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思录 | 为什么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更需要学外语

我所说的一切都可能是错的！
即使你赞同我的观点，你的生活也不会因此有任何改变！
除非——你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这是书先生在简书的第57篇文章。本文约3000字，请花6分钟来阅读。）

引子

人工智能很重要的一块就是自然语言处理，而自然语言处理很重要的一块则是机器翻译。从最早的基于规则到如今的基于统计，机器翻译的准确性和实用性都在稳步提升。加上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技术的不断进步，一个不再需要苦苦学习外语的时代似乎已经指日可待，一个带着手机就可以无障碍行走全球的时代似乎已触手可及。

不知有多少曾经备受英语折磨的朋友会为这“光明”的前景而欢呼雀跃呢？是的，如果我们学习外语的目的仅仅是满足交流需求的话，机器翻译的成熟的确值得举手加额相庆。

然而，世事就是这么吊诡：机器翻译的成熟意味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全面到来，而在那个时代，学习外语的目的已经不再是满足交流需求了。如果说现在大家学习外语是为了提升，在人工智能时代，学习外语则是为了生存。

为什么这么说呢？

总是在恐惧中前行的人类

每一次技术革命发生时，总是有人在担心新技术会造成大量人口失业，从而影响社会稳定。他们的担心既有道理又没有道理。

有道理是因为必然有很多职业会因为新技术的诞生而消失，比如抄写员、马车夫等就早已被埋进了历史的尘埃中；没有道理是因为很多新的工作岗位会因为新技术的诞生而出现，比如10年前谁能想得到有人可以把读金庸小说当做职业来做呢？

淘汰和新生，这就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放在整个社会来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然而，放在特定个体身上，这就是一个残酷无情的过程——总有个体因为跟不上时代而被淘汰。

当这种变革发生在一个人中年时，世上就又多了一个沉湎往事、诅咒当下的中年怨念者。如果你留点心，你总会在身边找到一两个这样的人。

历史的车轮“有条不紊”的碾过，把有的人带到了更美好的远方，而把另一些人扔在了路上、甚至垫在了轮下。

我们没有办法阻挡历史的车轮，唯一能做的就是当列车启动时，保证自己坐在车上。

怎么才能坐上人工智能的车

世界总是在不停的变化，我们都想能赶得上变化。然而，说来好笑，最终总是那些知道什么不会变的人才跟得上变化。看吧，我们总想超越时代，到头来却总是被历史打脸。

前面说了变，在技术革新中，有职业消失、有职业诞生。

现在说不变：虽然职业林林总总且来来去去，然而人类社会中职业的组成结构和层级关系却始终没变。

我们从事的职业可以分为三类：体力重复类、计算管理类、思辨创意类。虽然不同时代，这三类职业的分布比例不同，但所有职业都落在这三个类别里。而且，从古到今，这三类职业的地位也一直没有变化：体力重复类处于底层、计算管理类稍高、思辨创意类则处于金字塔尖。

如果说前面的技术革命都是在消灭体力重复层的职业，这一次人工智能革命将会消灭计算管理层的职业。那些曾经人们眼中可望不可及的高级计算管理层职业，比如精算师、股票分析师等，在人工智能面前将不堪一击。

当大数据支撑的人工智能将整个社会生活规划得井井有条，我们也不再需要那么多管理者。

然而，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那些从事哲学思考、从事创意劳动的人，仍然拥有对人工智能的优势。如果我们把未来设想得光明一些，人工智能并没有“起义”，而是“心甘情愿”的为人类工作，最终解决了我们的物质需求。那时，我们的精神需求将只可能由思辨创意层的职业来满足。

所以，现在问题变成了：如何能够成为思辨创意类的人才。

学习外语是捷径

成为思辨创意类人才的最基本要求就是思维不受局限。也许有专门的训练能够帮助人们做到这一点，然而，你或许想不到的是，学会一门外语在这方面起的作用可能会超过所有其它训练。

为什么？

因为不同的语言背后就是不同的思维模式，学会一门语言就学会了另一种思维模式。这个观点是上世纪萨丕尔和沃尔夫提出来的，叫“语言相对论”。前段时间有点火的电影《降临》就采用了这个理论。

不过萨沃认为“语言决定了思维”，这个结论稍显武断，后来的学者也多有诟病。如果从社会符号学的观点来看，把语言看做表征符号，那么是学习一种表征模式的过程塑造了我们的思维模式。

每一种语言都是一种独特的表征模式，每学习一种语言，我们都是在学习一种新的表征模式。这就相当于我们拥有了多副眼镜，每带上一幅，世界就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不同的样子。不，眼镜这个比喻还不够贴切，毕竟我们不能同时戴上多副眼镜，但却可以同时拥有多种思维模式。

拥有多种思维模式，这就为成为思辨创意类人才铺平了道路，所以学习外语是捷径。

英汉对比的例子

经常听见人说，英语专业的人头脑似乎更开放。这可能是因为学习英文后，他们能够看到更多的信息。但一个更有说服力却长期受人忽视的原因是，他们同时拥有至少两种思维模式，看问题自然更加开放。

Mark Knopfler在Brothers in Arms这首歌里唱到：We have just one world but we live in different ones.这句歌词可说是完美诠释了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既然书先生精通的是中文和英文，就请允许我用这两种语言举几个例子吧。

大家都知道英汉之间有很多差异，只不过我们很少去思考这些差异背后反映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区别。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英汉状语位置的区别。

在汉语中，状语一般都必须在谓语动词之前。而在英语中，状语更多是在谓语动词之后。

比如这样一句话：

我 昨天下午 到操场上 痛痛快快地 打了一场球。

翻译成英文，则应该是：

I had tons of fun playing basketball on the playground yesterday afternoon.

“昨天下午”、“操场上”，这些传统语法里被称为状语的东西，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被称为“环境”。韩礼德这个术语用得好，很有启发性。上面两个例子告诉我们，中文倾向于把所有环境都交代清楚才说动作，而英文倾向于先交代动作，再补充环境说明。

可见，中国人对环境因素的看重已经固化在语言中了。体现在思维模式上，就是中国人更看重人情关系，在做事情时会顾虑更多，也更多采用迂回而不是直接的方式处理事情。

比如做生意时，中国人传统上会先扯一些与生意无关的事情，比如攀点交情等。顺便提一句，书先生还没有见过“老乡情结”比中国人更重的民族。我们有遍布世界的同乡会，覆盖各个行政区划级别。用环境来定义自己的行为而不是用行为来定义环境，似乎已经是中国人深入骨髓的文化。

句子结构层面如此，词汇层面亦然。比如greenhouse这个词，中文叫“温室”。大家仔细想想这两个词在角度上的区别。greenhouse强调的是结果，因为有这个东西，所以里面常年可以生长绿色植物。而“温室”强调的是环境，指这个东西本身能够提供恒定温度的环境。

我们用环境来定义自己，所以，当英美人见面谈爱好谈理想的时候，我们先问对方是哪里人，在哪个单位上班。似乎不知道这些，我们就无法认识这个人。

我们的集体主义思想也在词汇上有所体现，那就是汉语特别热衷于分类。这一点，书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为什么说词汇即知识？》有讲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结语

人工智能时代，只有从事思辨创意职业的人才有生存空间。从事这样的职业需要有不受局限的思维。学习外语就是学习不同的思维模式，因此学习外语是打开思维空间的捷径。最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看似矛盾却引人深思的结论：

在外语已经不是障碍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更加需要学习外语。

上车吧，少年！车票就是外语！

【作者简介】 万卷书和万里路，80后大学教师一对。 书先生语言老司机，玩转英语、德语、Python计算机编程； 路夫人旅游达人，足迹遍及欧洲、美洲、亚洲和大洋洲！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过精彩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