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鼠疫》，再读《局外人》，会感到很多的落差。一是，小说故事的情节，后者篇幅小，几乎不存在完整的故事；二是表达的思想性，后者在行文即将结束时才抛出宏大的哲学命题；这两处的不同都使得读后有断崖的感觉。但恰恰是这部小说给作者赢得了在文坛上的初始声誉。“局外人”这一概念的外展也无限扩大，从小说里的司法弊端到整个社会和整个个体的生存困境。自然，这本书也成了作者短暂生命中的经典代表作之一。
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连带基础的文本翻译，都会带来对境外作品理解的难度性。小说中初次抛出“局外人”概念，是当“我”因意外杀人被法庭审判时，作为被告，“我”能力稍差的律师和检察官激辩，“我”却几乎没被给陈述解释的机会。这事关“我”性命的审判，“我”却成了旁观者。并且，不管是检察官还是陪审团，亦或是“我”的律师都脱离枪杀事件本身，他们都把焦点放在了“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审判的结果是，因为“我”日常不符合社会价值判断的行为，最终被判定为死刑。
在整个的审判判定里，“我”对生活漠不经心，送母亲去养老院，母亲下葬时，“我”没哭泣，后又看喜剧电影，和女友发生关系。甚或结交什么样的朋友，都成了“我”恶意杀人的佐证。想来，也是因为这些看来离经叛道的行为使得所有陪审团成员一致认定“我”杀人的故意性。基于此，即便是一直以漠然态度生活的“我”积极申辩因过失杀人，也不会起到什么作用了。因为“我”从来都是和正统社会的期望格格不入的。“我”的存在会使得他们所认为的社会道德坠落到邪恶的深渊。怎么看死都是必然的结果。那既然这样，索性就我行我素，让更多人看“我”被执行死刑，也算作是对自我的坚持和对社会的抗争。
《鼠疫》中的塔鲁极度不喜欢法官和司法体系，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同《鼠疫》一样，《局外人》这部小说中也有“我”与宗教的争论。前者中，并没有对宗教态度鲜明的反对。但是《局外人》中，“我”的态度就相当直接了。“我”打了神甫，拒绝他以神的名义叫“我”儿子。“我”拒绝忏悔，并坦言在监狱的墙面上只看到了肉欲。“我”只想做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没有任何枷锁的表示自己的意愿。“我”并非我生命的局外人。宗教以及社会都想加之于我各种道德。但那并非“我”想要的。
做自己，妈妈在养老院的日子里，在夜夜面临生命别离及死亡威胁的日子里，想到重新开始生活，并且有了自己的老年恋。所以“我”认为，所有人都没资格去为妈妈哭泣。对于“我”自己，“我”有“我”的生活态度和相应的生活方式。“我”工作上努力但是不上进，“我”生活上漫无目的，但并无害人之心。虽然，“我“并符合这个社会的预期，但是”我“活的幸福，过去是，将来也是。
《局外人》酝酿时，欧洲处在两种思潮的激烈冲突中，发布时，战争早已经把欧洲拖入巨大的灾难之中。作者自己曾经被裹挟进一中思潮去抗击法西斯主义，但之后，他又发现这两种都没有可取之处。那答案呢？在《局外人》中，作者谈过生死，死是必然，大家都会死，活着或者死都是无意义的事情。但面对死，“我”想念的是之前的生活。或许做好自己就是活着的最好的答案。这种想法在《鼠疫》里也有体现。里厄大夫说他最想称赞的是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小公务员。
生死无意义，那就做好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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