然充满理想和激情，但一直伴随着盲动、狂躁和残酷的左倾幼稚病。小说中所描写的革命事件，比如百灵冤死于自己人手中，习旅暴动失败，鹿兆鹏和黑娃斗地主，铡风流和尚等都有历史素材依据，是共产党革命早期不成熟的标志性事件。中国共产党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掌握领导权后才逐步走向成熟的。遗憾的是，作者没有选择这一时期的共产党的活动。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白鹿原》写的是黄土地人民的生活和他们的心灵史，不是在写党史。但我对那些今天享受着革命的成果，却对革命嗤之以鼻的人是相当无语的。没有革命，我们今天可能还梳着大辫子，裹着小脚；没有革命，中国就还是一盘散沙，成为这个弱肉强食世界里的弱肉，任人宰割；没有革命，在男尊女卑的中国，妇女依然受男权压迫，更别提什么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了。今日印度妇女的地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白鹿原》是以白、鹿两家的命运为主线展开故事的。作者在对两家人的设计上也颇具匠心，构思缜密。白家至死至终都以务农为主，虽然也偶尔经营药材生意，但主业是务农。而鹿家是靠当大厨做生意发家致富的。虽然最终两家人都成了白鹿原的小地主（每家只雇佣一个长工），但因为发家轨迹的不同，致富路径的差异，两家主人翁白嘉轩和鹿子麟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人格特征。白嘉轩忠厚朴实，刚正不阿，私德无暇；鹿子霖则投机钻营，心胸狭隘，私德有亏。这样的人格差异是符合传统儒家重农主义价值观的。孔子说的“为富不仁，为仁不富”指的是鹿子霖那样的不是通过务农致富的人，不是指白嘉轩那样靠务农致富的人。
《白鹿原》的故事也是在大革命的背景下展开的。新思想、新价值观不仅动摇了几千年礼教社会的根基，也撕裂了白、鹿两家年青人的认知和和谐关系。家族亲情与国家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个人的价值选择和国家民族的道路选择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小说中人物的复杂关系和矛盾冲突，让故事更贴近真实且丰富多彩。在那个时代，像鹿兆鹏和鹿兆海那样的亲兄弟分属国共两党的情况并不少见、这不是历史的荒诞，而是反应了革命时代的残酷性。
白嘉轩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在对白嘉轩的塑造上，作者给他的定位是凡人，或者说是受了圣人影响的凡人。他勤劳能干，有担当，有主意，深明大义，知恩图报，从不斤斤计较，而且执行起族法来六亲不认，是个天生的管理型人才。他也犯过错，也糊涂过，比如为了发家致富带头种鸦片，但在朱先生的教诲和感召下，他能改邪归正。因为心中有朱先生灌输的浩然正气，他的腰杆一直挺得的笔直，犹如儒家推崇的那根中流砥柱。
《白鹿原》是本好小说。好就好在作者不仅为我们塑造了朱先生和白嘉轩这样的良绅，也塑造了田福贤和鹿子霖这样的劣绅。作者也并不因为描写了圣贤人物朱先生的种种善举，就回避乡土中国宗法社会的种种阴暗面，而是以大量篇幅描述宗法社会对人性和自由的压抑。这就使小说具有了一定的批判性。
在封建宗法社会中，最受侮辱和迫害的就是女人，她们活在宗法制度的最底层，承受着最深的社会压迫。《白鹿原》中最令人唏嘘和同情的就是白鹿原上的那些女人们。无论是恪守妇道，一直守活寡的鹿兆鹏太太；还是没做错过任何事，却承担了最大苦难的白孝文的老婆；甚至连被白嘉轩斥为妖孽，被族人骂为贱妇的田小娥都是那个男尊女卑，包办和买卖婚姻时代的受害者。田小娥如果不是被郭举人买去当“泡枣”用的小妾，怎么会与黑娃勾搭成奸，怎么会成为人们眼中的贱妇。田小娥出身于书香之家，应该是懂礼义廉耻的，可礼义廉耻很难抵御健康身体本能的欲望，这就是人性。还有那个结婚第二天就吊死在夫家的小翠，更是直接死在夫权的压迫和社会愚昧的歧视上。
《白鹿原》里还没有描写童养媳，事实上，童养媳在那时的中国是很普遍的，而童养媳大部分都受公婆虐待。美国女教师海伦根据采访录音写的那本著名的《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中，所列的女红军中，除了知识女性之外，几乎都是童养媳出身。这也说明了压迫越深，反抗越烈。
田小娥是个复杂的人物，她既是一个封建礼教社会受侮辱与受迫害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愚昧的人，有过错的人，但他本质上不是个坏人。当她受鹿子霖挑唆而成功勾引了白孝文后，内心涌出一分歉疚和不安，那是她良心的显现。当鹿三的梭镖突然扎进她的后心时，她回头看着鹿三只说了一句：“啊。。。大呀”，此时她内心的不解胜过了死亡的惊恐。我觉得这是全书最精彩之处，别具匠心。仅仅三个字包含了无限的意思，给读者无尽的想象。小娥死后冤屈又闹腾的灵魂最后被白嘉轩压在塔底，让她喊冤也不能，永世不得翻身。也许作者用这个情节暗示，如果封建宗法制度存在，女人就永远不得翻身。所以，田小娥的悲剧完全是封建社会的悲剧。
长工鹿三也是个悲剧人物。鹿三憨厚朴实，忠诚本分，对东家白嘉轩怀知遇之恩，又为白嘉轩的人格所折服。他的一生在他死后被白嘉轩一句话给概括总结了：“鹿三是白鹿原一个最好的长工”。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忠厚朴实的人，却残忍地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媳。残忍愚昧，忠厚善良就这样怪异地统一在鹿三的身上。如果说白嘉轩是维护宗法社会秩序的首领，那鹿三就是一个自觉自愿的打手。因为田小娥破坏了白鹿原原本按部就班的生活秩序，她就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这就是封建礼教的愚昧和野蛮。鹿三人格上的矛盾性和两面性恰恰反映了封建礼教社会的矛盾性和的两面性。
朱熹在解释儒家存天理，灭人欲的义理时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意思是说过度的欲望才是应该灭掉的，否则人就会被欲望控制，没了天理。朱熹还说：“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这是说人欲和天理是一体的，不可一味强制性的禁欲，没了人欲，天理也就没了存身之处。可后世腐儒把儒家思想教条化，机械化了，把儒家修心养性的功夫当成了社会规范。中国社会被这种禁欲主义封闭文化所笼罩，人民变得麻木，压抑，愚昧，成了西方人眼中的东亚病夫。而在这种禁欲主义文化中，女人自然成为一切罪恶的替罪羊和受害者。从对人性的压抑上看，宗法社会与欧洲中世纪颇为类似。区别只是一个是以神的名义，一个是以礼教的名义。
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宗法制度一直承担着底层治理和文化传承的重任，正是这样的制度让中国保持几千年不变的底层治理格局和超稳态的社会。然而，法久弊深，也正是这个底层自治的宗法制度造成了中国的一盘散沙和愚昧封闭状态。农民只知道有祠堂，而不知道有国家。对乡土中国的芸芸众生来说，国家就意味着交皇粮，除此之外，国家就与其无关了。如果中国就是世界，没有西方列强，那中国这套自成体系的社会治理方式和价值观完全可以一直实行下去。可当中国不再是世界的时候，列强的强大就是最有力的价值阐述。孔孟的仁义道德抵不过自由竞争的丛林法则；祖宗家法也挡不住对自由的渴望；安于现状的文化抵不住现代化的诱惑和强盗们的欺负。当我们理所当然的生活在祖宗的土地上时，居于一隅的日本已经做好了灭亡中国的准备。面对这种帝国主义逻辑，如果中国仍然恪守千年古训，顽固地坚持乡土中国的小农经济格局，那中国必定亡国。现代化和工业化是被逼出来的，打倒孔家店和革命也是被逼出来的。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对中国的土地革命给予了肯定，他认为国民党只是改造了上层，而共产党则彻底改造了底层。没有对底层的改造，就不可能有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黄仁宇对现代社会有个定义，他认为现代社会是用数目字管理的，“它（土地革命）的用处在使中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这就是土地革命的深层原因。
现代化不仅是一种价值观的选择，更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必要选择，而人性在这样的历史洪流中，就呈现出彷徨，迷失，痛苦和不知所措。然而革命过后，真正仁善的文化也一定会复兴和传承下去。革命文化本身也会逐渐剔除暴力和仇恨元素，而保留科学，进步和英雄主义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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