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便捷,直饮水通到家。坐在阳台藤椅上,喝着茶,看阳光在窗玻璃上一点点衰老,从一个顽皮的孩童到神情淡漠的长者。
少年时挑水的情景,随着茶香浮现在眼前。
家住半山腰,挑水要到湖边。挑着水桶跌跌撞撞地下一个土坡,拐一个弯,是田埂,曲曲弯弯,迈过沟渠,跳过小小溪流,趟过茂密的野草,走过荷塘,就到了湖边。
湖水终年静如处子。湖边有一个木头台子,一头靠岸,用铁丝将它固定在木桩上,另一头伸到深水处,也固定在高高的木桩上。
夏天时,邻家叔叔从不上木台,挑着扁担,两手抓住木桶,光脚到深处,弯下腰,两手斜压木桶,然后直起身,挑起满满两桶水,淋淋漓漓地回家。
我父亲是乡村大夫,成年背着药箱,给村民送医送药,然后就被村民留住吃饭喝酒,常常半夜醉醺醺回来。母亲忙得脚不沾地,常常黑天回来才发现缸里没水,只好摸黑去挑水,于是我早早就分担起挑水的重担。
去挑水时,家里的小狗、小猪、小鸭子都排着队地跟在后面,走过田埂,跳过小沟,游过小小溪,趟过野草。小鸭子摇摇摆摆,小猪一路快乐地哼,哼,哼,小狗的小腿们不停地倒腾,像蚕在吃桑叶。
当我踏上木台,它们全都停下来,看着我,然后又屁颠屁颠地跟我回去。
我二十岁出头认识了一个朋友,当我向她分享这些时,她脸上显出不屑,令我一度怀疑自己的幼稚。
可今天,三十年后,我依然怀念这一切。这一切,像海市蜃楼般,常常出现在我记忆的天空。那个领着小狗、小猪、小鸭子去挑水的女孩,总是只留给我背影,两角小辫一颠一颠的,我不断地追赶,想要看见她红扑扑的脸,微笑地和她打招呼。
我的同桌瞿冬花常常穿过半个村子来帮我挑水,她姐妹五个,她排行老二,不漂亮,也不乖巧,不活泼,在课堂上总是木木的,一年级读了三年也无法升级。我们是复合班,我三年级时和她同桌,经常握住她的手,教她写字。
她个子高,力气大,挑起一担水,脚下生风,快而稳,一路不停地就到了家,脸色如常。
挑满水缸,我们坐在青石门槛上玩抓石子游戏——找五个大小差不多的圆形石子,不能太大,五个石子能一手握住;留一个石子在手里,将另四个抛在地上,将手中石子向上抛,抓地上的石子,然后接住落下的石子;游戏分四级,一级比一级增加点难度。
瞿冬花的手细长,游戏玩得熟,跟课堂上判若两人。她看见我输了之后露出不悦,赶紧说:“春花,我要是像你一样成绩好,我妈妈早就带我坐大轮船,回老家了。”
她妈妈老家是苏北,年轻时逃荒流落在这长江边的小山村,一直没有回去过。
我听了,脸上浮出了笑,欣然接受她的夸赞,对她有可能坐大轮船没有表示一丝的羡慕。唉,现在想来,那脸上的笑才真是幼稚。
今年春天回到家乡,向她姐姐打听她的近况,她淡淡地说:“她还在外面打工,儿子还没讨亲。”
也不知道她这半辈子被人夸赞过几回,她木木表情下的温厚是否被人善待。
那时我最盼望的是下雨,下大雨,连着下大雨。大雨如注,将屋顶的瓦片洗得干干净净,从屋檐落下的雨水就可以饮用,不用挑水了。
当我将木桶从厨房里提出来,偷偷地瞅瞅坐在大门边小竹椅上吸烟的父亲,父亲不作声就是默许——瓦片已经洗干净了,我高兴地跨过门槛,将桶迅速地放在房檐下,然后赶紧跳开,头上衣服上还是淋得透湿。桶满了,缸也满了,有点遗憾缸太小。雨水从房檐排下,哗哗地砸在地上,向四周横溢,漫天漫地。
上高中时,和朋友一起借住在学校附近的农户家里,朋友是农户奶奶的远亲。那年冬天,天气骤降,我和朋友抬着木桶,到村子的一口井里给农户挑水。
井口很大,没有井栏,井边的冰很滑,我们找好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站稳,将系绳的小水桶丢到井里,用力扯绳,让桶吃水,然后提绳,将桶拎上来,倒入大桶里。来回十多趟,终于将大水缸装满了。
农户家的儿媳妇是个瘸子,对婆婆留我们住宿很不满,但因为身体残疾,家庭地位低,并不敢表露意见,只是不理不睬,以冷脸示反感,但那一次她难得地露了笑脸:“幸亏你们把缸挑满了,今天井水上冻了。”
许多年过去了,在农家借宿一年的琐事都已想不起来,只有这一句话穿过岁月,留在记忆里。
天渐渐暗了,茶香也慢慢淡了,若有若无,有关挑水的情景却点点滴滴洇在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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