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回了一趟老家，正赶上四月的阴雨季，心可以很安定，没有出去闲逛的心思。手捧一本看得云里雾里的计算机书，窝在沙发里假寐，就可以轻松杀一下午的时间。天一擦黑，老妈就问我想吃啥，她就下厨房忙活了，然后我和老爸边看电视边谝闲出传。
晚上去看爷爷奶奶。爷爷喜欢看报纸看新闻，和中国大多数老头一样，热爱“中南海八卦”。每次回家前我都先去翻翻墙，看看墙外有什么新鲜的“内幕”，天天看央视新闻频道能知道啥么。
当我回顾我为什么喜欢新闻时，想到了十几年前爷爷订的《生活文摘报》。那是我们山西报业集团出的文摘类报纸，类似于现在的《Vista看天下》。小学二三年级时候，我在奶奶家吃饭，一放学就踩着凳子把爷爷挂在门后的报纸拿下来，迫不及待的阅读。爷爷很细心，按照日期顺序夹好近几个月的报纸，老报纸都装订起来放在他的杂物间，一摞一摞的，没报纸可看时，我也去那里寻过宝，在昏暗的杂物间度过很多非常美好的下午。
二爸在家修房子，修车的生意不好做了，他也回到村里了。姑父也过来帮忙，他可是个细心的手艺人，我的偶像。在老家婴儿的手腕上都会带一个辟邪的小挂件，大姐的孩子戴了一个用枣核刻的猴子，那是姑父的杰作。仔细看枣核，发现那猴子正做着手搭凉棚的动作，脸上都是孙悟空式的坏笑，可爱至极。如此精致的小玩意，是姑父打发下雨的晌午，随手即兴的业余创作。
小学有篇课文叫《科里亚的木匣》，说苏联有个小孩子把自己心爱的玩具都埋在院子里，因为德军要打过来了，他要去避难。等他回来时，再根据之前标记的距离找到那些可爱的玩意。
我和弟弟也模仿着做过这样的事。
那天，忘记是早上还是下午，奶奶在在灶台上蒸馒头，我和弟弟在院子里用小刀刨洞，小孩子力气小，挖了不到一指深，手就酸了，该埋什么东西呢？我们找了一辆玩具汽车的铁皮残骸，决定把它埋下去。为了保险起见，还在洞底向侧面掏了一块地方，这下没有知道我们的秘密了。只是每天经过那里时，看看土埋实了没。
前几年翻修房子把院子挖的一团糟，埋下的东西早都不知去向。晚上再在老房子里住一晚，明天就要拆了。晚上我在被窝里和一位可爱的姑娘发信息，开心的睡不着觉，火柴盒大小的屏幕在黑夜里照出的光亮，像是在我心里升起一轮小太阳。聊到很晚，依依不舍放下手机，祝她新的一年开心，那天是07年的12月31日。
09年姐姐嫁人了。在姐夫抱着姐姐穿过客厅，准备出门的时候，我急促地从人群中挤出一道缝，转身推门进了自己的房间，莫名其妙的哭泣，几分钟之后，又笑着走出来。我真的好伤心，感觉姐姐一下子离我好远，可是我又替他和姐夫结束爱情长跑，走到一起感动高兴。王朔没有出席他女儿的婚礼，这个“文坛老流氓”居然这么漠视自己女儿。其实不是，老王朔其实很爱他女儿王咪，如果看过老王朔的《致女儿书》，就明白他的柔软。王朔后来说，他害怕自己在现场哭得像个傻逼，在老哥们面前“丢人现眼”。
在东莞念大学的四年，节假日常去姐姐那里，她和姐夫在广州。姐姐做一桌老家的菜，一起用老家话聊天，在“鸟语”花香的广东格外亲切。从地铁芳村站出来，转乘52路，在广船的前两站有家小小的新华书店。我买了本《布鲁克林有棵树》，继续坐公车回去，阳光穿过密密的榕树枝，穿过车窗，在书页上留下斑驳摇曳的影子。
在广州还有一个秘密基地--广州购书中心六楼，那里全是卖旧书旧杂志的，我按照令狐磊在《杂志癖》上介绍的杂志，慢慢地淘宝。还在那里以低价收过一套版本绝佳的《史记》，买回来下了还几次决心，还是没有好好看几篇，毕业背回来，送给了爷爷。
还回了趟康中，我的高中母校。在那里度过最糟糕又是最美好的三年，一个标准“坏学生”该干的事一件没落。去了主楼右手边的树林，如果不是阳光照射的太烈，我能在那条石凳上坐一下午，抽掉一包“启蒙烟“--五块钱的红河。
尽管烟龄已经七八年了，还是不敢再爸爸妈妈面前抽，觉得不好意思，就像高中时，妈妈洗衣服在我衣服兜里翻出一盒烟，然后我小偷似的羞愧。现在老妈常说，“晚上睡觉别趟床上抽烟，别把床单着了”，啊，我心里一惊，原来她什么都知道。
刚刚洗澡的时候，这些画面像电影一样过来又过去，写出来又是这么平淡无奇，渴望有阿城、林语堂、王小波一样的笔，把平淡的事写得和心里的画面一模一样。
我曾经赋予自己左右过去的特权，就像是不断地拿起电话，然后不断地拨出一个个没有顺序的日期，去倾听电话另一端往事的发言。这是余华的牛逼的比喻。回忆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可以重新选择，可以将那些毫无关联的事情组合起来，从而获得了全新的过去。保存这些美好的时光，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回忆，不要逼它有意义。
对了，吾日三省吾身，要对自己的小资情绪有个批判。余华给在《在细雨中呼喊》有这样一句：回首往事或者怀念故乡，其实只是在现实里不知所措以后的故作镇静，即便有某种感情伴随着出现，也不过是装饰而已。
很不幸，他说的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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