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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张洁: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殉道

作家张洁: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殉道

作者: 何诗弟 | 来源:发表于2018-09-24 17:29 被阅读210次

    不知怎的,在网上顺手搜了一下张洁,那个我所最喜爱的女作家,她办画展的一条讯息跳入我眼中。那已经是前几年的消息,将近年届八旬的她第一次举办画展,既是对学画历程的一个纪念,也是对写作生涯的一次告别。照片里的张洁发色灰白,虽然年事已高,皮肤状态却依然算得上光洁,额头清爽明亮,体态也仍然挺拔优雅,丝毫没有驼背的迹象。她和铁凝并肩而立的照片中,衣着舒适而不失整洁品味,显得既庄重,又轻松。

    习惯中,人们往往只在尚且年轻的人身上寻找那些“女性”的特征,而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性别”属性被忽略了,一切仿佛只剩下了年龄属性,比如人们往往只对年轻人的“女性魅力”格外关注,很强调她们的女性特征,关心她们美或不美?性感与否?婚嫁何如?而对一位老年女性,就仅仅是把她视为一位“老人”,似乎并不把她怎么视为一个女性,几乎忽略了她作为女性所具备的种种特征和身份。这不但在现实中,而且在许多文学作品里,都是赤裸裸的现实,老年女性作为长辈而存在,作为社会群体中的老人而存在,却很难作为女性而存在。

    不过,在张洁的世界里——无论是文字世界还是现实世界中,性别的区分和突出感始终扑面而来,即使老之将至,也无法掩盖。到现在为止,她自己已经是宫二先生的境界,纹丝不乱,柔中带刚,但更多的是看淡一切的漠然。和许多人不含情绪的漠然不同,张洁的漠然是冷冰冰的,仿佛烈火燃尽后冷落一地的灰烬,骨子里是火焰,但是奋力一燃后,燃尽了,余下的是灰还是什么别的,并没什么所谓。

    张洁

    网络文学流行的当下,张洁早已经并不红了,虽然她确实红过。作为仅有的两名茅盾文学奖二度获奖者之一,她无疑是有文学性的,被人视为八十年代文学的女性代表。她对于自己的作品苛刻而挑剔,并没有知识分子一贯常见的敝帚自珍和洋洋得意,甚至将一些本来十分优秀的作品从自己的自选集中毫不留情低删减出去,认为“那也能算小说吗?”,自认为文学性不足。这种挑剔和对自己的反躬自省,反而构成了她作品的一种质量认证,也是某种人格认证——不管外界赞誉如何,最起码她写下来的文字,要过得了她那一关。她对自己是有要求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她把《爱,是不能忘记的》也删了出去。这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恐怕是很少见的行为——那是她最早蜚声文坛的标志性作品。在一个人的写作历程乃至事业历程中,带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更何况那确实是一部优秀的、冲撞着人心的作品,尤其在当时那个变迁伊始的时代掀起轩然大波。这种对自己“功绩”的不在乎,甚至嫌弃和鄙夷,是一个不断成熟中的自己对过去那个尚未脱壳的自己的审视。张洁的这种指向自身的苛刻,简直是“个涩”,甚至有些古怪,她如此不近世俗、不顾眼光地对待自己,需要的不单是强大的实力,重要的是强大的心力。毕竟从个性上说,她始终不算一个常见类别的人,而一直是人群中的少数人,从作品里人物的腹诽来看,其实她对此也应该心知肚明。

    她这种人,在过去是少数派,而在今天这个一切都如此现实、刺激、瞬息万变的网络时代,就更是个少数派。这是个现代人的世界,但是她的骨子里是古典的,这种古典以一种反叛的、先锋的形式表现出来,让很多人误以为她是现代得离奇的,比如她所描写的人物和关系,经常是与现实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所不同的,对这种关系和情感的描写往往容易迷惑不敏感的人,他们以为描述什么内容就证明什么态度,其实这完全是两码事。从这些关系中,往往暴露了一个内心非常古典、受到十八十九世纪英国小说影响的张洁。正如《爱是不能忘记的》,如果单说写了什么,无非是女作家钟雨与一个相逢寥寥的、有淡漠家庭的老干部的爱恋,然而在这段钟雨带入坟墓而不渝的关系当中,更多的是期待,是浪漫化的诗意和至死不渝的纯真,哪怕这纯真带着“不知廉耻”“惊世骇俗”般的外壳,但是内里仍然是古典的,是那种“两情相悦而发乎情止乎礼”的古典,是那种“唯有爱至上”的纯真。

    《爱,是不能忘记的》旧版封皮

    写作这篇作品时,张洁已年逾不惑,但是仍能够如同少女一般泪眼朦胧地低声呼唤:爱,是不能忘记的。这种纯真的保持,在氛围优裕宽松的今天都属难能可贵,在经历过文革浩劫和舆论摧残的张洁身上能保持多年,更是一种奇迹。当然,你也可以说,这种人的顽强之处,就是在于她们可以依靠回忆而向前跋涉,从追忆中汲取养分和生活的燃料,再度过一个又一个十年,终究度过人生。

    此时的张洁,和千千万万人一样,熬过了这个国家最为苦难和政治痛苦的阶段,人性的复苏在政治性的压抑之下猛然抬头。她的热忱和矛盾,都在前一个时期得到了型塑——张洁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战争时期长大,被父亲抛弃、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岁月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灵记忆。新中国的成立给了她以稳定和希望,然而又在接踵而至的动荡中给她以冲击和磨难。一个天性敏锐的人在短短的一生中,随着时代的颠簸,遭遇几次起落,这是大时代赋予她的机遇也是折磨;而在属于她个人的小时代中,她生育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与她的母亲一起,构成了她血脉相承的女性世界。

    和一些女性作家一样,作为写作主体,张洁的女性身份让她能够更幽微地体察社会风物,但是她独特的人格类型,把她与其它一些女性作家区分开来,这种人格特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的写作风格——她的文字和自我意识独树一帜,热烈、大胆、勇敢得近乎偏执、单纯得近乎幼稚,有不为了任何实质性的好处而奋不顾身的牺牲感——这种牺牲感是理想主义的,带有年代性,带有她被红色中国拯救、给予希望,却又被跌宕的政治现实璀璨的迷茫。这种落差本身就是后来的经济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作家身上所难以存在的,汇集了巨大时代的逆转和政治性的严肃,诞生在一个价值观不停变动、但是变动的每一个时期都是单一价值为主流的时代,而不是后来的商品化的、多元的时代,这种单一本身赋予了她挣扎中的文字和挣扎中的主角们以庄严感,也将那些描写情感生活的文字格调提升了上来,并不单单是谈情说爱,而是借由深入骨髓的情感生活所展现出来的人生、人性与社会运程。

    张洁笔下的男男女女活的都不轻松,但是女性和男性的“不轻松”有所不同:女性主角们虽然都具有飞起来的能力,却大多选择了向深谷里滚烫的岩浆俯冲下去;相反的是,男性的不轻松则来自于处心积虑地把这些女性的爱力放置在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位置,不管是政治前程还是私人生活上。无论是她笔下的哪一个女性,钟雨,曾令儿还是后期的吴为,都是非常热烈而勇猛的。而相对的,她笔下的男性,在回应这些女性的情感时,却几乎都是有所顾虑的,迟疑的,谨慎的。他们形色各异,但是唯一相像的地方就是谨慎和克制。这种女性牺牲性的、“自我损毁”性的爱,这些女主角不是没有觉察,但是仍然无所期盼、无所图求的义无反顾,她们每一个人都是理想主义中的圣徒,是把“爱”的价值放在第一位的殉道者,最终也为了这个价值而死亡。若是放在现下的目光里,连我都时常想问,至于吗?这个人至于你如此妈?这件事至于你如此吗?……值得吗?

    值得吗?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时刻萦绕在现代人的脑海里,成为酷的标志,甚至成为爱自己、洒脱的标志。但是在张洁的作品里,隐含的价值观其实恰恰是相反的,因为只要“值不值”的念头一出现,人就注定难以庄严、难以崇高,难以真正体悟到这种飞蛾扑火式的爱中所蕴含的神圣感。有时候,我对于人们变得更加聪明、更为拎得清有所欣慰,因为这证明可能更多的人学会了自我保护、会更少地受到感情的折磨与伤害。但是,其实更多的时候,反而体会到一种悲哀,悲哀在于当人们常常追问是否值得的时候,世界就缩小了,凡事掂量,慢慢缩成了精打细算的一个小球,而那些澎湃的、大量的人们还未曾思忖“值不值”的时代,人们或许莽撞、但理想主义激荡的年代,曾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那一代人的天真,却如潮水一样远去了。

    张洁声名鹊起的时代,正是人们从不追问值不值得到“值得”渐渐成为主要标的的时代。那个时代的迷茫和挣扎,也正是她本人的挣扎和争斗,她是那种用生命来写作、而非用理智和技术来写作的作者。

    对于技术性的写作者而言,外界的信息和材料都是编制箩筐的工具,作者需要按照自己设计的图样巧妙地把这些材料编制进去,这个编制的过程是全然理性的,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摒弃感情,而是意味着写作者能够量化自己的感情,就像厨师一样,情感在文学中的投放犹如瓶中的调料,什么时候、在什么位置添加多少情感的色彩和佐料,是技术的精密控制。至于作品本身,与写作者本人的生命体悟之间并没有真实的相通——严歌苓在写《老师好美》的时候,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

    然而张洁不一样,她的文风和叙事内容的变化,都与她自身的生命律动一脉相承。我们不难从中看到她在“泣血而作”,她在用力书写。无论她体验到何种人生滋味,都牢牢地奋力抓住生命,无论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无一不是她生命中挣扎过、困斗过的痕迹。她在人生中、情感经历中所经历的每一个困境,她都在缠斗中紧紧盯住它们不放,把它们一笔一笔刻录下来。她所遇到的困境和磨难、情感的坎坷和摧残,不仅仅是个人的困境,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群人的困境,无论这种困境是经济上、政治上还是道德上的,她能够意识到,一个人困于困境,或许是个偶然;而一群人困于同一种困境的时候,那就是一段不可磨灭和否认的必经之路。张洁所书写的这段“必经之路”,就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女性知识分子的很容易遇到的困境,虽世事变迁,却仍未改变。

    而张洁实在太善于描写这一类人物:各式各样的知识女性。在她的笔下,她们都孤独、倔强、清高、孤傲,不流于世,不合常理,在红尘滚滚里热烈而单纯地扑腾过一回,并最终在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中一败涂地,孑然一身。当这些见识上广博、才华上飘逸的女人,遇到爱情的时候,却可能顿时失去抵抗生活的能力。这并非说明她们的学问才能是假,恰恰相反,这往往印证了她们精神世界的纯粹精巧几近于透明,而对现实泥泞的抵御技能太低。

    可叹的是,从始至终,张洁笔下都没有一个女性真正地获得世俗上的温馨,也没有一个男性真正走进任何一位女主角。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女性都是没有体验过爱与被爱的冷血动物,恰恰相反,她们所经历过的那些幽微深沉的情感、复杂克制的爱意,是世俗圆满的男女之情所不可比拟的——在张洁的许多作品当中,女性之间惺惺相惜、深入理解,但又抱有距离的爱非常常见。有人专门研究过张洁作品中体现的对于母亲的“共生固恋”。人人都有母亲,但是并非人人都有如张洁笔下和生活中的那种母女情——出生不久,父亲将她们抛弃;成年以后,在男性的政治中,她历经磨难;而在人到中年时,她的婚姻经过波折后终于破裂,在男性的世界里,她不断满怀热情飞蛾扑火,但是最终都以伤痕累累告终,最后都是回归到女性的世界里才得以度过漫漫人生。《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一时风行,这部回忆录式的作品,正是她这种情感的最深刻、最切身的写照。

    张洁描写的母女,并非停留在养育之情上,而是建立在独立的人格之上的母女关系,母亲不仅仅是个母亲,在母亲的世界里还有广袤的空间留给母亲身份之外的自己,甚至有时会因为其他身份而暂时地磨损作为母亲的身份;而女儿也不仅仅是副属性的“孩子”,张洁的世界里似乎从来不存在乖乖女这种生物,尽管女儿们往往对眼见的一切充耳不闻,但内心都极为执着浪漫,外表温顺、内心乖张笃定的女儿们对母亲及身边女性的往事历历于心,并形成了自己一套坚定的感情观和个性。

    正如在《无字》中,吴为和叶莲子之间,就是不仅仅是血脉相连的母女关系,更是女性之间深刻的相互理解,彼此看见对方不为人知的一面,从而成为对方的情感隐蔽。她们之间也会误会,但是最终会在痛苦争执中难舍难分。这样具有张力的人物,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她们之间的关系都将是充满了戏剧性的,并且都将是精彩甚至悲壮的。

    正因为能够彼此理解,她们深入地爱着对方,这种爱不为任何男女之情所替代和超越;而也是因为她们不仅仅能够理解对方,更充分地需要被理解、需要理解和探索自己,她们不为这种爱所束缚,反而在面对男女之情的时候放手一搏。虽然,她们往往在这一生的最后时刻才能够意识到,这世界上最爱她和她最爱的人,都是那些陪伴自己的女性。

    这也使得张洁后期的文风突变,从热烈的火焰,蜕变成彻骨的寒冰。她的作品中男性对女性的审视,往往出于“自利”和功用,而那种纯粹的“无用之爱”并不存在。爱与恨、希冀与绝望、依恋与排斥、憧憬与幻灭纠缠在一起,把中年时仍保有少女文风的张洁,瞬间带入了成年女性的世界,她几乎一夜之间就成熟起来,步入了文学创造上的成年期。而这种成长,正是因为她曾视爱为生命的全部,才有了失恋后的万念俱灰。

    真正让张洁心灵受到重创的是她豁出命去爱的男人、倾其所有痴迷的爱情竟然是“天方夜谭”,是幻想。“一律是自己心目中制造出来的,不但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爱的对象,还制造了他们对自己爱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这种重创,让张洁从理想主义者的迷梦中真正地醒了过来,这种醒对于生活的技能而言,自然是有好处的,可惜对于这样一个心中曾经有上帝的人而言,这种理想在现实中的破灭,不吝于上帝的死亡。

    她醒过来了,但是心中的火焰从此被更大的绝望压抑住了,她不再奢望在泥泞的日常里找到纯粹的爱,这可以说是她的成长,但我想对她个人而言,这种成长未见得是她心甘情愿的,她已经如同一个殉道者,从热望变成冷眼,再从冷眼变成戏谑。这种戏谑不只指向他人,也指向她自己。

    最后你明白了你其实没人可以指望,你一旦明白这一点,反倒不再流泪,而是豁达一笑。于是不再空想母亲的热面汤,也不再期待情人的怀抱,并已死心塌地关掉了电话。你心闲气定地望着被罩上太阳的影子,从东往西渐渐地移动,在太阳的影子里,独自慢慢地消溶着这份病痛。……当你默数过太阳的影子,在被罩上从东到西地移动了一遍又一遍的时候,你抗过了这场病,以及后来的许多场病。于是你发现一个人关在屋子里生病,不但没有什么悲惨,相反感觉也许不错。……自此以后,你再不怕面对自己上街、自己下馆子、自己乐、自己笑、自己哭、自己应付天塌地陷……的难题,这时你才尝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乐趣,你会感到‘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比和一个什么人绑在一起更好。这时候你才算真正地长大,虽然这一年你可能已经七十岁了。”——张洁《这时候你才长大》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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